气势磅礴如滔滔江水喷涌而出，激情论辩如电闪雷鸣应接不暇。一腔热血执着于仁政流传千古，济世之说性善之论星耀山河流芳百世。

面对百姓，孟子比梁惠王更加真诚。梁惠王是一个好战之君，在群雄逐鹿的战国，他无法不把自己时刻放在战场上。在他的心中，能服役之人才是他真正需要的“民”。

梁惠王喜欢的是青壮年，因为他“好战”。青壮年需要移到粮食充足的地方，留在饥荒之地的只可能是老人和孩子。朱熹说：“移民以就食，移栗以给其老稚之不能移者。”由此可以看出，梁惠王心中装的只是适合作战的“民”，他保的也只是适合行军的壮“民”。显然，梁惠王心中“民”的范围是有限的，概念是模糊的，是“小民”“寡民”。

孟子心中的“民”要比梁惠王心中的“民”的范围广。孟子明确提出“五十者”“七十者”以及“黎民”等概念，具体而明确。在孟子心中，“民”涵盖了所有的老百姓，是“黎民”“全民”。正是因为二者对“民”的理解不一样，才有不同的行为主张。

老人和小孩是青壮年的牵挂，青壮年是老人、小孩的依靠。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如果需要青壮年服兵役，最起码应该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他们才肯在战场上为君王卖力、效忠。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可以发现孟子的“全民”思想才真正有利于国家的稳固与长治久安。

那个时代的百姓，很大程度上不会选择生活在梁惠王的统治之下。第一，“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栗于河内。河东凶亦然”，意味着人民生活不安定。第二，“王好战”，意味着社会动荡不安。第三，“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享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意味着国家不解困济贫，人民忧患不安。

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孟子对于大同社会的设想也极具诱惑力，对现代社会也很有参考意义。

首先，“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冷池，鱼鉴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遵循自然规梁律，保护资源，合理开发，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物质生产。它最解决了百姓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保证了百姓的生存权。

其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條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实际上是要不断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要让百姓也享受到富贵人家所能享受的“帛”和“肉”，这实际上就是身份平等权

再次，“谨序序之教，申之以孝涕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是说在保证物质的基础上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百姓的精神文明水平，这保证了百姓的受教育权。孟子的这些构想可以让百姓不仅活下去，而且还能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有品位。

而实现百姓的这一系列权利，也意味着国君王道的实现。“王道之始”的标志是“养生丧死无憾”，这意味着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都有归属感。“王道之成”的标志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意味着通过社会教育，百姓特别是们老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幸福指数增长了。

孟子虽然提出了“王道”的思想，但落脚点却是“民本”思想。只不过他是要借助“王道”达到“经世济民”的目的。“王道”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拥有天下，而在于有利于百姓。

孟子的论辩语言艺术也非常值得品味。孟子听了梁惠王的言论，了解到梁惠王的困惑与顾虑，明白了梁惠王的政治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梁惠王尽心于民的目的无外乎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各国君主是一样的。孟子同时还意识到在当时战乱频繁的时代，每个诸侯国都逃不出争霸角逐的格局。战争是当时君王一个不可回避的话详题，孟子自然也不能离开战争这个话题而言其他。拿战争打比方说事再妥当不过了，能激发梁惠王的兴趣。这是其一。其二，“战喻”可以直抵问题的实质。

从梁惠王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邻国也曾有“移民”政策。可见，当时诸侯各国基本上都采用相同的应对灾荒策略。因此可以更进一步看出，当时各个诸侯国都以武力争霸作为强国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诸侯王如果只认识到武力争夺这一点，要想战胜邻国基本上是无望的。这就需要谋求新的道路，那就是孟子的“王道”思想，因此要在“民”上下功夫。首先应该认识到“民”的丰富内涵，从而形成“民本”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先养民，再教民，从而构筑和谐的社会。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政论家的风采：在宣扬自己政治思想主张的过程中，步步深入，层层逼近，让人心悦诚服。

读《寡人之于国也》，我们读到了那颗博大仁爱的心，它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读《寡人之于国也》，我们读出“千年亚圣”孟子的思想精髓，他的凿凿言辞中浸染着“经世济民”的社会立场。我们读经典，我们感受到古圣人那穿越历史夜空的灵魂。他在人类的头顶盘旋，用犀利的目光逼视着后人向人性看齐，向道德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