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拿诗点缀生活照的人注意了，有些东西受文人墨客喜欢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它便宜。
用个木勺把酒舀出来，倾在你面前的酒碗里，你定睛一看，不由大叫：“这是什么？”
只见酒碗里的液体，呈浅绿色，不但浑浊不清，而且上面还浮着一层细白的像蚂蚁似的漂浮物。闻闻味道，略有酒味，但很可能也略有酸败味。客人你别这么皱眉捂鼻子的一脸嫌弃相，好吗？这种绿蚁酒，在唐朝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很有名，因为有诗坛大手笔给它打广告啊。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如果你觉得绿蚁酒的名字太生僻，那么这种酒另有一个大众化的名字，叫“浊酒”。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
因此，懂一些常识，才能更好地“诗与远方”。
酒
果酒
酒精是大自然的赐予，含糖分的水果只要经过酵母菌的分解作用就能生成酒精。唐·苏敬的《新修本草》说，作酒用曲，“而蒲桃、密等酒独不用曲。”不用曲的自然发酵之果酒在原始社会中已经出现。
粮食酒
晋·江统《酒诰》：“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几句话道出了曲的由来，有了曲，粮食酒遂正式问世。粮食酒不仅打破了自然发酵的果酒之季节性的限制，而且味道比原始的果酒更加醇厚。
至于葡萄酒，汉通西域后才传入我国。在唐代，葡萄酒已广为人知。这时凉州是葡萄酒的主要产区。王翰《凉州词》中开篇就说“葡萄美酒夜光杯”。
蒸馏酒
由于酒醪中酒精浓度达到20%以后，酵母菌就不再发酵，因此酿造酒的酒精含量一般在18%左右。但经过蒸馏提纯，酒精含量可达60%以上。蒸馏酒到元代才从西方传来，《本草纲目》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
我国的这种酒是用粮食酒醪蒸馏的，萃取了酿造粮食中那些可人的成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与用葡萄酒醪蒸馏的白兰地、用甘蔗酒醪蒸馏的朗姆酒的风味各殊。若干老窖中之芳香的窖泥，富含复杂的微生物群落，不是他处易得的。2005年，一块宜宾明代老窖的窖泥还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
茶
堪与酒相提并论的饮品是茶，我国的饮茶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西汉至六朝的粥茶法、唐至元代前期的末茶法和元代后期以来的散茶法。
西汉至六朝的粥茶法，煮茶和煮菜汤差不多，“用葱、姜、橘皮、薄荷等煮之百沸。”之后出现了较精致的末茶法，是指以茶饼碾成的末茶，而《茶经》中说：“碧粉缥尘非末也。”可见这时还不习惯用很细的茶末。
至晚唐时，兴起了一种在茶瓶中煮水，置茶末于茶盏，再持瓶向盏中注沸水冲茶的“点茶法”。随着点茶的普及，茶末愈来愈细，被宋人誉为“瑟瑟尘”（林逋）、“飞雪轻”（苏轼），和《茶经》中所称的细米状已大不相同。从而茶饼的制作也日益精工。仁宗时，蔡襄制成的“小龙团”，一斤值黄金二两。时称：“黄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徽宗时郑可闻更以“银丝水芽”制成“龙团胜雪”，每饼值四万钱，珍贵无比。
到了元代后期，饮散茶之风兴起。这时将茶芽或茶叶采下，晒干或焙干后，直接在壶或碗中沏着喝，一般不加香料，也不压饼、碾末。及至今天，无论大家喝的是绿茶、红茶、花茶或乌龙茶，已经统统属于散茶，遵循的也都是喝散茶的套路了。
糖
《礼记》提到甜食时，举出的只是“枣、栗、饴、密”。饴一般指现代说的麦芽糖。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到印度学习制糖法。学成后，色味逾西域远甚，从此中国开始制造红糖。白糖要到明代才有，《天工开物》说，利用“瓦溜与黏土水”的吸附性使糖浆脱色。
烟草
最早将烟草传入我国的是17世纪初年的福建水手，他们从菲律宾带回烟草的种子。嘉庆时，福建中部种烟的情况是：“以百里所产，常供数省之用。”这时我国出产的烟草已有不少品种，但它们还都是用日光晒制的晒烟。1890年纸烟传入后，适宜制造纸烟的烤烟也开始在我国栽种。
烟草中含有六十九种致癌物和二百多种有害物。吸烟不利于健康，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曾定居纽约的美术家陈丹青说，“我总被问到为什么回国，说句老实话，很简单：回国能抽烟。”中国控烟主任杨功焕说：“实际上就是有利益集团，会使它很难做。”所以，控归控，抽归抽；这两条平行线不知何时才能交叉起来，由前者把后者管住。
蔬菜
古人早就知道了蔬菜的重要性，饥馑中的“馑”就是指蔬菜歉收而言。但上古时代生活水平低，蔬菜的种类很少。《诗经》里提到了一百三十二种植物，其中只有二十余种用作蔬菜。而且不过是些浮萍、水草及白蒿之类，蔬菜之贫乏可以想见。
战国、秦、汉时，情况稍有改观，《素问》中说的“五菜”：葵、藿、薤、葱、韭。其中以葵为首，有的文献中甚至将葵尊为“百菜之主”。汉代的诗歌里描写菜园，有的劈头就是“青青园中葵”。然而1587年，《本草纲目》以“今人不复食之”为理由，把它列入草部，不再作为蔬菜看待。《素问》五菜中排在第二位的藿，也是先秦时重要的蔬菜。《战国策》说：“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羮。”可是它只不过是大豆苗的嫩叶，今天也很少拿它当菜吃了。
至于我国北方冬春季节的当家菜，供应时间长达五六个月的白菜。到了宋代方才培育成功，它不同于叶子松散的黑叶白菜之类，而是结实、肥大、高产、耐寒，并且滋味鲜美。白菜原名菘，苏轼用“白菘类羔豚，冒土出熊蹯”之句来赞美它，几乎把它当成有如熊掌一般的珍味了。
1593年，福建人陈振龙到吕宋（今菲律宾）经商，看到白薯，想把它带回祖国。但吕宋不准薯种出口，他于是“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一年后，福建遇到了大荒年，他的儿子向福建巡抚推荐白薯的许多好处，于是各县如法栽种，大有成效，渡过了灾荒。
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时达到六千万，然后直到明末还只有一亿人，可是到乾隆时就猛增到两亿，清末就是四万万同胞了；其中美洲传入的玉米、白薯等其他高产作物的作用不可低估。
1873年，中国大豆在维也纳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轰动一时。之后，大豆才在欧美各国大量种植。在我国的烹饪艺术中，由大豆发酵酿制的酱油是不可或缺的佐料之一。没有酱油，许多中国佳肴将难以烹调，用西餐的盐和白酱油是做不出地道的中国菜的口味来的。
水果
我国古代也重视果木栽培。像樱桃、桃、杏、梨、李、枣、栗、山楂、柿子等中原地区习见的果类，其栽培的历史一般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战国、秦、汉时，南方的果品也崭露头角。“后皇嘉树，橘来服兮。”战国大诗人屈原曾对橘树作出热情的讴歌，不过当时在北方要吃到橘子是不容易的。
而南方果树中之最负盛名的还推荔枝，它是我国特有的果树。韩城一带冬天太冷，荔枝树难以在露天成活。若干帝王（如西汉武帝、东汉和帝、唐明皇等）乃用驿马昼夜兼程于盛暑中将南方的荔枝果运来。
辽、宋、金时期传入的果类中，最重要的是西瓜。文天祥有咏西瓜的诗：“拔出金佩刀，切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欧洲苹果于1871年引入山东烟台，1905年引入辽东旅大。至今胶东和辽东半岛仍是我国主要的苹果产区。
主食
我国古代大多将谷物做成米饭，即所谓粒食。旅行时携带的则是晒干或炒干了的米饭，多盛在竹器里。食用时需和以水浆，水则装在瓦壶里。二者可统称为“箪食壶浆”。磨面制饼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常见。汉初刘邦将其父接到皇宫当太上皇，但这位老人“凄怆不乐”，因为他的爱好是与“屠贩少年，沽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所以嫌宫廷生活太冷清了。
汉、唐时将面食皆称为饼，烤制的叫炉饼或烧饼，加芝麻的叫胡饼，用水煮食的叫汤饼，蒸食的叫蒸饼或笼饼。蒸饼起初并不发酵；古代蒸制发酵的面食，须掌握酵母菌生化反应的特性才能做到。现代蒸制的发酵面食中最普通的是馒头。但馒头起初指的却是全然不同的一种东西。三国时诸葛亮征孟获，改革了当地以人头祭神的恶习，用面包着牛、羊、猪肉来代替，“后人由此为馒头”。馒头应为“蛮头”的谐音，有点像特别大的包子。馒头也有无馅的，为了使之区别，称有馅的为包子。
包子又和饺子为类，饺子出现得比包子早，但起初统称为混沌。将混沌做成半月形，则为饺子。谈到饺子，又不能不说说面条。面条起初就是上面提到的汤饼。宋以前的汤饼，实际上就是一种片儿汤，面不是用刀切，而是用手撕。制做时一只手托着和好的面，另一只手往锅里撕片。
切成细条的面叫索面，到北宋后期才流行开来。至元代，又将面条加工成挂面。《水浒全传》第四十五回记一位送礼者的话说：“无甚罕物相送，些少挂面，几包京枣。”可见此时挂面已不被视作“罕物”了。
做法
南北朝以前，烤和烹仍然是菜肴的主要做法。由于这时的食用油取自动物脂肪，温度稍降就会凝滞，所以不流行炒菜。即便是最油腻的食物，不过是将大米饭拌上肉酱再淋上脂油。直到4—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才有明确的反映。而炒菜的流行又使箸既筷子的用途进一步扩大。
在西汉前期，不用箸而用手不一定是十分丢脸的事。1651年奥地利宫廷仍然用手抓食，可以作为参照。然而吃炒菜时，要夹起油汪汪的滚烫的菜肴，不用箸是很不方便的。筷子的大普及延续至今。现代拿筷子吃饭的，除了中、日、韩、朝、越、新加坡的十六亿人以外，还有海外华人五千万，以及十六万家中餐馆；加在一起，每天在餐桌上大约会举起十七亿双筷子。中国筷子的影响面之大可以想见。
纺织
我国原产的麻，主要有三种：大麻、苎麻、苘麻。其中苘麻属于硬质纤维且耐水浸，多半拿来做“牛衣、雨衣”之类的，船上用的缆索、渔网也可用苘麻制做。苎麻是优良的纺织原料。它的纤维细长坚韧，平滑而有丝光，质轻拉力强，吸湿后容易起干又易散热，且染色容易褪色困难。它是我国的特产，欧洲人称苎麻为“China grass”。
但我国古代普遍种植的麻还推大麻。大麻织物叫布，上述苎麻织物叫纻，平纹丝织物则叫帛。古代管老百姓叫“布衣”，可见他们穿的多为大麻布。西方古代最常用的麻类是亚麻，埃及人穿的就是亚麻。我国则到了清代才有亚麻。
1289年，元政府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各地设木棉提举司，每年征收棉布十万匹，产量已相当可观了。只是当时纺棉的技术还没有跟上去。明代出现了“太仓式搅车”，使用它，一人一日可出花三十多斤。松江地区遂发展成全国棉织业的中心，以致形成了“吾松以棉布衣被天下”的盛况。
穿着
有人认为唐代妇女着男装“是女权意识的某种觉醒，也是对传统男权社会的一种挑战”。但这种论点在考古资料中得不到支持。安史之乱后，这类装饰较少见，传统式样的裙衫却日趋肥大。对唐代妇女来说，着男装带来的只是便捷，并不意味着雍容华贵。“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的这句词才道出了她们的追求与向往。
宋代服装大体沿袭唐制。在《清明上河图》中，各色人物的服装颇不一致，有戴纱幞着袍的官员，有戴头巾的儒生，也有穿短衣的劳动者，而且劳动者的服装彼此也有所不同，可能就是《东京梦华录》说的：“其士农工商、诸行百业，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的情况的反映了。
宋代妇女也穿裙和衫，裙较唐代窄，有的有细褶，“多如眉皱”。特别是宋代出现了缠足的陋习，更使得她们显得纤弱。最先出面歌颂缠足的大牌人物就是苏东坡。他说：“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追随苏东坡的秦少游有“脚上鞋儿四寸罗”、黄山谷有“从伊便窄袜弓鞋”之句。
南宋时，缠足在贵族妇女中已相当普遍。萧照《中兴祯应图》中的妇女，都是一副怯生生的姿态，其身心已明显地受到缠足的戕害。这帮“苏门学士”，欠下了从北宋末到民初之汉族妇女一笔还不清的债。
明代妇女的衣裙虽与宋元相近，但内衣常有小高领子，在颈部结以纽扣。外衣较长，绣领下部互相掩合之处有的缀以金银或玉制的领坠。衣外再加云肩、比甲（无袖之长背心）。裙则有马面裙、百褶裙等。
满清入关以前，服装以“红帽箭衣”为特点，与明朝之“方巾大袖”（士人）、“纱帽圆领”（官员）有显著区别。入关之初，曾一度允许汉人仍着明装。顺治二年攻克南京后，令“官民俱依满洲服饰，不许用汉制衣冠”。甚至说：“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这一规定对汉族人民在心理上引起的冲击很大，各地均发生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当时有“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老从少不从，倡从优不从”之谚语，所以清初汉女仍着明装，上身穿衫、袄，下身束裙。清代后期则易裙为裤；而且在袖口、裤脚等处重复地镶边，名“滚镶”，甚至有“衣身居十之六，镶条居十之四”者。
清代满族妇女着旗装，她们不缠足，不束裙，皆穿旗袍。或外加坎肩。乾隆之后，满族妇女开始穿高底鞋，即在鞋底当中装木跟，高约四五寸，上宽下圆，名“花盆底”。咸丰以后她们发前会戴花朵，并在侧面垂流苏：一侧垂红色流苏的为已婚，垂黑紫色的为丧偶，两侧皆垂红穗子的为未婚少女。
辛亥革命以后，长袍马褂虽继续存在，但中山装、学生装、西装等日益流行；妇女穿的旗袍也在与清代的式样拉开距离。我国服装逐渐与世界主流风尚趋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有次和一位年青同学闲聊，他说，我看古代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四大发明不就是放了个炮仗造了张纸吗？听到这话不禁心底一震。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五千年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本国情；本应成为常识，本宜家喻户晓。——孙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