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起女性，会想到什么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也就是遥不可溯的远古时代，生产资料以及生产工具的极度匮乏，形成早期的共产制家户经济，这意味着妇女在家内的统治地位，正如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一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

但是随着牲畜繁殖、金属加工、纺织以及农业上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且转归家庭私有并迅速增加；尤为重要的是，家庭分工中，丈夫负责获得食物以及必需的劳动工具，也就意味着取得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并且随着财富的积累和迅速增加，丈夫的地位更加重要；另一方面，氏族逐渐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于是，母权制被彻底推翻，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失败。丈夫在家中取得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工具。

进入文明社会，家庭形式发展为专偶制，当然。这仅仅是女人的专偶制，男人仍享有多妻制的特权，也就是变成父权社会。随后未经几个世纪，在中华大地上，这一父权社会变发展到它的完美形式，一个皇权、族权、父权合一的中央等级社会。在中国形成的宗法制度、连同其以天子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以儒家为主导的社会伦理纲常以政治、经济和伦理价值方面的强制手段将妇女压入底层。这些手段包括了以性别为标准的社会分工和权力的分配，也包括通过宗族的结构和纪律、婚姻的形式和目的以及严明的社会性别规范对女性实施的各种人身强制性措施。而后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

封建社会中，“男耕女织”成为典范的家庭生活方式，男性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暗示了男性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以及女性在其中的附属或者辅助角色。封建社会的家庭本身不仅仅是社会分工结合的社会生产工具，也不仅仅是社会繁衍扩大的单位，它的内在更是一种统治单位，父系统治秩序借此牢牢控制女性。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便是她生存处境的写照，在经济上妇女依靠于丈夫，在心理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也就是在经济于人格两个方面排除了妇女对于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同时，父系社会通过对女性的贞操品德以及举手投足进行极其细致的礼法规定，将女性牢牢控制，并将其仅仅限制于家庭之内，家庭生活便是她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女性又无法完全排除社会之外，她存在，父与子才能存在，家庭与氏族便将女性原来“异己”的身份巧然的转化为妻子、母亲以及妇人等职能性角色，甚至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只有在家庭里，她才能以这些职能角色而存在，她才是女、母、媳等，而非她自身。

在传统的叙事文本中，我们有太多记录妇女的故事，《孔雀东南飞》焦仲卿之死，虞美人的临辱自刎，西厢记的崔莺莺，但这些女性形象无不处于男性话语定义的女性框架中，并通过嫁人的嫁人，合葬的合葬，明节的明节，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来宣扬以男性规定的女性品德的高尚与崇高，通过《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女四书和三纲五常宗法礼法的教育，使得女性进入统治秩序被奴役变为一种理想或者幸福，由对女性的剥夺变成赐予，排斥变为接纳，从此在封建社会的女性，自发的进入被统治的秩序。那么，在我们的历史文本中，女性就只有两种出路——花木兰的两种出路，要么，就披挂上阵，杀敌建功，成为男性化的女性，杨门女将便是典型代表，甚至出现唯一的女帝王武则天；要么就成为他人妻，穿我就是裙，着我旧时衣，成为崔莺莺、霍小玉以及焦仲卿妻。那么在男性规定的两条路之外的女性，就被隐形，被消音，被无身份。正所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封建父系社会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了对女性的隐形奴役，实现统治正义。

被压抑了两千多年的女性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曙光，“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将压抑妇女的文化打入尘埃，女性这一群体也逐渐开始浮出地表，“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吸引一大批女儿开始走出家庭，争取自由，父系秩序得到了彻底的动摇。再到新中国的建立，妇女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妇女在新中国的法律保护下变成自己，变成法定的主人。但是，中国妇女从此就没有问题了吗？我想不是的，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中，其一开始就不是自觉地自大的解放运动，妇女平等问题由先觉者提出，而后在新中国的法律下规定其平等地位，也就是说，妇女的解放始终是被承认，被断定的，我们仍无法衡量，今日的妇女，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自主与自由，享有尊重与平等。需要警惕的是，现在所谓的妇女解放，女性权利平等，究竟是一个庞大群体的真实而本质的解放，还是在消费主义结构下形成的新的受益者格局，即重构非受益者步骤之一。那些富有的，年轻的，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女性，无不成为媒体伸张女性权利的对象，而年老的，贫穷的，在消费主义框架中看似“无用的”女性，在话语中仍然隐形，得不到其相应的平等与尊重。谁有价值(消费的价值)，就服务谁，谁没有价值，谁就被不可见。

从某种意义上讲，父系社会的建立正是源自一场性别文明之战，对于它曾经的败手—母系社会，控制、奴役和压抑女性成为父系社会的内在的结构性特点，它的礼法以及价值伦理体系对这曾经的敌手进行严防死守，并被放置在父系统治秩序中一个最保险的角落。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样的统治结构中，男性社会仅仅是保留女性的称谓，女性的身份特征由男性来定义，这样，女性自身被“抹杀”了，她的真正存在也在各种各样的阐释中永远封闭在了视觉盲区。对于已经形成的父系社会统治结构中，它在建立之初便宣扬了自己的天然合理性，并以礼法从自己神圣的统治光环中抹杀了“奴役他性”的事实，使得对女性的奴役变得“不可见”，甚至使得“奴役”异化为“合理且被歌颂”的事实。也借助这一点，男性社会成功的掩饰了自己的统治本质，成为了天经地义的存在，以及天经地义的对女性的压抑。那么，对于女性故事的重新讲述，对于女性被奴役历史的发露，将不仅仅揭示女性自身被压抑的真实，更是在揭示曾经社会的统治真理，即通过层层抹杀隐去自身的统治秘密，使得奴役隐形，从而获得统治的正义。由此可见，女性故事的讲述也将不仅仅只关乎女性，它关乎着所有人的未来，它将揭示着民族记忆的空白、边缘、潜台词与自我欺骗，并天然地具有反神话、颠覆已有意识形态大厦的潜能。

不成为男性的女性，亦不成为男性化女性，要做女性的女性，尝试建立独属于女性的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性身份，无论是年轻的或者年老的，贫穷或者富有的女性都能同等地享有这个身份带来的尊重与权利——我是女性，你应尊重我。

由女性，到普遍且广泛的人，仅仅是因为我作为人本身，理所应当的应该得到尊重，即我是人，你应尊重我，与财富，与地位，皆无关。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