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讲一讲 那位大佬提出这个观点的历史背景吧，前面铺垫介绍略微冗长，可直接跳到最后的结论部分。

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代表党中央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他在同天津资本家座谈时，曾说过“剥削有功”的话。

而且，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1949年4月、5月天津讲话，8月在东北局会议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还说：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必然有深层次的利益驱使他说出这么反智的话，下面对其进行剖析：

在革命的过程中，党的队伍逐渐分化为军事系统、政工系统和城市地下党这三大块。尤其是在 1949 年夺取了全国政权的时候，这三大系统的分野已经非常明确了。这是以往世界上任何一支革命力量就不曾同时拥有的。

一、军事系统的干部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就其工作内容而言，其更多地倾向于军事指挥方面。而政工系统的干部，他们更倾向于政治动员方面。军事干部之中，除了那种纯粹的“老子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的人之外，更多人所怀的理想是非常简单朴素的。一般来说是一种简单化的“均贫富”的理想，即使对理论有兴趣的也可能会把“共产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联系起来——事实上这倒是一个宣传的好方法而且用了很多年，因此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执行毛泽东所要求的“说服教育”或政治动员的工作能力很低，即热情有余但能力不足。他们并不擅长思想政治工作，这需要上面派来的政委来做。他们更加中意延安模式，对按部就班，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有很大的反感，这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

其二，就其性质而言，中共的革命军队从来就不是一支职业化的军队，就如毛泽东所说，它还是生产队，还是宣传队。这同时带来的后果是，军事干部的在根据地管理中形成的“多面手”角色使他们是社会上一支非常强大的独立的利益力量。而且他们与枪杆子之间紧密的联系，使得军队始终无法独立于政治较量之外。这对共和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建国后的工业化进程中的时代背景下，军事干部与政工干部之间的一些矛盾就暴露了出来，尤其是作为强势力量却不能在技术领域发挥更多作用，反而作为“老粗”受到政工干部、留用的国民党公务员的排挤和嘲笑，不仅如此，建国以后为了反对“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再加上曾处于弱势的政工干部和地下党干部在权力分配中一度占了优势，力量最强的军事干部反而都遭到了刻意的忽视，在政工干部的掌控之下，甚至一些老军人的功勋问题无法得到落实，还有一些人生活艰难。电影《集结号》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武汉的“老红军”们成了造反派的一支生力军，也是这些革命英雄们之前备受轻视的结果。

二、党中的另一股力量就是政工干部了。

他们与军事系统的干部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简单来说就是指挥员与政委之间的差别。虽然在战争年代他们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和平友好关系，但是当他们进入城市之后，与现实中的利益沾上边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观点和价值观分歧就会暴露了出来。

首先，政工干部不少出身城市，一些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随着中共的活动范围从城市转向农村，他们也开始在农村组织工作；另一些人则是抗战时期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和相应的训练后形成。尽管大多是低级知识分子，但他们整体素质在革命队伍中是较高的，更加擅长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管理能力较强。尤其是在根据地的管理和经济发展中更加积累了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委员这样的角色，这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横跨了军队和官僚两个系统，这使得双方都可以接受，因此经常能够坐上领导人之位。苏联的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是如此。当然在政权初建之时，往往也只有同样有卓越战功的政委，如斯大林而不是只会在案头后面舞文弄墨的政工干部可能被各方接受。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是邓小平而不是陈云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第二，他们的理论水平是相对较高的，最起码不会把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相混淆。但是理论水平高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平等待人，相反，有时候素质和能力的高反而会使一些人的精英意识较重，对日常中的不平等甚至特权现象习以为常。在战争年代他们的这一观念可能被埋没，但进城之后随着专业技术领域的工作和等级森严、科层管理的官僚制度的推行，他们的知识优势发挥了出来，他们对所谓特权，官僚作风和按部就班刻板的工作习惯也往往并不看成是什么大事。他们对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逐渐扩大也不是很在意。尽管他们虽然更加有说服教育别人的能力，但是手中有权的他们有时候更讲求“效率”，也就是用行政命令去强制推动，也就是所谓用强制命令去“包办替代”群众的自发组织。

第三，在建国以后并不是所有的军事系统干部都被排挤，相反，在一些普通军人和低级军官受到打压的同时，许多人由于战功坐上了高位。而这些政工干部只能和被接收的国民党公务员，资本家，地下党系统的干部一道，接受这些不懂技术——但未必不懂管理的“老粗”颐指气使。这就产生了很特殊的情况，首先是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在党内的力量对比与在工业化建设中实际发挥的作用不很一致，使得双方摩擦不断，成为建国前 30 年政治斗争的一条主线。

为了使自己的力量能够与自己的社会作用相吻合，政工干部开始谋求“统一战线”，和地下党干部、前国民党公务员、资本家、传统知识分子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因为即使把地下党和政工干部全部加起来，也不够管理复杂的城市。因此，解放以后留用了大量的国民党公务员（有 300 万之多）、资本家、企业技术工人，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绝大多数不是出身于工农家庭，并给予了他们不错的待遇。这种政工干部主导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剧了与军队干部之间的摩擦。

三、当然还有三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即地下党。

对于地下党来说他们对于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不言而喻，但是上述两股力量相比还是要弱一些。他们在特点上与政工干部大同小异，“异”之处也在于他们长期处在城市，更习惯于官僚化运作，精英意识和等级意识更强，更加强调效率而不是平等。而且，他们与军队系统几乎缺乏联系，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军队的时候更加底气不足，根基不厚，矛盾更深。因为在敌后工作也经常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他们也会比政工干部更加追求与传统精英，如传统官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搞好关系，直至逐渐合流，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把政工干部、地下党和留用的国民党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的资本家、出身原来统治阶级的大学生合称为党政文官系统（也就是社会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的联合体）。

该大佬一开始搞城市工作和地下党工作，后来短暂地成为政工干部，并在 40 年代的延安整风中迅速崛起超越他人成为了中共的领袖人物。他在中共七大上热烈赞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使人印象深刻，在毛泽东成为“中共在解放区正确路线线的代表” 的同时他成为了“中共在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党内很难得到普遍支持。因为几乎没有任何战功，在军队里很难赢得支持者，而这对于一个准军事化的组织的领袖来说是致命的。而且他也不是十分擅长农村工作——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很难说与他完全无关。这对于在中共七大上成为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的他来说就很麻烦。

因此，其在建国以后在将自己的老部下们授以高位的同时，主动向老精英们（国民党公务员、知识分子、资本家）示好。

因此，就在这个背景下，他提出诸如“剥削有功”论：“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

又比如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倾向于能够给予精英阶层以更好待遇和特权，而不是要求大家平等承担积累成本的“社会主义”

种种目的都是为了努力促成地下党系统，政工系统与传统精英的合流。但这也激化了与军队工农干部的矛盾。 社会力量处于强势的军队干部在建国以后被边缘化，社会力量处于弱势的政工地下党干部却掌握了大权，这是建国后 30 年政局不稳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