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所謂違反法律或傷害他人來訪者（例如：家庭暴力、性侵害的加害人）的對話工作，相較於一般大眾的心理諮詢工作，會是件挑戰與不容易的過程。首先，在諮詢倫理議題上，諮詢師往往會被規範如果來訪者（加害人）在諮詢過程中提到有『傷害自己』與『傷害他人』的可能行動時，需要通報諮詢機構或相關單位。因此，在簽署保密與諮詢同意書時，諮詢師需要讓來訪者（加害人）清楚了解，保密協議是有其例外和限制的。這過程也是讓諮詢師和來訪者共同建構一個合適的對話空間，諮詢師和來訪者（加害人）也比較可以承擔各自應負起的責任。

以下簡單討論幾個易面臨的挑戰：

『性別的差異』：諮詢師的『性別』在家暴、性侵害議題上，因為多數受害人性別多為女性，對於女性諮詢師會是不容易面對的挑戰。然而，除了挑戰之外，女性諮詢師在諮詢歷程中，可以提供男性加害人對於女性（不同性別）的聲音與感受，帶來更多元理解自己（加害人）、理解他人（受害人）的可能。

『多重角色衝突』：我們究竟是諮詢師？還是司法調查人員？因為家暴、性侵害議題涉及範圍較大，除了當事人外，還包括其家人、受害人、諮詢機構、督導、司法單位等等。當然，諮詢師自己、伴侶、家人也可能受到影響（正、負向影響）。因此，許多角色、身份、關係等，很容易參雜與影響諮詢歷程的進行。

『單打獨鬥的挑戰』：因為此議題涉及範圍較大，以及未來有可能會涉及司法訴訟程序的進行。當諮詢師可以有工作夥伴的對話、團隊的支持，以及機構督導的陪伴與協助會是重要的，減少專業的耗竭與孤單感受。

『個案記錄與錄音檔案的設置』：一般的諮詢機構多會要求諮詢師在每次諮詢結束後完成所謂『書面諮詢紀錄』，更有的諮詢機構或諮詢師個人會在諮詢進行中錄音或錄影。當涉及司法訴訟時，一般而言法院可以透過法定程序傳喚諮詢師作為所謂『專家證人』，或者要求諮詢機構或諮詢師個人提供每次諮詢的『書面諮詢紀錄』或『錄音、錄影檔案』，協助法院調查。因此，對於這些書面或影音資料，在提筆書寫的當下，可能會需要思考，未來如果來訪者（加害人）自己本身要求，或者司法機構透過法定程序拿到這些文件作為呈堂證供，或者在訴訟過程中將內容呈現給加害人或受害人時，我們想要呈現與傳達的內容是什麼？

心理諮詢工作，不可否認的，身為諮詢師的我們要全心全意、盡我們所能、所學陪伴那位坐在我們面前的當事人，聆聽他們不容易的生命故事，一起成長、一起演化、一起面對身為『人』的不容易。但是，我們也無法忽視的是：當一位當事人（加害者）坐在我們面前時，她/他的身後就也會有一位或者多位『受害者』也存在那裏。

所以，當我們陪伴一位『加害者』的同時，就有一位或多位『受害人』會如影隨形的存在，並且『受害人』不一定有機會獲得資源或協助。因此，在所謂『加害人』的心理工作上，我的個人偏見（或重要信念？）是：『加害人的諮詢工作，不僅是單單服務和協助加害人而已，陪伴加害人的心理工作，除了協助加害人之外，還有那些沒有機會進到諮詢室，但卻存在的受害人，而他/她也是我們要思考、放在心裡、納入諮詢工作的』。

因此，這個脈絡下，心理工作者不會只單單陪伴『加害人』去整理自己過去未被善待、未被理解、未被探索的生命歷程，或是只協助他們未來可以朝向期待、渴望的人生等等，就結束我們的心理工作。（我的偏見）諮詢目標是要將這些『加害人』體會到自己的力量、有價值的部分，在未來有機會時，去協助『加害人』可以帶著不同（較好或較合適）的自我認同（用敘事取向的語言），來去重新面對與檢視『受害人』被傷害的歷程和深層感受，這也是一種『遷移』的概念。

並且，透過這樣的諮詢歷程與『遷移』，協助『加害人』更多更深理解自己、療癒自己，帶著較好的自己，去面對傷害他人的內疚、責難與不安，有機會可以去同理受害人的創傷和感受，並且進而產出可能的行動方案，思考如何去彌補、修復、去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

一個我個人主觀的相信是：『人們很難在不理解自己的狀態下，就很快地要去理解、去同理他人，如此也不容易去負起自己應負起的責任』。如果可以透過理解『人』的方式（非批判、標籤），陪伴『加害人』先去看見身為『人』，我們都是多元存在、有著不同樣貌的觀點。協助『加害人』看到自己除了有著所謂『不正常』、『罪行』、『傷害』等負面行為之外，還有其他不容易、有價值的地方。這個過程可能有機會讓被標籤『十惡不赦』、『無可救藥』、『禽獸不如』的『加害人』角色，可以逐漸回到到在身為『人』的歷程：我們都會犯錯，但也有做得不錯的地方，會傷害人，但也會（曾）被傷害，也可望有機會去愛人與好好被愛。這過程，將有可能會幫忙『加害人』有機會『願意』和『主動』去面對（不是被強迫要認錯、要去改變的），和負起對於『受害人』的傷害。如此，所謂的『為自己行為負責』這件事，會比較有機會出現。

在陪伴『加害人』的工作裡，如果可以將『加害人』與『受害人』兩者都放在心上，並且有機會在諮詢歷程中放在桌面上完整呈現與對話，也會幫忙我們作為心理工作者，在面對所謂『公平正義』與『深度陪伴當事人』等等諮詢師重要價值的衝突，不需相互排擠或只能二選一，也較可能找到擺放這兩個（或多個）重要價值的適合位置，並且和來訪者共同創造適合的對話空間。

＊文中僅以『加害人』、『被害人』等名詞簡略來區別家暴、性侵害事件中傷害與被傷害的角色。

＊文中簡述的諮詢歷程，受限於我個人主觀的偏見，以及文字表達的侷限，和來訪者的多元樣貌，請讀者斟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