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题记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乡愁，它具有独特的年代意义——1949年百万大陆军民到台湾。

那时候的他们，有些以为只是避居一时，有些以为可以从头再来，只是不曾想，这一走就是与家人、祖国的“生别”；虽然只是隔着海峡，但那朦胧的彼岸似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

在作家白先勇的《台北人》里，14个短篇故事的主人公们，就是那个大时代背景下颠沛流离的人物。但无论哪种身份层次，他们都不是正宗的台北人，都有不一样的乡愁。

而白先生能把他们的乡愁刻画得入木三分，这得益于他身为官二代的背景和同理心。

他从小见识过旧官僚们的奢侈生活，从权倾一时到一败涂地；以及那些被迫到台湾与家人分离的下层人物，他们的思乡情和痛苦挣扎都交织在白先生眼前，这一切深深地影响了他，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风格。

所以当白先生留美学习、定居国外，人生一大段时光都在异国他乡度过时，他也成为思乡的一分子。

但他骨子里的“乡愁”不仅是对家的思念，更有对民族和祖国的怀念，于是他把所有感悟和见闻都化作文字，写成故事。

《台北人》中少有“乡愁”的二字，却无处不透着对家与亲人的思念和回忆。在白先生生动的笔下，那些故事里的角色，都活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生；尤其对人物的细致刻画，从五官到衣着，从言行举止到身份职业，无不真实贴切，真情流露。

在众多小故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岁除”、“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和“花桥荣记”中，3个男人所表现出不同的乡愁，那是寻常百姓的乡愁，是困窘生活无法解除的乡愁。

《岁除》赖鸣升

赖鸣升是个退伍军人，而且是个已在台北生活几十年的四川人。

“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罢咧。”

全文里，这是最明确地表达出赖鸣升乡愁的一笔；俗话说“男子汉流血不流泪”，他骨子里的坚忍只能在岁月中沉默，化作一句简单又深沉的感慨。

文中写到，他的声音还带着“浓浊的川腔”，可见多年来他虽身居台北却始终乡音不改。白先生用“浓浊”这个生动形容词，让我们能透过文字来“认识”这个真实的赖鸣升：浓浊不仅说明他的口音重，更突显他声音的苍老感和浑浊有力的气魄；不仅反映出他已年纪渐长的一面，更体现出军人的铁汉血性深根在他身上。

不管岁月已在他脸上留下苍斑，皱纹如小沙丘一圈圈堆叠着，这些丝毫不影响他始终是个大气豪爽的男人。

就连被女人骗婚和卷走所有退役金的事，他也是骂过就算，还能自嘲地告诉别人，丝毫不在意会不会被取笑，有种“散尽千金还复来”的潇洒豪迈姿态。

生活的困窘压不倒他，但思乡之情却能被回忆轻易勾起。

就如他到刘营长家中与他们一家人过年，大概就是老乡情结吧。听刘营长说一口正宗的四川话，刘太太做得一手地道的四川菜，只可惜，那道“蚂蚁上树”他似乎一口也没吃。这大概是白先生故意的一笔：思乡情怯，以至于喜欢却又害怕吃到家乡味道的菜。

好比他一边喝着台湾的金门高粱，嘴上心上还对贵州的茅台念念不忘；喝得起劲时，说着他在大陆时那些或光辉或倒霉的事，就不由自主地骂咧着“龟儿子”、“妈那个巴子的”那些四川方言。

如何能不思乡呢？乡愁已经融入他的身心和骨髓里了。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王雄

王雄本是在湖南乡下种田的，但18岁时被抓去从军打战，如今自己终于从行伍里退出，人却已远在台北，与家乡隔着千山万水。

在金门岛上用望远镜，能看到大陆那边的人在走动。

“隔得那样近吗？”他吃惊地望着我，不肯置信的样子。

“怎么不呢？”我答道，“那边时常还有饿死的尸首漂过来呢。”

“那边时常还有饿死的尸首漂过来呢。”我说。

“他们是过来找亲人的。”王雄说道。

白先生用最简单质朴的话语，就把佣人王雄的乡愁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愚昧傻气却无比真诚，对隔着海峡的另一边，始终充满回家的希望和渴望。只可惜，他对这片海有多少希望，最后就有多少绝望——因为他的生命将终止在这片海里。

他的乡愁比赖鸣升好些，因为他有可以寄托的人，雇主的女儿——丽儿。

丽儿与他远在老家的童养媳一般年纪，所以王雄把对她的思念转移到丽儿身上，不管丽儿多么娇纵无礼，他始终无比包容。

他可以四肢跪地作马，让丽儿骑在背上玩得尽兴，也可以为她种杜鹃花、养金鱼，接送她上下学，还能忍受她的侮辱后依然赔笑脸。他对丽儿的千依百顺不仅是对“妹妹”般的照顾，更隐含一份不可言说的男女之情，但丽儿因为太小所以不懂，而他则因为太傻也分辨不清。

“王雄总是想出百般的花样，来讨丽儿的欢心。”

然而他付出的姿态过于卑微傻气，目中无人的丽儿只会视为理所当然，对他毫不在乎，甚至嘲笑地对他说出“You are a dog.”（你是一只狗）这样的话；至始至终，丽儿只把他当玩伴、玩物。

他或许傻气又没文化，但被嫌弃厌恶的话语和脸色，他还是能分辨的；所以当丽儿亲口骂他是“大猩猩”时，早已精神受创的他更无地自容，以至于他为丽儿精心挑选的金鱼死后，乡愁无处可放的他，心底那最后一根稻草也就随之被压垮。

他的思乡情被丽儿的鄙夷和不屑掐断，让他越来越羞惭和绝望；所以他最后到了海边，或许不是为了寻死，或许只想游到对岸去，游回家去……

《花桥荣记》卢先生

卢先生是桂林人，在台北的日子里当国文先生，三十五六的年岁，模样好但气色不足，身材高而清瘦，有点佝偻的背大概是被生活压弯的，否则头发怎么就先花白了呢？

“我攒了十五年——”他歇了半晌，嘿嘿冷笑了一声，喃喃自语地说道。他的头一点一点，一头花白的头发乱蓬蓬。

卢先生乡愁是混着心酸、寂寞和血泪的。

他的经历与王雄有类似之处——记挂已定亲的未婚妻，所以吃苦耐劳的他一心攒钱回家去。他年年养鸡卖鸡，为了鸡的卖相好，自己省吃俭用却把鸡喂得肥美。任凭生活充满波折磨难，他一直心存善意，对学生、邻居都十分友好，所以别人对他也十分敬重。

甚至，同为老乡的老板娘想让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只可惜明明有机会让自己过得幸福，可以有个崭新的开始，但执着的卢先生还是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尽管不知彼岸的未婚妻是否也一样惦记自己，漫长的十五年里她是否已另嫁他人？但卢先生在攒钱的过程中是不去思考的，因为这不仅是他的希望，更是他坚持下去的唯一精神寄托。

然而，他十五年的节衣缩食只换来贪财表哥的欺骗，不仅失了钱财还断了回家的希望；他愤怒却无能为力，只能把满身的戾气化为活下去的余力。

于是他被逼变成一头恶狼，凶恶狂暴地撕咬身边的人，放弃自己的信念、坚持，愤世嫉俗得一发不可收拾，犹如行尸走肉。

然而发泄过后，他什么也无法挽回——无法与未婚妻重聚，更无法回家。

“卢先生和我擦肩而过，把头一扭，装着不认识，跟在那个台湾婆的屁股后头便走了。”

在心灰意冷下，卢先生对自己的人生就得过且过了。他或许是想找个心灵寄托，或许是想自我放逐，所以他随意和一个粗鄙庸俗的“台湾婆”一起搭伙过日子，不再自尊自爱，只有戾气依旧。

最后，愤怒绝望的卢先生只剩下一副会喘息的骷髅皮囊，不再有生机，猝死在批改作业的案桌前。

对他而言，死去或许才是解脱：乡愁的滋味太苦，乡愁的重量太沉。

《台北人》里的乡愁大多是含蓄、无助的，我们只能在字里行间窥见一丝丝情义，读懂一丝丝深沉的期盼。

赖鸣升似乎没因思乡而流过泪，但酒量不佳的他喝得有多猛，内心的泪和牵挂就有多重。

王雄不顾尊严地在丽儿身上寻求思乡的寄托，但没被善待的他最后变成一只“受伤的野兽”，他无法诉苦，只能呜咽咆哮。

卢先生本是教书育人的谦谦君子，满腔思乡情却成为亲人牟利的捷径，无法追究回来的希望变成绝望。

这就是白先生为他们代笔诉说的思乡情：乡愁如数不清的沙，那回忆就如波动的海，沙落到海里，只有日复日地沉没、堆积；谁也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自己知道压在心头的沙有多沉甸甸。

我们期愿不再有这样隔海而望的乡愁，不再有这样隔岸相望的生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