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这不长不短的人生里，竟然已经去住过三次安定医院。
第一次住院，在20岁，大学二年级。离开父母太久，自己一个人实在无法支撑下去，因学习焦虑、经济困难、感情受挫等各种原因，无法入睡，遽患抑郁症。那时候，我已经数次爬上思源楼的10层，看着窗口想一跃而下。只是因为当时生活自理已经很困难，很久没去洗澡，不想被人发现死后身体很脏，这才没跳下去。
彼时我曾经给亲人写信，透露厌世自绝的情绪，引起他们的焦急与担忧。那时候我们对抑郁症完全不了解。现在，又经历过两次病情反复，不但我自己，我的亲人们都已处变不惊了。
第一次病情的康复得益于九哥的帮助，他帮忙办理了到北京安定医院的手续，又帮父亲解决了探视的路费。那次我住院4个月左右，休学后在家大半年，康复情形很好，一直都没有复发。直到儿子的出生。
第二次住院，我儿子出生不久的时候。因为睡眠得不到保护，加上激素变化的复杂性，产后抑郁症找上了我，我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这时候父亲已经去世，我也已经结婚多年。所以我的监护人是我的丈夫无双。尽管我和我的父亲都郑重地告诉过无双我得过抑郁症，我这次双相障碍的发作还是令他心痛和震惊，跑到医院咨询并征求了亲人的意见后又把我送进北京安定医院。约1个月后出院。
这次出院后，我转入抑郁方向，有很长一段时间郁郁寡欢，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因为不想面对工作压力，就辞了职。
第三次住院，是两年之前。2017年8月17号，早上，我可能真的以为自己是《聊斋》里的女鬼，带着儿子的滑板车，在小区里乱转，我记得一个清醒的镜头是在锻炼的滑梯处，妹妹拉着我，问我为什么跑，还问我的鞋子在哪儿。其实，前一天妈妈和妹妹来津后不久我就开始遗忘，失忆，失去自知力。于是，我第三次进入了安定医院，这次是在天津。
第三次和第二次发作之间的间隔是比较短的。加上转院的原因，医生坚持让我住院较长的时间。这次住了大概2个月零1周。
天津安定医院的病区，就是一个小环境，很多人住在那里一住很多年，已经不再考虑出院，甚至，家人也不再打算接他们出院了。有的根本就是遗弃。还有些病人自己也不知自己是什么病，就安安心心地住在病房里，帮医院做着摆饭、管理洗发水等义务工作，不再打算重回社会。但我也会从病房的窗户看到很多到医院探视的人，有的甚至带着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大多数人是热切地爱着自己的亲人，无论他是健康，还是患病。
有时候我会纠结于无双的决定，幻想也许不住院也能自行康复，就希望不住院。因为住进去容易，出来相对很难。我对无双说：我们解除了婚姻关系的话，就会解除你对我的监护责任。我在发病的时候是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放了我吧。无双当然不会同意，他听了这话反倒认为我的病情更加严重了，必须得住院，不住院，那是不可能的。
好吧，这是一个悖论。一个精神病患者，无法证明自己是不是在发病，就像你无法证明你就是你自己。
在天津住院期间，我认识了一个病友，她的病情其实已经很稳定了，但是她的第一监护人也就是她的女儿不给她签字，所以她出不了院。她女儿说，如果要签字也可以，那必须得把她名下的两套房产过户到她女儿的名下。而这个病友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她觉得她女儿的老公不可靠。她就这样陷入了困境，虽然病情康复得不错，却得不到重回社会的机会。没有家属签字，医生是不会同意你出院的，而你自己的意见，基本不会得到信任或尊重。
所以，这就是精神病患者的悲哀吧。如果一个人因为说话声音太大，被一众人等绑架到精神病医院，说他病了，那很大可能是马上被收入院，只要有人缴费就行。即使这个人自己说自己没有病，也没有人会相信。你越激动，他们就越觉得你是躁狂正在发作。
每次出院，我都有重返人间的感觉。
2019年春节时，我又睡不着觉好几天，差点又被无双给送去住院。甚至，某一天多说了几句话，发了朋友圈，都会被质疑。真的，回想起来仍有一些绝望。所以我已不轻易和人说话或者聊天了。我现在不再期待九哥回复我的微信，也不再发消息给他了。
因为曾经受过伤，所以心理承受能力很脆弱，应激能力变得比较差。这种脆弱是病理性的，并不是患者自己主观意愿能决定或者改变的。如同抑郁症很难自愈一样。生病是一个物理过程，就像忽然打开了开关。药物治疗会慢慢关闭这个开关，不吃药单凭自身是很难康复的。
现在我很自觉地服药，不再抗拒药物。
心情稳定剂让人的心态不再大起大落，也不再有激情。有时候很懒很懒，什么也不想干，让我怀疑生命的意义。中庸中庸，你中了，也就庸了。中而不庸是不大容易做到的。
所以很多天才的艺术家和文学家，都是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比如梵高，比如海子。这个名单长得惊人。躁狂发作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创作力爆棚的高峰，极端敏感而热情高涨，而一旦转向抑郁的那一端，就很可能陷入黑暗无法自拔，最后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
燥郁患者的双面人生，大抵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