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茶类有了很大的发展,除绿茶外,又出现了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和黄茶,形成了六大茶类。但这些茶的形状仍然属于条形散茶,所以,无论哪种茶类,饮用时仍然沿用明代的直接冲泡法。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茶具,无论是种类还是形式,基本上都没有突破明人的规范。

紫砂壶的发展

起源于宋、兴盛于明的紫砂茶具,到了清代进入鼎盛时期,并渐渐成为贡品。当时紫砂茶具的造型风格多样,仿生技巧可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到嘉庆、道光时期,文人壶风行一时。清末,紫砂茶具制作在总体上走向衰落,但部分制壶名家在紫砂茶具日益商品化的情况下仍潜心钻研,不入流俗,使紫砂茶具在实用的基础上得到提炼与升华,从而达到美的境界。

具体说来,紫砂茶具在清初及康、雍、乾几朝都没有更大的发展,只是由于陈鸣远的出现才稍有起色,到了嘉庆、道光时期,文人陈曼生与制壶名家杨彭年创制了独树一帜的文人壶,才可以说紫砂茶具发展到了极致。文人壶出现后，紫砂茶具不但成了茶文化的载体之一，而且在本身的艺术内涵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其优秀作品可以看作茶具,但更是紫砂艺术品。对紫砂茶具的评价不再是仅从形状、风格等方面,镌刻在上面的诗歌、书法以及绘画也同样受到重视。陈曼生就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开拓性人物,也正是从他开始,才有了固定的制壶者。

早在陈曼生之前,宜陶名家陈鸣远已经开始探索紫砂壶的风格创新,迈出了文人壶的第一步。陈鸣远是宜兴人,生于制壶世家,技艺全面,富有创新精神。他生活的时代,仿生类作品已逐渐取代了几何型与筋纹型类作品。陈鸣远的艺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取法自然,做成几可乱真的“象生器”,使得自然类型的紫砂造型风靡一时;一是在紫砂壶上镌刻富有哲理的铭文,增强其艺术性。其现存的梅干壶、束柴三友壶、包袱壶以及南瓜壶等,集雕塑装饰于一体,情韵生动,匠心独具,其制作技艺可以说是穷极工巧。

陈鸣远所做紫砂壶艺术性之高在当时即享有盛名,《宜兴县志》称:“而所制款识,书法雅健胜于徐、沈,故其年未老而特为表之。”清张燕昌在《阳羡陶说》中道:“然余独赏其款字有晋唐风格。”

陶器有款由来已久,但将其艺术化应该说是陈鸣远的功劳,而陈鸣远的款识超过壶艺,这大约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继陈鸣远之后,文人陈曼生与杨彭年等人合作,正式将壶艺与诗、书、画、印结合成一个整体,创制出风格独特、意蕴深邃的文人壶,将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至今不衰,影响深远。

陈曼生,浙江杭州人,主要生活在嘉庆年间,工诗、书画、印,为当时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陈曼生嗜紫砂,富收藏。据《前尘梦影录》记载,嘉庆年间,陈曼生“官荆溪宰”,当地著名的匠人杨彭年擅长制紫砂壶,壶嘴不用模子而是手捏制成,看似随意而成,但富有天然韵致,“一门眷属,并工此技”。陈曼生与杨氏兄妹来往密切,并且为其居所题名曰“阿曼陀室”。由于陈曼生参与紫砂壶的设计与制作,陈、杨联手才有了享誉海内外的“曼生壶”。

陈曼生为杨彭年兄妹设计的紫砂壶共有18种样式,即后来所谓的“曼生十八式”。陈曼生仿制古式而又能自出新意,其主要特点是删繁就简,格调苍老,同时在壶身留白以供镌刻诗文警句。其所刻诗文多与茶事有关而又精辟隽永,意味深长。陈曼生所刻砂壶铭文,大都出自幕中友人江听香、高爽泉、郭频伽以及查梅史等人之手,也有陈曼生自己作的。

据桐西漫士《听雨闲谈》载,陈曼生壶铭文多富哲理,且意境悠远。其笠壶铭文曰:“笠荫喝茶去渴,是一是二,我佛无说。”瓢壶铭曰:“以挂树恶其声,以浮江恶其名,不如乐饮全我生。曼生铭。”此外还有如“平壶留小,余味待回甘”、“提壶相呼,松风竹炉”等,大致类此。

据清人金武祥《粟香三笔》记载,陈曼生曾经在紫砂壶上镌刻款识详述自己嗜茶之趣，并及饮茶变迁:“曼生自镌‘纱帽笼头自煎吃’小印,其跋云:‘茶饮之风盛于唐,而玉川子之嗜茶友在鸿渐之前。’其新茶诗有云:‘闭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后之人味其词意,犹可想见其七碗吃余两腋风生之趣。余性嗜茶,虽无七碗之量,而朝夕所啜,唯茶为多。自来荆溪,爱阳羡之泥,宜于饮器，复创意造型,范为茶具。当午睡初回,北窗偶坐,汲泉支鼎,取新茗烹之,便觉舌本清香,心田味沁,自谓此乐不减陶公之羲皇上人也。顾唐、宋以来之茶,尚碾尚捣,或制为团,或制为饼,殊失茶之真味,自明初取茶芽之精者采而饮之,遂开千古茶饮之宗。”这段文字可以当作一篇意味隽永的散文小品来看,从中透露出清代文人的散淡心绪。这种生活趣味同时也体现在紫砂壶中,也就是所谓的文人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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