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诸葛治蜀
刘备在夷陵之战败于东吴陆逊，然后撤退到白帝城，一病不起。刘备急招诸葛亮来白帝城，进行托孤。之后，蜀汉政权直到灭亡，内政上基本沿袭了诸葛亮确定的政策。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的一流政治家。本文叙述其治蜀方略，为防挂一漏万，分列条目叙述。戏之为“六个蜀汉”建设。
一、法治蜀汉（严肃吏治）
前面说过，刘璋在蜀，一方面杀豪强立威，一方面对附庸的豪强纵容。这种做法只会加剧益州本土豪强与外来军事集团的矛盾，而刘备也因此乘虚而入。刘备占据益州后，极力弥平本土和外来集团的矛盾，诸葛亮也继承了刘备的这一原则。在蜀汉政权中，益州本土豪强、荆州集团和其他追随刘备来到蜀汉的多方势力能够和平相处。诸葛亮在维护刘备集团原有力量的同时，对益州豪强笼络以官职，并加强法治，依法治蜀。蜀汉的多方势力在法律的强制力下达成了长达数十年的平衡。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称：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郭攸之是南阳人，费祎是荆州人，董允是本地益州人。诸葛亮将三人并称，恰说明了蜀汉政权多方势力融合的本质。而按照南阳、荆州、益州的籍贯进行排序，又说明蜀汉政权毕竟志在恢复，不可专任土人，丧失汉室中兴的信心。
陈寿称诸葛亮治蜀：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法治蜀汉的建设，实际上就是用法律不分派别地对官僚集团进行约束。在诸葛亮统治时期及以后，本来保留有很大豪强地主势力的蜀汉地区，兼并情况得到遏制。诸葛亮本人和蜀汉高层生活简朴，不事兼并，也带了个好头。在此情况下，蜀汉人民虽然由于诸葛亮的北伐造成的负担加重，但额外的杂捐负担减轻，生产生活情况得以改善。
二、幸福蜀汉（发展自耕农）
蜀汉所处之地，北部为天府之国，加之在汉末乱世遭受战乱较少，人民生活相对较好。但诸葛亮执政以来，以中兴汉室为主要目标，就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兵源、一是军需。而这两个问题都要依赖发展自耕农来解决。
自耕农身份较依附于豪强的农奴自由，可以被国家征召作为战士。国家军事行动所需的粮食可以从自耕农收缴而来，而不用害怕豪强剥夺与隐匿；且自耕农直接缴纳粮食给国家，减少了豪强地主这一道盘剥，负担相对减轻。史载蜀汉在诸葛亮连年北伐，“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的情况下，仍然能做到“田畴辟，仓稟实，器械利，蓄积饶”，农业发展、财政充裕，发展自耕农的意义自不待言。
发展自耕农政策须和上述法治蜀汉的政策结合起来才会有效。若豪强兼并成风，自耕农的力量难以保全，那么不但国家征兵征粮受到影响，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会加剧。史载诸葛亮治蜀，“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我们从此可以窥见当时蜀汉社会稳定，人民安居，并未受到连年用兵的影响。
此处额外说一下李严的问题。刘备去世时，李严作为从荆州出身的益州集团的代表和诸葛亮同为顾命大臣，后长期驻扎在江州，和诸葛亮分陕而治。但到了诸葛亮去世前三年，诸葛亮以李严“运粮不继”，表贬李严为庶人，原有江州交给李严之子李丰。等到诸葛亮去世，李严以为自己难以再被起复，激愤而死。其实李严在去职后，仍“奴婢宾客百数十人”，过着奢华的生活，在蜀汉高官中算一个异类。从此点看，恐怕李严去职的更重要原因乃是其身居高位，又善于经营，才能广屯田货，生活豪奢。这样一个人居于高位，很容易在严肃法治、抑制兼并的问题上和诸葛亮发生矛盾。为了保证蜀汉日后长治久安，保持国力，那么废掉李严这一豪强经济主张在政治上的代表就是迟早的事了。
三、科技蜀汉（发展农业技术）
除了上述两个政策之外，诸葛亮重视农业技术的发展。在他“务农殖谷”、“育养民物”的各项政策中，首先是对都江堰进行维保。都江堰自秦国李冰修建以来，西汉文、景时进行过修整，此后史书难觅官方维保的记录。都江堰对蜀中农业生产意义重大，《水经注》所谓：
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
蜀汉以益州为大本营，诸葛亮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将都江堰的维保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上。《水经注》指出：
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诸葛亮除了重视都江堰的维保，还在汉中地区兴修水利。汉中是诸葛亮北伐的大本营，发展汉中经济对保障军事行动顺利进行意义重大。汉中盆地“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自然资源较好。汉初太祖据此，萧何经营，进而兼并天下。汉末张修、张鲁据此凡三十年，实行道教社会主义政策，人民安居乐业。诸葛亮在汉中开展军屯的同时，通过兴修水利，提高了当地农业发展水平，为北伐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由于农业技术进步，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夹江傍山，栋宇相
望，桑梓连接，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当时曹魏控制的北方地区，“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而蜀汉地区每亩收成则在30-50斛，几乎倍于北方。
四、财富蜀汉（发展手工业）
刘备贩履织席出身，是小手工业者；诸葛亮精于技巧，曾发明“木牛流马”。这一对君相组合对手工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视的。四川地区天然气资源丰富，当地人称之为“火井”。诸葛亮派人对火井加以利用，用于冶炼，最后制出了削铁如泥的钢刀三千口。而“木牛流马”穿梭与大本营蜀中和前线汉中的崇山峻岭之间，极大程度上解决了诸葛亮北伐的军需运输问题。
蜀地纺织业发达。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弱蜀要想在和强魏对抗中取得胜利，至少是实现长期战略平衡，单纯靠农业和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而蜀锦价值不菲，出口魏、吴，自然可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且曹魏建立以后，货币体系长期崩坏，只能靠布帛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易。蜀锦在曹魏，几乎可以作为高价值一般等价物直接使用。
五、安全蜀汉（军屯）
为了保障北伐的军事行动，诸葛亮也学习曹操的经验，在汉中发展军屯。前面说过，汉中位置优越，物产比较丰饶，从蜀中到汉中，路途不便。与其将蜀中的军粮运来，倒不如在汉中开展屯田，就地解决北伐的粮食需求问题。且曹操破张鲁之后，将张鲁所属数十万人口迁往关中，以弥补曹魏政权控制人口不足的问题。在汉中屯田，招募农民实在难度很大。诸葛亮北伐，动用的兵力达十万以上，而从事转运粮草物资的兵民又要兼倍于此。比较可行的就是在汉中利用驻军开展军屯，这样既能缓解蜀中的负担，又能解决汉中军需不足的问题。
诸葛亮在汉中的屯田，做到了“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蜀汉军队对当地人民秋毫无犯，在三国屯田中算是别具特色。
六、团结蜀汉（开发南中）
蜀汉南部的南中地区，是当地少数民族和古汉族的杂居区域。刘备败于吴国，南中地区少数民族贵族发动叛乱。诸葛亮等国内局势平静之后，举兵消弭了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战略物资丰富，有丰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还有强悍善战的数万边民。控制南中、发展南中，对于蜀汉政权的维持和发展，都有重要意义。诸葛亮采纳马谡建议，通过“攻心”的方式将南中再次纳入到蜀汉版图当中。南中平定对蜀汉产生了巨大红利，史载：
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
而且，
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南中的征服和开发，为蜀汉政权提供了大量物资和军士，支撑了蜀汉的北伐。
在一系列的内政开展并取得成效之后，诸葛亮从建兴六年春开始北伐，到建兴十二年秋病死于魏境，六七年之间，与魏作战七次，除一次为抵御魏军之外，共主动出击六次，史称“六出祁山”。
诸葛亮以中兴为务，而六出祁山的目标指向并非汉中，而是陇右。魏延不察诸葛亮的战略用意，建议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被诸葛亮否决。诸葛亮以陇右为战略进攻方向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果如魏延建议，进取长安，则首尾不顾，将功亏一篑。况且关中地区自西京末年开始衰落，中间又遭董卓、李傕兵火，元气大伤，占领关中，只是给蜀地徒增负担。而进攻陇右则不同。曹魏集团直到建安二十年才彻底将陇右纳入统治范围，这里地处偏远，曹魏集团经营不足。而曹魏集团在曹操末期，对诸葛亮执政的蜀汉政权比较轻视，将大量军队调往对吴前线，也导致陇右兵力不足，形成战略薄弱点。
陇右一带，出产马匹，当地汉胡杂居，民风彪悍。另外，通过陇右，可以打通丝绸之路，控制直达西域乃至罗马的商路。诸葛亮如果取得陇右，则一方面可以如平定南中一般获得战略物资、骁勇战士，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控制商路开辟财路，进一步增强蜀汉政权的经济实力。此外，若陇右掌握在蜀汉手中，则三国鼎立局势将为之一变，形成类似南北朝后期北周对北齐、南陈的局势，天下归汉，实现汉室复兴指日可待。基于上述经济、政治和战略的考虑，北伐的重点一定要在陇右而非关中。
诸葛亮北伐，对曹魏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威慑。虽然到诸葛亮去世，蜀汉也为能改变自己的地缘政治布局，但北伐的意义依旧重大。一方面，北伐锻炼了蜀汉的军事力量，引进了一些人才，来弥补蜀中人才不足，特别是生于北方，心向统一的人才的不足，对维持蜀汉政权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是“以攻为守”。另一方面，诸葛亮及其后蜀汉统治者在汉中军屯，发展了汉中经济，也刺激以司马懿、邓艾为代表的曹魏军功集团在关中吞并，发展了关中经济。诸葛亮去世后，曹魏压力骤然减轻，统治集团开始放纵享乐，客观上也帮助了诸葛亮的老对手司马懿最后取得曹魏政权，进而完成三分归一的历史任务。
诸葛亮北伐不成，一方面是因为蜀汉国力有限，在北伐期间，多次出现因为断粮或者双方相持不下而被迫撤退的情况，后期由于汉中军屯作用发挥出来和木牛流马的使用这方面问题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则是遇到了绝世对手、三国时期另外一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懿。司马懿整体而言，对诸葛亮的进攻，保持相当的克制，力图通过将军事斗争转化为综合国力竞争来化解蜀国的兵锋，而这种策略也是成功的。
在和诸葛亮北伐军的对抗中，司马懿也注意发展关中地区的军屯事业，充实军资。在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前后，司马懿上表：
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
具体经办人则是司马懿的弟弟度支尚书司马孚，司马家人才济济可见一斑。史载：
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
司马懿的军屯，上承曹操，并借鉴了诸葛亮在汉中军屯的经验，从这一点说，司马懿是曹操、诸葛亮这两个三国一流政治家的好学生。诸葛亮去世两年后的魏青龙三年，关东饥馑，司马懿调运五百万斛粟输京师雒阳，以资救济。可见司马懿关中军屯，取得的经济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的过程中去世，享年五十四岁。这个寿命，既短于在乱世中挣扎过的曹操、刘备，也短于孙权、司马懿。诸葛亮死后，蜀汉的北伐戛然而止，内部主和派掌握政权。从此，蜀汉政权日趋保守，丧失了利用曹魏内乱而进行统一战争的最好战略机遇期。而等到姜维这一诸葛亮北伐引入的主战派、统一派人才掌握实权的时候，曹魏已经在司马家的励精图治下迅速壮大，蜀汉再无回天之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