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朋友私信问了我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参战兵力最多的战争是哪一场？
其实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找不到标准答案的。起码在我关注的领域（中国近代以前）内，每逢改朝换代大多都免不了一场席卷江山半壁乃至于整个天下的战争。而在这样的战争中，被裹挟其中的人口在数字上都是极其惊人的，动辄上千万都是寻常。比如从隋末到唐初的那场持续了14年的战争中，损失的人口可能就达到了4千万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量，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因参战所致。
当然，这么巨大的人口损失不可能都是死在战场上的，其中大多数产生于统计误差、脱离官府户籍管理的逃户和隐户以及在延绵的战争中殒于饥寒流离等因素。但哪怕是其中的一两成被裹挟到战争中去，那么参战兵力的规模也几乎超过了史上任何一场有正式统计数据的战争。
而这样的例子，每逢改朝换代几乎比比皆是。
如果单指一次性出兵规模最大的战争，那么毫无疑问就是隋末杨广三征高句丽中的第一战：
“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餽运者倍之。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隋书·卷四·帝纪第四》）
而根据耿铁华老师在《中国高句丽史》中的考证，高句丽的常备兵力在60万人左右。理论上，面对杨广发倾国之兵来征，高句丽人不可能不使出吃奶的力气拼死抵抗，所以这很可能是双方直接参战的正规军超过150万人、间接参战人员超过5、6百万规模的空前绝后的一场战争。
而另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像先秦、汉唐之时一场双方参战兵力接近或者超过百万规模的战争从来不是啥稀罕事，可是在此后就越来越罕见了。而且往往一战损失个几万兵马，就足以让宋明这样人口、财富以及生产力水平远超汉唐的王朝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内一蹶不振；同时，往往一战斩首几百上千这样在前朝不值一提的战绩，就能称之为大捷，可以不吝口水笔墨大肆宣扬，这又是咋回事？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方面的故事。
01
抛开夏商那段信史资料比较匮乏的时期，起码在战国之前像那种动辄就是几十、上百万人相互厮杀，而且还杀人盈野盈城的战争是没有机会现世的。
为啥？除了人口规模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有着一套严格而且被人广为接受的战争礼仪——凡是想打仗的，就必须得遵守这套在今人眼中近乎玩笑，但充满着贵族范儿的规则。否则就会遭到鄙视、丧失名望，捞不到好处不说，弄不好还会引发众怒，招致“联合国军”的围殴。打这种捞不到半点好处的仗，谁还有兴趣？
而春秋时期的战争礼仪，从那位被视为千古笑柄的宋襄公口中可见一斑：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啥意思呢？就是在战场上不能攻击伤兵，不能伤害年纪大的人，不能趁人之危；而且必须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堂堂之阵迎战正正之旗，绝对不能偷袭使诈。要是崇尚“兵者，诡道也”的兵圣孙武早生个一两百年，肯定得被无数正人君子的吐沫星子淹死……
其实宋兹甫总结得并不全面，在春秋时打仗的规则简直繁琐得要命。比如农忙时不准打仗、爆发疫病了不准打仗、冬天和夏天这种气候比较极端的季节不能打仗、敌方国君挂了或是状态不好心情不佳了也不许打……好不容易克服重重困难打起仗了也不能乱来，首先得派出使节说明战争的理由、约战的时间地点并通报本方的兵力、主帅等情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规矩即源于此）；打起来碰上对方的国君，非但不能“擒贼先擒王”，还得恭恭敬敬的行礼避让；交战规则实行“战棋制”，即你射我一箭，如果没射中的话，必须等我回射一箭后才能再次发动攻击——赭丘之战中的华豹就是这样被公子城弄死的；一旦分出胜负，胜方想“趁势掩杀”是绝对不允许的，只能追出五十步，最多一百步（“五十步笑百步”的由来）。
因此，对作战条件要求极其苛刻的战车才会在春秋时期大行其道。否则只需在敌方攻击路线上摆几块石头或是挖几条浅沟，就差不多能让一个千乘之国全军覆没。
【关于春秋战礼，最近总有人指责我胡说八道。理由除了个别战例就是“春秋无义战”。
话说就算是当喷子也是需要读书的，起码得先搞清楚人家孟夫子的话说得是啥意思吧：
“《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卷十四·心章句下》）
啥意思呢？就是亚圣认为但凡合乎“义”的战争都是以上伐下，比如天子讨伐诸侯、诸侯征灭卿大夫或是卿大夫收拾士。而春秋争霸战说白了就是一场发生诸侯间的战争，交战双方虽有大小强弱之分，但理论上都是平级的，按照礼仪是不应该交战的，所以才被孟子定性为“无义战”。这又跟春秋战礼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而根据车战之法，每辆战车载有甲士3人，另有步行甲士（低等贵族）数人和步卒（平民兵）数十人负责保护战车。因此像是晋楚这样的千乘大国，哪怕是倾举国之兵出战兵力也不会超过10万人。比如在著名的城濮之战中，晋文公重耳借此一战将楚国势力逐出中原，但晋楚双方的参战兵力加在一起也不过7万出头。
不过规矩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用来打破的。春秋战礼这种与现代竞技体育极其类似的战争规则，在今人看来自然是不可思议的，即便在当时也有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很快就被弃之如敝履。
02
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是秦人。
不过秦人也是没办法。毕竟他们偏居西北一隅又与夷狄杂居，风俗习惯本就与中原不同。再加上穷困潦倒且人口素质不高，按照春秋那套规矩想出门争个霸基本毫无可能——要说把秦国的贵族拉到中原都混不上个中产可能是夸张，但商鞅变法前秦国在天下诸国中也就是个小透明般的存在。非但如此，秦人还普遍遭受到中原诸国的鄙夷，不视其为同族，连开个联合国大会或是搞个趴体啥的都不愿意带他们玩。
于是秦人发了狠，不但弄出来了个全民皆兵（征兵制），而且还拿斩首数量作为记功的依据，这就让中原诸国彻底懵逼了。为啥？在春秋时期打仗是贵族的责任和荣誉，即便征发平民为兵大多也是起哄架秧子的角色，这就限制了战争的规模和杀伤。同时在世卿世禄制度下，阶层固化，是贵族还是贱民主要看投胎，战功也主要是荣誉性质的，很难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且要是个平民兵在战场上一不小心砍死了敌方贵族，弄不好非但无功还得被治罪。
如今秦人直接掀桌，不按规矩跟你们玩了，这可咋办？
再尊贵的身份、再高洁的礼仪、再精良的战车、再犀利的战技，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战国策·卷二十六·韩策第一》）的秦国农夫兵时，都毫无意外的不堪一击。中原诸国还能咋办，只能跟着变呗。
于是战国以后的战争规模和破坏程度、杀伤数量，较之春秋时期提高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比如长平之战。此战中赵国动员了45万人，而秦国则是60余万——这几乎就是两国适龄服役男子的数量：
“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当然长平之战并非孤例。秦灭楚之战双方累计参战兵力甚至达到了150万，秦灭魏双方总兵力约90万、灭赵45万；一统六国后秦逐匈奴、秦攻百越的双方参战兵力都是在60~80万的规模。哪怕是在“爆兵狂魔”始皇帝陛下挂了以后，战争的规模依旧可观——在决定秦朝存亡的巨鹿之战中，双方参战的兵力再次接近百万，楚汉争霸的规模也大体如此；此后的汉太祖刘邦北伐匈奴、新莽战争、淝水之战以及隋朝统一之战的参战兵力都达到了50万以上的规模。
之所以那时能打，而且打得起这样巨大规模的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征兵制。
在征兵制下，一个王朝从十几岁到六十岁上下的男性都是可以随时征召入役的兵源，堪称是全民皆兵，这才使得在短时间内征集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兵员成为可能。同时除了需要保留少量的常备军外，绝大部分的士兵平时务农、战时为兵，这就极大的节约了养兵成本，使得中央政府能够集中有限的钱粮用于保障战时所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但凡有点远大理想或是好大喜功的帝王想打一场兵力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规模的战争，其实并不是什么无法想象的事情——只要他有本事喂饱士兵的肚子，简直可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当帝王嘛，就是这么随心所欲！
03
当然能这么随心所欲的帝王并不多见，也就秦皇汉武等寥寥数人而已。为啥别人就不行？因为喂饱士兵肚子的本事，还真不是谁都能有的。
比如长平之战。后人在评说此战的成败时，多有抨击孝成王赵丹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赵括替换廉颇为主将，并妄图速胜秦军，这才招致了一场改变了赵国命运的惨败。
事实上哪怕是换了你我坐在赵丹的位置上，弄不好也得换掉廉颇；就算换个不是赵括的主将，说不定还得逼着他速胜。
为啥？因为相比秦国，赵国的国力和战争潜力都差得太远。廉颇稳守拖延的战术在军事上并没有错，可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赵丹已经把举国的青壮年都撵到前线跟秦军顶牛去了，那么原本生长着粮食的土地就只能撂荒。而且廉颇将战事拖延得越久，土地撂荒的时间就越长，就算最终能把秦军拖瘦拖垮拖退兵，那么作为胜利者的赵国也只会更瘦更垮，甚至饿瘪了肚子的士兵会哗变、会叛乱。到时候国内处处烽烟、饿殍遍地，秦国都不用打，赵国可能就亡了。
所以赵丹必须换将、必须赌一把速胜，否则赵国不管怎样都得完蛋。毕竟将军只需要考虑战场上的胜负就可以了，要是帝王也这么干，那就是妥妥的亡国之君。
其实秦国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白起为啥坑杀了40万赵国降卒？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已经被这场战争拖得半死的秦国，已经养不起、也没必要养活这等规模的战俘了。
后来的秦灭楚之战，老将王翦非60万大军不肯出征，而小年轻李信只要20万——换成你我是秦王政该怎么选？从战绩履历上当然是王翦更靠谱，可要是仅用三分之一的成本就能取得同样的结果，这又能省下多少粮食（人丁）、增产多少粮食（人丁）？有了这些积累扫平六国又能提前多少年？这样的诱惑试问谁能不心动？这样的李信在没战败前谁敢说他不香？
事实上在古代制约战争规模最重要的因素从来都不是人口，而是粮食。可问题是古代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始终都不咋地，种一亩地才收成个百来斤（指粟，即小米）算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要攒够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士兵参加一场战争的口粮，可是个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
“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淮南子·卷九·主术训》）
像汉武帝刘彻为一雪前耻发动了对匈奴长达40多年的反击作战，他的倚仗是什么？当然是创造出“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这样盛况的文景之治。即便如此，到了武帝末期也是打得国瘦民疲，社会一片萧条，差点闹出乱子，最终不得不以一纸《轮台诏》草草结束了这场未果的战争。
尤其是在秦灭六国以后，大一统就是趋势和必然，这就导致了土地和人口的暴增以及政府治理与生产组织的日益复杂化。以前秦国出门两三百里地就能灭一国，现在要跟匈奴、百越什么的打一架，可能走个上千里还没出国呢，这就导致秦汉以后再想大规模出兵的成本高得让人无法承受。像是刘彻打匈奴，每次出兵最多也就十几万人，还得分兵几路——不是他没兵，而是出不起。一旦刘彻随心所欲一回，估计往后好几年都只能喝西北风了。
04
为了解决在征兵制下出兵成本越来越高、对生产破坏越来越大的问题，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开始尝试以募兵补充征兵的不足。到了东汉时，募兵成了与征兵并重的兵役形式，但也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加重以及军阀势力崛起，于是很快便被弃之不用。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军户制。而军户制发展到巅峰的表现形式，就是铸就了初唐赫赫武功的府兵制。
无论是军户制还是府兵制，仍是建立在征兵制基础上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并非是全民皆兵，而是将军籍与民籍分开——列为军户者被免除或削减租税和徭役，甚至还可能获得官府的赐田，但付出的代价是要世代服兵役，而且是父死子继、兄亡弟承；而列为民户者则被免除了兵役负担，但必须缴纳租税和服徭役。关于军户制，东魏权臣高欢说过的一段话尽管纯属忽悠，但也道尽了其有别于传统征兵制的最大特点：
“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纪第十三》）
尤其是到了隋唐时期，军户制的发展趋于完善，一方面保持了征兵制下兵农合一，士兵平时务农、战时为兵的特色，能够极大的节约养兵成本；另一方面又因为军籍民籍的分开，避免了征兵制下一旦开战就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增加农民负担的隐患。可以说军户制、特别是府兵制是中国古代兵制发展到巅峰结出的硕果，也是最适合帝制时代的一种兵役制度。
既然兵员能够得到保证，而且还不耽误农业生产、钱粮无忧，那么但凡有点雄心壮志的帝王又怎么能克制住打仗的冲动？于是在军户制盛行的年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在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君王成天惦记着一统，南朝的皇帝整日嚷嚷着北伐；到了隋唐（安史之乱前），像杨坚杨广、李世民李治这样的雄主更是以暴打周边四夷为乐，开疆拓土成了家常便饭，简直是一年不打仗就全身不舒服。
所以好大喜功的杨广才能搜刮出113万大军、几百万民夫跑到高句丽去玩了把丢人现眼的武装大游行。
不过军户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兵员与土地息息相关。尤其是一旦把敌人都打没了、过上太平日子了，军中就容易滋生腐化、士兵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就会下降。更可怕的是，土地兼并是中国两千多年王朝史上始终无法克服致命弊病，而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一旦失去了土地的供应和保障，几乎立马就会崩溃。
为啥？像初唐时期的府兵之所以骁勇善战而且闻战则喜，就在于官府给予了他们充沛的保障——赐田、免税（徭）役，打了胜仗还有赏赐。即便战死了，只要家族中有男丁顶替员额上述待遇依然如故。相反要是因为他们怠战、不服从命令或是逃亡导致战败，本人不但要被治罪，全家老小也会变得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会不敢战、死战？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初唐时的那支铁军，即便战局陷入胶着或劣势，士兵也不会一哄而散。倒是哪怕陷入绝境仍酣战不止、不死不休的场面在唐军中屡见不鲜。
可是当大唐王朝承平日久、豪绅勋贵大肆兼并土地以后，官府再也拿不出土地分配给府兵，甚至连其原有的土地都无法保全时，府兵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无踪。在不得已之下，唐玄宗李隆基只能以募兵为主体的藩镇维持国防体系。
试想若是大唐十六卫府兵尚存且能战，借安禄山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反吧？
05
北南两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奇葩的一个王朝——为了保住自家的江山和权位，赵家皇帝近乎谄媚的贿赂自己的文武大臣：
“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籓，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续资治通鉴·卷二·宋纪第二》）
于是乎大宋朝成了中国史上唯一一个不限制土地兼并的王朝。既然没了土地可以分配，那么征兵制或是军户制自然搞不成，在别无选择下，赵家皇帝只好募兵给自己看家护院。
偏偏两宋的国防形势又是极其恶劣的。为了提升安全感，赵匡胤的子孙只好不停的招兵买马，终于使得宋朝（尤其是北宋）的常备兵力几乎为历朝之冠。
根据史料记载，在宋太祖开宝年间（公元968~976年）全国的禁军、厢军加一块只有37.8万人，到了宋真宗开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就増至91.2万人，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突破百万达到了125.9万人，皇佑年间（公元1049~1054年）更是膨胀到了140万人，为两宋常备兵额的最高值。
然而，常备军规模很小的如汉唐等朝经常能发动50万以上甚至百万规模的兵力出战，但谁听说过两宋也这么干过？
不是他们不想干，而是干不了、干不起。
为啥？因为大宋朝的兵“身娇肉贵”，赵家皇帝为了养活他们已经使出吃奶的力气了，再想驱使他们出战，哪来的钱粮：
“臣观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兵制》）
当前我国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约在5%左右，军费全球第一的美国占比大约10%——这在和平时期已经属于不算低的比重了。而北宋呢？养兵就花了政府财政的80%以上，这已经不能用穷兵黩武来形容了，简直就是疯了！
像汉唐这样以征兵制为基础的王朝，日常养兵的花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是战时其实也花钱不多。比如初唐府兵服役（包括番上、出征和戍边）时还需要自备补给和装备，即粮食与“随身七事”——服、被、资、物、弓箭、鞍辔、器仗都得府兵自己掏钱购置，只有重兵器、马匹、甲胄以及器械等物资才由官府负担。这就极大的减轻了战争造成的财政压力，使得其能够出动更多的兵力，并给予军队更大的保障。
而两宋呢？募兵制下可是需要军饷的，比如禁军一人岁支钱粮不下50缗（即贯，理论上等于铜钱千文。但宋时铜贵，往往“不足陌”，即700~800文为一贯），厢军需要30缗年薪。同时像陕西缘边四路这样边境冲突高风险地区还得招募民兵屯守，“赡民兵一名，岁不下百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一·庆历三年》）
经常有人说北宋亡于“三冗”。事实上跟冗兵比起来，冗官、冗费不过是毛毛雨，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问题。
这还仅仅是养兵。一旦要打仗了，非但要承担高昂的战争成本，出兵需要“开拔费”，打赢了要赏赐，打输了要抚恤……试问赵家皇帝的腰包里还剩得下几文钱、又出得起几个兵？
还有家属的问题——想当初赵匡胤为了保证驻扎在京师的禁军的战斗力，每隔几年就把他们调到边境锻炼一下。这显然是个善政，可是没过几年就废掉了，为啥？因为调动1万禁军，屁股后边就得跟着几万家属，这个花费老赵根本负担不起，只能任由禁军在京师荒废着了。
更要命的，是募兵制下军队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问题。
在征兵制下，军队中军官的基础是有家有业的良家子，兵员的基础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这些人不但服从性更高，而且不仅是为国而战，更是为了家族和产业而战，所以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是有着充分保障的。可募兵制下呢？兵员的素质就掉了一大截。这个问题即便在中晚唐时就已经暴露无遗：
“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牴、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新唐书·卷五十·志第四十》）
到了大宋朝，更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应募当兵的大多数都是失地农夫、地痞无赖以及罪犯，于是大宋朝的兵也就有了个花名叫“贼配军”，这样的兵还能指望他们打胜仗？
更重要的是，大宋朝的兵可雇来的，没有土地等固定资产的制约，他们最关注的就是军饷。不给钱、不给够钱还能指望他们卖命？就算钱粮给足了也别指望他们在战场上如汉唐将士那样舍生忘死——一旦战死了，军饷可就没了，自己的父母妻儿谁养活？
所以大宋朝的兵打不了大仗，因为皇帝打不起；又打不了恶仗，因为士兵不想打；还打不起败仗，因为成本太高。比如西夏李元昊叛宋后，仅凭定川寨、三川口、好水川三战就打得北宋奄奄一息，连续40多年不敢发动反攻。事实上这三场败仗北宋损失的兵力也就十来万，在汉唐时几乎不算事，但到了北宋就成了不堪承受之痛。
06
由于募兵制取代了征兵制，所以隋唐之后的战争规模越打越小。明初军户制一度复兴，所以朱元璋、朱棣才能一次发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大军北伐，明英宗朱祁镇甚至还能划拉出50万大军出征瓦剌。不过等明朝的军户制废弛以后，这样规模的仗就鲜见了，像反击倭寇还得靠募兵，而且规模也不大。
除了兵制的变化，50万以上规模的战争越打越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
比如杨广东征高句丽之战，总计113万大军看上去吓死人，但想凑一块满足一下皇帝陛下的虚荣心还是无法做到。所以杨广不得不兵分三路，而且除了中军以外，左右两军还得各拆分成12个部分：
“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余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浑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候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暆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隋书·卷四·帝纪第四》）
为啥？除了地理条件的限制，使得这么大规模的兵力根本无法集中部署得开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法指挥。
古代战争的指挥联络手段，除了旗鼓以外，就剩下“通讯基本靠吼”了。但是人的视力、听力以及传令兵的体力、速度都是有限的，再加上身处战场那种混乱的情况下，导致兵力上的优势往往还会成为负担。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淝水之战。当时后秦军仅是前锋小挫，可是架不住有“秦奸”在后军乱传假消息，以当时的技术手段根本无法迅速辟谣和镇压，于是导致苻坚麾下的70万大军瞬间崩溃：
“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资治通鉴·卷一百五·晋纪第二十七》）
相反，倒是少量的精兵在良将的精准指挥下，却经常可以创造奇迹。比如初唐名将李靖能够雪夜破襄城、一战击垮东突厥，靠的就是苏定方率200精骑突袭，彻底搅乱了颉利可汗的阵营。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大规模出兵的结果通常都不太好。凡是一次兴兵20万以上的就非千古名将所能驾驭了；要是出兵30万以上还不多路分兵、分头指挥的话，那基本就要完犊子；若是出兵50万以上甚至百万的，那就纯粹是玩票了，兵马未动就提前烧纸一般错不了。为啥？因为以当时在战争手段、后勤补给、机动能力、通讯联络、指挥控制等方面的技术条件，都不足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兵力运用，更别提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要是动员了如此之多的人力、物力，不国破家亡就有鬼了。
于是也无怪乎仗越打越小，兵越打越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