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穆先生著《王安石大传》，因为以文学形式呈现，所以文中描述王安石时，时不时出现“囚首垢面”这个词，而且还常常让王安石身上爬出虱子来。张爱玲形容人生，“就像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在王安石身上，袍子并不华美，虱子倒也不少。
本文以“囚首垢面”为题，一是沿用文中对主人公的客观描述，二也是想表达一种感觉，就是至今为止，对于宋朝的历史、宋史涉及的相关问题，以及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本人的评价等等，似乎都有些“蓬头垢面”“面目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按照姜穆先生的说法就是，“法家？儒家？纵横家？忠奸？经济改革家？农民的守护神？后世对他的评论，因学养不同、引用资料不同、思想方式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而有不同的结论”。
读完姜穆先生这本书，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好奇，所以结合自己的思考，略作一些评论。
“不杀士”与重文轻武
宋太祖有不杀大臣的誓约,这件事不仅为宋朝士大夫津津乐道，也同样为后代人包括当代人激赏，因为这样的规定，在几千年历史上是绝对的异类。所以也有人说，宋代“积贫积弱”，却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还能延祚三百余年，源于“不杀士”而起的内部强大凝聚力。
在《王安石大传》中，姜穆先生同样给予了很高评价，说这是宋朝的“一项优良传统”，有了这样的戒律，很多耿直之士就十分敢说话，即便是在争论中“犯颜直谏”，开罪了皇帝，最多也就是贬为地方官，还是“带衔赴任”。也就是说，即便被贬做知州一类的官员，还可以保留“丞相”的官衔，“使相”的称谓也就是表达这样的意思。
日本学者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中说：“国民之性质，对其国家的文化构成影响，在政体、法律、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等方面留下烙印，而政体、法律、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等文化要素又反过来塑造国民的性质。”想起明朝的朱元璋动不动就当众扒下大臣的裤子将其“廷杖”至死，我不知道，假如赵匡胤的约定有幸流传到后世，我们的国民性会有怎样的变化？
“不杀士”表达了对大臣尤其是文臣的优待，但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宋朝对武官的防范似乎有些过头，使自己在与异族的纷争中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姜穆先生记载，在对辽的战斗中，宋真宗赵恒检校从四方调来的禁军，“体格魁梧，个头高大，精神奕奕”。这样的士兵，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辽军又是甚么模样呢？姜先生替赵恒想：最棒的身体、最佳的武器，怎么一碰到契丹人就没用了呢？
原因很简单——“文武不平”。比如，从待遇上看，宰相月支三百贯，大将军月支只有六十贯而已。将军尚且如此，士兵的待遇更不必说了。还有，将军与军队实施轮调制度，使之不能形成固定的团队，这样以来，因此军权完全操于皇帝之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文人领军，武将只管打仗，没有决策权，自然也不担负胜败的责任。为了防止军人兵变，朝廷刻意削弱武人地位，在文风鼎盛的同时，拿书中姜先生用辽国统治者萧太后的话说就是，“那些老将军，哪一位不是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呢？赵恒总不能要那些贡举们用诗词对抗我们的利刃吧？！”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下册中证实了上面的说法：“宋政府所有机关和所有官员，好像是七拼八湊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满意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而赵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军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即现代的国防部，它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更进一步，连战术单位的部队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军队的战斗力，遂被伤害”。
但细究起来，事情却总是利弊参半，重文轻武造成了宋朝军事实力不行，总受辽和西夏的欺侮，但似乎也让他们养成了追求和平、不轻易动干戈的性格。有句话叫“身怀利器，杀心必起”，如果宋朝像其他朝代那样重武备、开疆扩土，那它还会被称为仅次于春秋的宽松平和的王朝吗？比如，像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中说到某民族——“举世皆知我们是战斗民族，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从来没有其他生活。我们的战争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战争的思维。听到密集的鼓点，看到挥舞的旗帜，心脏就快要跳出胸口……”
如果宋朝变成这样，它的历史是不是要改写？会有那些发明吗？会有交子吗？会有人文荟萃的盛景吗？
关于“变法”的诸多悖论
关于变法，年轻气盛的宋神宗赵顼和他的奶奶、妈妈的意见都不一样。太后和太皇太后崇尚和平主义，有点无为而治的意思，认为“不识千戈，正是社稷之福，府库穷一些，只要过得去，百姓有生机，也不会有什么大祸”。但小青年赵顼却想有一番作为，他想极力改变辽和西夏虎视眈眈，而宋国“百姓百年不识干戈、府库空虚”的现状。作为一个皇帝，赵顼这样想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就看你从谁的立场、以怎样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了。这也就是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经常被骂、无所作为的皇帝也经常被骂的原因了。
想有所作为，首先就需要钱。于是，赵顼就选定了王安石。王安石以自己在浙江鄞县等地的社会实验结果，也信心满满地提出了“择术为先，理财为首务”的变法主张，自然与赵顼一拍即合。
不得不承认，北宋时期的繁荣，一定程度上是放松民间、民富“国穷”的结果，而王安石想“理财”，一下子就把许多人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里面有他的老师、老上级，还有好朋友。比如，司马光就认为，“钱物只有一分，不在官就在民，如朝廷以术取财，在不归官即归民的原则下，会不会违背民富国强的道理呢？”当然，王安石不这样看，他认为财政是一个动态概念，比如“青苗法”以低利贷款给农民，提高生产质量，再修水利，收入必然增加。即便抽税原则不变，朝廷税收也会水涨船高，“所谓择术指此而言”。
其实，司马光等人哪是不懂“动态”概念，他们只是认为，“青苗法”和“均输法”等，以“国家队”名义亲自参与市场竞争中，一定程度上约束甚至侵害了民间（官商）的利益，用现代眼光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实际上，王安石当时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充盈国库，只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执行力。
在反驳反对派的观点时他说，商鞅、桑弘羊之法并没有错，只可惜没有增加生产之术，结果当然完全不同。他没有想到的是，“增加生产之术”需要大批执行者身体力行。在鄞县等小地方的实验中，他亲力亲为自然没有问题，但将“鄞县经验”扩展到全国，犹如从掌管一家小公司到掌管一家巨无霸企业，懂管理的人都知道，企业规模的大小，是影响管理质量与效果的最重要变量。显然，王安石忽略了这一点，所以到最后，他的各种“法”在各地出了很多问题，核心问题是缺少合格的执行者。而要让这些“员工”成为合格的执行者，又需要从价值观、利益、管理技能等各方面下大力气，在那样的“王朝”环境下，这些工作有多大难度，可想而知。
进一步延伸，“王安石变法”中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就是关于对于所谓“富人”（包括商人）的评价问题。在王安石眼中，“农民、穷人不生产，是地主联合富户剥削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似乎是历史研究中的主流观点，姜穆先生在书中也这样认为。没错，宋朝的土地兼并也较严重，但在历史研究中尤其是“变法”这样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和认真研究当时“富人”的行为，似乎也有很有必要的，可惜的是，传统的研究对这些内容基本缺失。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在传统社会中，“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人们）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如果这样的结论成立，上面的说法就需要反思了。
所以，在历史叙事中，一味地将官员和商人剥离出来，将其看作国家和民众的对立面，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他们造成的，好像也不妥。毕竟，“士农工商”都属于传统国家意义上的“民”，而不仅仅特指“贫民”。基于此，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王安石一类的传统知识分子对民间疾苦的深刻体察和苦行僧式的贡献，比如鄞县民众曾为王安石“建生祠”；又如，吴思先生在《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中说，“有一次写海瑞，抄录一些史料，抄到江边上百里人们夹道送灵，想到老百姓很清楚某人的真实价值，却只能被动接受，听凭运气的安排，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写着写着就大哭起来。”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尝试走出传统观点，站在相对平和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就如刘瑜在《送你一颗子弹》中的一问一样：为什么精英就一定是贬义词？为什么贫穷就可以占据道德优势？
务实的文人
中国历史上，对主导“变法”的人评价一般不高甚至比较差。司马迁在《史记 商君列传》中这样评论商鞅：“其天资刻薄人也。”相比之下，尽管也被视为商鞅、桑弘羊之流，王安石的口碑到还不算太差。
从姜穆先生的介绍中看，王安石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比如王安石认为，儒家倡导的仁民爱物，以道德、诚信为治世标准固然很好，但在竞争的现实里，“对手是不会照你的游戏规则的，仁义道也不能使对手服贴”。所以，他的改革理想，不仅主张“择术”，主张变更学制，对儒家传统的经义也要有新解释。正因为此，王安石背了“以儒家掩护法家”的历史恶名，倒也不足为奇。
儒家也好，法家也好，王安石的做事风格，“不是魏晋清谈，是剑及屦及，一步一履痕的事”。比如，王安石与沈括能成为忘年之交，除了趣味相投之外，更重要的是实践的精神。沈括所学博杂，却是非常重视务实的科学精神；王安石读书也是对农桑水利、医卜都同经书一样重视。变法中期，官方成立了很多农业水利与医学的专科学校，沈括在这方面对王安石都有相当的帮助。他们都认为要富国强兵，必须培养更多“起而行”的人才、不是坐而论道的士大夫。
关于变更学制和考试方式，是因为王安石体会到，仅仅“择术”不足以改变现状，需要改造整个行政结构，才能达到改革目的。这样一来，必须从培养新型人才做起，从学制与考试制度改革着手。比如，“停止以诗赋取士的考试科目，各习六经，不必全记注疏，诸科以大义为先”，等等。这样看起来，似乎有点现代企业“管培生”的意思。
作为文人的王安石，似乎也有值得说道的地方。姜穆先生说，在“新政新法的政争”中，“除了司马光、吕惠卿阴与为之以对，其他都是光明磊落，泱泱君子之风”。大家似乎并没有太多相互的人身攻击，故此，当欧阳修去世的消息传来时，王安石备觉悲痛。“欧阳修应属老师辈，却和王安石为忘年之交，始为朋友，后为政敌，不过都是为社稷福祉的君子之争，没有私人恩怨”，他还专门做《祭欧阳文忠公》以示纪念。而后面要说到的王安石与苏轼的故事，也是如此。
作为“变法者”的王安石，能够赢得当世与后世的普遍敬重，还因为他的清廉自守与儿女情长的风范。姜穆先生记载，王安石致仕后，长女王霈思念父母，曾有省亲诗：“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又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远，依前和泪看黄花。”此时，因为和女婿政见不合等原因，王安石既不便前往探视，也不便召女归宁，乃和诗说：“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
世事乖蹇如此，不禁使人扼腕长叹！
价值观撕裂
说起价值观撕裂，原来觉得是现代的事情，没想到姜穆先生在书中写了很多由于“熙宁变法”而导致的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因为价值观不同而分道扬镳的事情。
枢密副使吴充和王安石是儿女亲家，王霈嫁给吴充的儿子吴安特。同时，吴充和与保守派文彦博、司马光又都是儿女亲家。王霈支持父亲，但吴安特对岳父王安石的作为并不赞同。奇怪的是，嫁给文彦博之子文及甫的吴充女儿吴安玲，却支持王安石。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性格与王安石完全不同，“与苏轼等时相往返，鲜衣锦食，与王安石的囚首垢面，成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更有意思的是，他也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且反对的理由相当新奇——国家富足强盛，容易引起穷困、文化落后、性格蛮悍的胡夷、蛮苗的觊觎，还不如保持现状，国家反而安全。
其他官员中，新法实施后，一家分成两派的很多，比如曾巩和曾布、韩绛和韩维是兄弟，却分道扬镳；苏轼、苏辙兄弟的主张南辕北辙，后来苏辙受其兄的影响才加入反新法行列。说起苏轼，姜穆先生说，“最使王安石难过的是苏轼，两人可说是至交，本没有利害冲突，如今苏轼也反对新法”。实际上，苏、王两人在理念上没有冲突，而苏轼本是王安石的好友。所以姜穆先生认为，苏轼反王安石，不是理念不同，而是因为情感，韩琦过去有恩于苏氏父子兄弟，而作为王安石老上级、庆历新政主将的韩琦，却是熙宁变法的反对者。
但细看起来，情形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比如，在朝廷上的一次公开辩论中，苏轼认为，新法实行，则商贾不行，商税也减少，朝野两失，因此“均输法”是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是杀鸡取卵。而王安石则认为，“平民乃为多数，朝廷是为民不是为官商，‘均输法’实施，不是杀鸡，而是养鸡，让正当的商人，在公平竞争下发展”。
写道这里，想起了刀尔登在《亦摇亦点头》中说到的那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个人与国家、友谊与大义，哪种关系更深刻，在道德上更可靠，更合乎本性与人类对自己的使命呢？这是一个连孔子和西塞罗这样的圣贤都为难的问题，而世人通常过于匆忙地便回答了。
名教
这一部分内容看起来与主题不相关，但实在有点不愿舍掉这几个材料，而且细想起来， “名教”的问题，似乎是我国文化传统的“逻辑底座”之一，或许还是其最关键的要素，所以放在这里作为一个小小的补充。
姜穆先生记载，檀渊之盟时，宋辽双方经过讨价还价，以每年宋给辽绢二十万匹、钱十万贯为停战条件。“剩下的是以贡或纳的问题又起争执。如和约上用‘贡’字，则宋朝成为辽的属国，‘纳’则是投降，均属不可，最后以‘赠’为定议”。
变法开始时，神宗赵顼命令王安石先给大家讲一堂大课，洗洗脑。当时的情境是，皇帝是坐着的，但讲课人王安石是坐着讲还是站着讲？听课的人（里面很多王安石的老领导、老师）坐着听还是站着听？双方意见不一。王安石就对皇上说：“回陛下，刘集贤是先辈对六经又是专家，臣以为满朝文武各有专精，能在这里讲书，已是王安石的荣耀。古代侍讲，有坐有站，本朝亦然，真宗以前是站着讲的，听讲的大老都坐着，这是对老臣的尊重。太宗、仁宗时代也有坐着讲的。以我王安石的资望，是应当站着讲才合体制。”为这件事，大家争论了一个多时辰，最终以大家都坐着结束。
鲁迅先生说，“名教”是国家的祖传法宝，果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