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乐学书院之学妹读经

《诗经》学习第102篇《齐风  甫田》

【原文阅读】

        无田diàn甫田tián，维莠（yǒu）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dāo）忉。

        无田甫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dá）怛。

      婉兮娈兮，总角丱（guàn）兮。未几见兮，突而弁（biàn）兮。

【译文参考】

大田宽广不可耕，野草高高长势旺。

切莫挂念远方人，惆怅不安心惶惶。

大田宽广不可耕，野草深深长势强。

切莫挂念远方人，惆怅不安心怏怏。

漂亮孩子逗人怜，扎着小小羊角辫。

才只几天没见面，忽戴冠帽已成年。

【字词注释】

（1）无田（diàn ）甫田：不要耕种大田。田（diàn ），治理。甫田（tián），大田。

（2）莠（yǒu ）：杂草；狗尾草。骄骄：犹“乔乔”，高大貌。

（3）忉忉（dāo ）：心有所失的样子，一说忧劳貌。

（4）桀桀：借作“揭揭”，高大貌。

（5）怛怛（dá ）：悲伤。

（6）婉、娈：毛传：“婉娈，少好貌。”

（7）总角：古代男孩将头发梳成两个髻。

（8）丱（ɡuàn ）：形容总角翘起之状。

（9）弁（biàn ）：成人的帽子。古代男子二十而冠。

【诗歌赏析】

        这是一首思念远人的诗。后人对这首诗的主题，多不得其解。从诗中所写的看，大概是一个流亡的农民，想起以前种领主大田的辛苦，现在虽然离开了它，却不免思念那里的一个可爱的孩子。多时不见，他该长大了吧？

        这首诗头两章是写实，采用重叠形式，只换了四个字，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首两句直赋其事，意在引出下两句。因丈夫去了远方，家中没有劳力，耕作粗放，本来长着绿油油庄稼的大田，如今全长着深深的野草，见不着一棵小苗。

        诗人面对如此荒芜的大田，忧心忡忡，感慨万千，不觉脱口说出“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桀桀）”！目有所见，心有所感，自伤自怜，自怨自艾，不禁讲出了气话：“无思远人，劳心忉忉（怛怛）。”实际这不过是思极的反语、伤心语，说“无思”，恰是刻骨相思。

        正因为她无法摆脱相思的痛苦，第三章出现了幻觉，由实转虚，诗人似乎觉得丈夫突然归来，想象他见到离家时还是扎着丫角的小儿子，忽然间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惊喜不已：“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这一自我构造的虚幻境界，既是对丈夫早日平安归来的渴望，又是对孩子快快长大的期盼。

        本诗的含蓄美尽在这一虚境之中。清陈震《读诗识小录》评末章前两句云：“换笔顿挫，与上二章形不接而神接”，评后两句云：“奇文妙义，与上四‘无’字神回气合。”

【《甫田》的反思探讨】

象征善恶的植物

      《诗经》里利用有刺或到处蔓生的植物来象征不好的事物，例如《齐风·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和《小雅·大田》：“既方既皁，既坚既好，不稂不莠”，所言“莠”与“稂”均象征恶事。《尔雅翼》云：“莠者，害稼之草。”

        莠，就是狗尾草，幼苗期形似禾稼，苗叶及成熟花穗都类似小米。孔子说：“恶莠，恐其乱苗也。”狗尾草根系深入土中，不易防除，属于恶草，不但农民痛恨，连诗人也憎恶之。所以《齐风·甫田》才会有“维莠骄骄”、“维莠桀桀”之语，表示田地太广，除草不及，使杂草遍地丛生。《小雅·大田》之“不稂不莠”，原指田中已无稂（今之狼尾草）与狗尾草，后人引喻为人不成材，没有出息。

        《鄘风·墙有茨》：“墙有茨，不可埽也”、“墙有茨，不可襄也”、“墙有茨，不可束也”提到的“茨”，即今之蒺藜。在干燥的荒废地，常见蒺藜蔓生，繁生的果实布满锐刺，常刺伤人足。《鄘风·墙有茨》篇，言蒺藜是不祥或不佳之物，人皆欲除之而后快。

          棘是酸枣或长满棘刺的灌木，常伤人手足，象征恶兆或不正当事物，《诗经》引述“棘”诗篇大都具讽刺内涵。例如，《唐风·鸨羽》篇“肃肃鸨翼，集于苞棘”，讥讽当政者失职，导致人民流离失所；《陈风·墓门》篇“墓门有棘，斧以斯之”，暗喻心怀不轨的野心家；《曹风·鸤鸠》篇“鸤鸠在桑，其子在棘”，讽刺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当权者。

【《诗经》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仲的改革政策“相地而衰征”

——农业生产关系上的一次重大调整

        管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行“相地衰征”的新的土地租税制度，这是在农业上涉及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齐国，在西周初的太公时代，属奴隶制国家。农业生产者主要是居于“鄙”内、附着于井田上的奴隶，“同井合耦”，依靠粗拙的

木、石、骨、蚌工具，进行集体劳动，共同耕作。由于土质不好，农业发展很受限制，更由于奴隶制生产本身固有的矛盾——奴隶怠工、毁物、逃亡、反抗，再加共耕的方式使勤惰相混，耕者观望推诿，劳动生产率越降低，剥削者越感到原有的剥削制度对自己并不有利了。

          西周后期发生了转折。早期的铁器——原始熟铁，开始发明出来，并被用于农业。一些农具逐渐由铁锻制或由铁包口，强于木石工具。生产力的发展，使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有了可能，而且使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有可能扩大。于是，精明的剥削者就相继改变剥削方式：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各家各户耕作，作为份地，同时，令耕者在另一部分土地——公田、徭役田上进行无偿劳役。

          这种公田比过去奴隶制时代由周王或诸侯国君掌握的、收获物须上贡给周王或诸侯国君的“公田”，面积扩大了，在总耕地中占很大的比重；那部分新增加的公田，收获物即属采邑主所得。分得土地的人，必须在公田上把事干完了然后再治私田（份地。先前奴隶身份的耕者无所谓私田，私田是指采邑主的自营地，至此，收获归上面各级剥削者的土地称公田，耕者的份地为私田）。

        在份地上各户是独力耕作，收获归己的。这种公私田分开、征收劳役地租的方式，比之原先奴隶制的无偿敛取收获的全部实物，而只在其中分给一点口粮的做法，相对地说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更有利于剥削者增加剥削收入。

        分地（部分土地）到户，各户有了对土地的占有权，而且奴役束缚也较前有所放松，这样，奴隶就转化为农奴，奴隶社会的母体里产生了新的封建制的萌芽。西周后期，从王畿到各诸侯国已先后出现这种变化；齐国铁器使用较早，由奴隶制到农奴制的演变，时间也是比较靠前的。

          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春秋时期（自公元前770年算起）。周天子共主的身份已有名无实，诸侯国实际上都是“独立王国”，上行下效，诸侯国内的卿大夫也争相扩张势力，抢占地盘。原先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让位于封建领主的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制。身为各自领邑内的全权主人的领主，其所拥有的土地并非全由封赐而来，很大部分来自兼并。他们在井邑内剥削农奴的劳役地租，已由奴隶主蜕变成新的封建领主。对已形成封建割据势力的大领主来说，公田上的收获全归他们自己所得，而不再上贡了。春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初建的时期——封建领主制时期。

          作为东方大国的齐国，也是个封建领主制的国家。齐国的国君是国中最大的领主。齐国公室直属的领地上（“遂”内），也还保留着“公田”，套用“借民之力助耕”的名义，实行劳役地租制度，对已有自己的份地、自己的家庭经济的新的农奴进行封建剥削。

          封建性的劳役地租代替奴隶制的实物榨取，在一定时期内有它历史的进步性，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两个世纪过去，这里面又暴露出新的问题。由于徭役田和份地分开后，公私有别，耕者对之的重视程度也就大有差别。在私田（份地）上精耕细作，用心经营，在公田（徭役田）上则应付差事，得过且过。虽然和过去奴隶制时的全部监督劳动相比，劳动者的劲头总的有了一些提高，但提高是有限度的，有所偏重的。再加在公田上仍然是共耕聚种，所以仍然是责任不明，谁也不肯多出力。“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尽力于私田而不尽力于公田的现象越来越厉害了。份地上产量增加，按理全归耕者所得，但领主并不甘心其剥削量局限在徭役田的空间范围内，他们往往加重耕田以外的徭役，或进而向份地进行征敛，或夺取农奴的牲畜，这就必然引起劳动者的反抗，轻则对公田的耕作更趋消极，重则逃亡他乡。这种情况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齐国在襄公之时，国政不修，剥削加重，问题也就更趋严重。

        《诗经·齐风·甫田》篇中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甫田即大田，公田）。这就是对齐襄公时（公元前697—前686年）齐国徭役田实况的描述。当时“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国语·齐语》），大量的宫廷糜费都出自对农奴的压榨。徭役劳动者兴趣索然，再也不肯去种好公田，公田荒秽不治，长满了害苗之草。不愿意束缚于土地、遭受残酷剥削的人，纷纷冒禁进入城市，为齐国素称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自发地增添新的成员。齐国“民移”（农奴逃亡）的趋势日益突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公田制-徭役地租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齐国的农业正陷入日益加深的危机之中。

        面对这一现实，当焦虑的齐桓公问“伍鄙若何”（如何对待五鄙之内的人）时，管仲就提出了“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国语·齐语》）的有名的对策。相，视也；衰（读如吹），差等也；征，征取也。相地衰征，即“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国语·齐语》韦昭注）也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实行地租的差等征收制。这是管仲首先提出的农业改革方案。

        管仲对齐桓公说得很明白：实行相地衰征的目的是使“民不移”，即防止耕者的逃亡，只有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量有所减轻和剥削方式有所改进，才能做到这一点。对耕者实行相地衰征，与之分货，劳动者地位有所改善，劳动兴趣有了提高，他们就能安居于所分到的土地之上，而不再相率逃亡流徙，从而收到“民不移”的效果。对耕者实行相地衰征，与之分货，劳动者地位有所改善，劳动兴趣有了提高，他们就能安居于所分到的土地之上，而不再相率逃亡流徙，从而收到“民不移”的效果。至于赋税制度，则管仲另有一套做法。

        管仲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关农业的重大改革就是变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尽管管仲的许多政策只是有限的革新，更多的改革还要留待后人来完成，但是，就管仲的时代来说，他的相地衰征的改革意义还是很大的。不但振兴了齐国的农业，为富国打下了基础，而且当实践证明了实物地租优于劳役地租时，也就会发生连锁反应。由管仲创导于前的这一新的改革，对别国、对后来人必然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历史的发展必然起到推动的作用。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家（修订版）：镜鉴兴衰三千年

作者：吴慧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