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至于明清，儒家学者们的争端大抵来自于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但无论是程朱，亦或是陆王，更多的是“以注为作”，即通过对古代经典的注释和重新解释，来阐明自己的学说，于意旨上已与原著有了差别。

“格物致知”出自于《大学》，《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南宋时朱熹将其列入四书之中，并做了一些顺序调整。《大学》阐述了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第一篇中特别说明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句话说明了“大学”的功夫所在，就是先修根本，再即毫末，用之于八条目，就是每一条目，都是建立在前一条目的基础之上的。

把这一重思想套用在“诚意正心”之中，就可以更显著的看出他的正确性了。正心，与荀子说的“解弊”相类似，讲的是心灵如果有所愤怒、恐惧、快乐、忧患，都不能维持“正”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被情绪影响自己的认知。只有保持“正”，才能“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正心”的状态呢？这里就需要《大学》所说的“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诚意，就是“慎独”和“诚于中，形于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表里如一。《大学》里举了一个例子，小人在独处的时候会做一些不善的事，但在君子面前就要掩盖自己不善的本质而做一些善事。如果你跟人交往之时带着面具，内心中自然充满了焦虑，而不能让心灵处于“正”的状态，自然无法保持“正心”。所以，想要达到“正心”，就必须做到“诚意”，即表里如一。

从“正心”到“诚意”，是有功夫的一惯性的，以此推之，从“诚意”到“致知”也应该有这样的一惯性。朱熹的“致知”中，“致”是推极，“知”是知识，“致知”就是推极个人的知识至于无所不知；王阳明的“致知”中，“致”是行，“知”是良知，“致知”就是通过实践来发掘良知达到圣贤的境界。“致知”是“诚意”的功夫，但是，学习很多知识和发掘个人良知，似乎都与“诚意”并没有直接联系。

“致知”应该如何解释，我希望从“诚意”中来求得。“诚意”，如上文所说，就是表里如一。而想到达到表里如一，必须先明确的问题就是，我的“里”是什么，即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未来的志向是什么，答案经常是科学家、老师亦或是飞行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志向也在不知不觉间被现实改变，对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的目标，也就是“知止”。在我看来，“致”是达到，而“知”，知的是“止”。

“止”，指的是停止的地方，是人的目标，也隐含着一种分寸感。孔子看重“直”与“礼”，“直”是人的真情实感，而“礼”是用来节制情感，《礼记》中记载了曾子说自己在亲人死后十分悲伤，七天不能进食，但子思却说先王设定的礼要求君子在亲人死后只能三天不进食。礼是用来约束过度的情感，即使亲人之死让你十分悲伤，在第三日也应该停止了。孔子也说过，“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即使要施行“仁”，也应该“以直报怨”。“知止”，是要知道自己要到达的目标，又不能失去分寸。

“致知在格物”，最后一句不同于之前的语言结构，似乎意味着“格物”并不是在“致知”之前，而是“致知”本身的过程。朱熹的“格物”，“格”是穷尽，“物”是物理，“格物”就是穷尽事物的道理；王阳明的“格物”，“格”是正，“物”是意识所在的事物，“格物”就是正己意。朱熹之说似与人身修养之事太远，王阳明之说则离“正心”太近，不像是《大学》中层层递进的功夫。在近代，“格物”也有格除心中的物欲之类的解法，但又跟上文所说的“致知”不能构成递进关系。

我想起很久以前，看过一本书讲一个人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给出的方法是拿一张纸，然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不断的在上面写出自己所有可以做一下的事情，当你写到足够多的时候，会突然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现在想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足够多”，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经历，真正喜欢的事情未必就能被写下。我以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不是事物的道理，而是事物的本身，一个人只有见过足够大的世界，才能做到“知止”，才能找到自己的目标。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一个轮回，你经历过更多的事物，就能更清楚的找到自己的目标，也就可以更好的做到“诚意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