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足球杂志编辑，杂志名叫《当代体育》，有三十多年历史，曾经很辉煌，我中学时代买过很多。所以在大四离校前一个月通知我面试通过后，我就没有再找其他的工作。而且我大学学的是水产养殖，毕业直接就转行当编辑，做自己想做的事，也没啥好挑的。
面试我的是主编大米，是老板邵姐从《体育画报》挖过来的。还有一个编辑唐哥，我们三个人做内容。另外有四个姑娘，两个美编两个发行，这就是公司所有成员。
上班第一天吃午饭时，唐哥跟我说，当代体育曾经是个金字招牌，现在没落了，邵姐把这个牌子接过来，就是要东山再起，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我听完后顿时对老板邵姐肃然起敬，对这本杂志的未来充满希望。
2.
主编大米长得白白净净，沉默寡言，很温柔，自己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我跟唐哥两个人住一套两居室，平时上下班吃饭都在一起。
唐哥是个狂热的阿森纳球迷，有一天下班后，我俩在沙县小吃一人吃了一份鸭腿饭，喝了瓶啤酒，出来后吹着夏日清爽的晚风，我感觉十分惬意，生活美滋滋，于是对唐哥感慨道：“酒足饭饱，吹着晚风，要是再来个妞儿，就完美了。”唐哥说：“酒足饭饱，吹着晚风，要是再看场阿森纳的比赛，就完美了。”
阿森纳在唐哥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女人。不过除了阿森纳，对他来说，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不能凑合妥协的。
唐哥戴一副泛蓝光的眼镜，很瘦弱，唐山人，比我早毕业两年，参加工作后辗转漂泊了很多地方，他说过的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哪儿给饭吃去哪儿”。
一开始我和唐哥都睡在编辑部沙发上，后来公司为了解决我和唐哥的住宿问题，要给我俩租一套房子。第一次是唐哥和中介去看的房，中午回来后唐哥跟我说：“地方不错，房子也不错，咱俩过几天就搬进去吧。”我说：“行。”
下午中介发来信息说还有些事情要跟房东协商，让我们出个人再跟着去一次。唐哥当时有事不在，只能我去。那地方距离公司很远，走路要半小时，楼房很破旧，给我的感觉就是踹一脚就能塌。楼道和走廊很昏暗，没有灯，一楼层住着几十户人家。房子空间很狭小，到处都透着一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气息，房顶吊着白炽灯，冰箱是那种淡绿色的，不知道从哪个博物馆抢出来的古董，没有洗衣机，空调打开后声音堪比拖拉机，还不吹凉风，房租一千八，不接刀。
回去以后我跟唐哥说：“那房子太破了，咱再找找吧。”唐哥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刘，咱是给别人打工的，而且这房子是老板给咱租的，又不用咱花钱，你就别挑剔那么多了，凑合凑合得了，而且你还是新来的。”
想到每天下班后都要走那么一条长长的漆黑的走廊后，才能进那个充满古典怀旧气息的家，再加上当时我也有一股不知死活的虎劲儿，我坚定地说：“不行，我不想住那房子，而且那破房子真不值一千八。”没过两天，我们就又找到了一套不错的两室一厅，走路到公司五分钟，屋里设施一应俱全，家具布置的很温馨，房租一个月一千二。
我和唐哥第二天中午就搬进了那套房子，我住稍小的次卧，唐哥住主卧，带一个阳台。由于房子已经半年没住人，屋里积尘很多。我把行李搬进自己的屋子后就开始打扫、擦拭，一直忙到傍晚六点，我那间小屋才勉强能住人。
完事儿后我去隔壁唐哥的屋子，想帮他打扫一下。推开门我发现屋里什么都没变，跟我们来看房时几乎一模一样。地面走上去一步一个脚印，衣柜上厚厚的落尘让我有做一幅沙画的冲动，墙角的蜘蛛网可以当吊床睡，我每动一下都会激起一片尘土飞扬。唯一的变化就是床板上铺了一张旧蓝格子床单，床单上放了一台笔记本，笔记本前面趴着一个唐哥，两只小腿交叉翘起来，正在打游戏。
我被这场面震撼了，愣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你不打扫一下？”唐哥一只手继续用鼠标打游戏，一只手支着头，用余光瞥了我一眼后，慢慢地说：“嗨，打扫啥啊，我能凑合。”
橘黄色的夕阳透过窗子照在地上，光柱里尘土颗粒慢慢地漂浮移动，吊床上的蜘蛛在安静地思考人生，唐哥瘦削的身体隐藏在阴影里，苍白脸庞映着笔记本屏幕发出的光。已经懵逼的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唐哥原本就是属于这里的，他已经在这里趴了几千年，从未离开过。
3.
老板邵姐身形瘦高，由于抽烟很凶导致嗓音沙哑，皮肤粗糙。家里住别墅，平时开一辆丰田SUV，儿子在国外留学，从未见过她老公，而且邵姐经常晚上不回家。
前期我和唐哥晚上睡公司沙发时，邵姐就经常在她老板屋里的沙发上睡。有时候唐哥会跟我嘀咕：“你说一个妇女，经常晚上跟两个小伙子在公司过夜，这算什么事儿啊。”
我听了后非常诧异，因为我从未往这方面想，而且就算邵姐脱光了站在我面前，我也不会有任何大胆的想法。不禁心中感慨，已经混了两年社会的人，思维方式跟我这个刚毕业的生瓜蛋子就是不一样。
邵姐是北大毕业，再加上上班第一天唐哥对她的吹捧，我开始对她是充满尊敬的。工作了两个月后发现，邵姐是我当时22年的人生经历里，见过的最厚颜无耻之人。
她把自己儿子的名字印在杂志版权页主编的位置上，但她儿子从未给杂志写过一个字，这么做是为了增加她儿子以后的人生资历。另外还各种拖欠印刷厂的钱不给，闹翻了就再换一家印刷厂继续坑，坑出来的钱疯狂买房置业。她接手当代体育这个品牌，完全不是想让它东山再起，只是为了榨取这个品牌最后的价值。
邵姐作为一本足球杂志的老板，完全不懂足球，还瞎指挥。说两个事儿，一个是2011年皇家马德里来天津，邵姐给了我们几个编辑一人一张票，去看皇马训练，下的任务是争取采访梅西；第二个是有一天我正在工位上奋笔疾书写稿子，邵姐突然走了过来，跟我说她搞到了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一些独家消息，让我想办法登在杂志上。我目瞪狗呆，场面一度十分僵硬。
主编大米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我们经常能听到他在老板屋里跟邵姐争吵。九月末的一天，我和大米下班后留在公司踢了几盘FIFA，大米突然跟我说他要走了。我听后心里异常失落，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刚干了三个月，招我进来的主编，我人生中认识的第一个同事就要离职了。我也想走了，就在大米辞职后一个月离开了那里，去了北京。
凭良心说，我那时在天津生活的很舒服。由于欧洲的足球联赛大都是半夜开球，我们编辑有特权可以不用准时上班，累了不去坐班都行，所以我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溜达着去上班。
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看球赛，看看新闻，写写稿子，对我来说非常轻松，而且看球和摆弄文字也都是我的爱好。在天津这个生活节奏很慢的城市里，每个月拿三千左右的工资也还不错。但我心里知道，在这里我学不到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前途。
4.
我离开当代体育的时候，还有一笔两千多块的稿费没有结清，邵姐说等过几天打给我。这一等就是几个月，每次我打电话催她，她就会说明天就打，第二天我去ATM机查，没有。我再打电话催，他说明天，没有。如此往复。
我可以接受别人骗我钱，只要你骗的有技术含量，我认了。但我无法接受别人明着坑我钱，侮辱我的智商。比如有限的几次跟团旅游，遇到导游强制消费，临时强制加景点，强制高价售卖劣质商品这种事儿，我都是强硬地拒绝。身边的人都会说“算了”“来都来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我就是无法接受，宁愿跟导游闹得不愉快，去做最不合群的那一个。
邵姐拖欠我稿费，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当猴耍，让我胸中怒火难平，越想越气。当时我已经在北京稳定下来找好了工作，无数次劝自己算了，也没多少钱。但每次想起还是血冲天灵盖，恨不得杀去天津手刃邵姐。时间长了，感觉这已经成了我的一个心魔。
转过年来二月份，我生了一场病，水痘。因为过年在老家，晚上抱着刚上小学的妹妹睡觉，给她讲故事，被传染了。我的身上和脸上长满了水痘，形象十分吓人，每次照镜子看自己的脸都觉得恶心。
比毁容更痛苦的是瘙痒难耐，脸上身上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爬，还不能挠，恨不得把身上的皮整个撕下来然后原地爆炸。班肯定不能上了，只能在出租屋里靠看电影和打游戏转移注意力。
我那时独居，一个人在北京，医生嘱咐不让吹风，但我只能一次次顶着初春的寒风去医院拿药，无比凄凉。痛苦、瘙痒、凄凉、无奈，再加上每次想起被邵姐耍的愤怒，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决定去天津跟邵姐拼个鱼死网破。
我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戴上帽子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坐上了北京去天津的动车。
说是去拼命，其实心中无比忐忑，我从小到大都是好孩子好学生，从没跟人打过架。现在一个刚毕业不久的毛头小孩要去跟一个家大业大的老板拼命，该怎么做？怎么拼？也许只能靠自己这张长满水痘让人恶心的脸吓唬了。
我在车上不停的给自己打气：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寇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啊净！！
5.
到了天津，刚进当代体育的大门，我就把口罩摘了下来，露出脸，然后冲里面曾经的同事和新招的编辑大喊：“开窗通风，我得传染病了！”
先声夺人后，我谁都没理，径直冲进邵姐的老板屋，大马金刀地坐在她对面，靠着椅背，翘起二郎腿，先让她看了下我的脸，然后很生硬地说：“我得传染病了，给我稿费，我要治病。”
邵姐被我杀了个措手不及，先是愣了几秒，但很快就回过神来，微笑着跟我唠起了家常，问我现在干嘛在北京怎么样，看起来完全没有被我的脸吓到，而且对可能被传染也毫不在意，果然是老油条。
我毕竟是抱着拼命的心态来的，没有回应她的家常，继续铁头硬刚要钱。邵姐看缓兵之计行不通，脸马上沉了下来，老母亲般的微笑瞬间消失，冲外面喊了一句：“小唐，给他算稿费。”然后就垂下眼睛看电脑不再说话，我也一言不发，抬着眼睛放肆地四处打量。
门外的前同事和新员工没有一个人起身，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盯着电脑假装工作，但我知道，他们都在竖着耳朵听。
大米走了后，唐哥现在是执行主编。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张白纸走了进来，放到桌子上，上面是他给我算的稿费。我看了一眼，本来两千多的稿费被算成了四百多，看来邵姐是想随便给点儿钱打发我。我抓起白纸揉成一团，扔到了邵姐身上，吼了一声：“别跟我扯淡！”
邵姐没有被激怒，不动如山，对唐哥说：“再给他算算。”本来低眉顺眼站在一旁的唐哥闻言走了出去，我俩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交流。
过了一会儿，唐哥又拿着一张白纸走了进来。这次稿费没有算错，但因为我辞职后没有马上从公司租的房子搬走，多住了几天，给我扣了几百的住宿费，还剩一千六百多。
邵姐看我对这个金额没有异议，从包里数出十几张一百扔到桌子上，我抓起钱立刻起身离开，没有再多废话。出大门前我余光瞥到了以前的同事，他们依旧在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没有一个人抬头看我。
6.
钱就这样要到了，没有吵架没有血拼，比想象的顺利。
那之后两三年的样子，当代体育就倒了，我跟这家公司的人也没再有任何的联系，包括大米。
后来我闲来无事，在网上搜了下邵姐和唐哥的名字，在某招聘网站上看到了唐哥的信息，他在求职，职位是主编，薪资要求是八千。至于邵姐，还是有很多骂她的帖子，有球迷也有印刷厂的人，他们说邵姐做了这么多缺德事会遭报应的。
她真的会遭报应吗？我觉得不会，这只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罢了，邵姐已经坑到了足够多的钱，后半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她儿子也会因此沾光，成为人们眼中“有才有钱”的富二代。
当然，这都无所谓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拿回了自己的钱，去了这块心魔，就足够了。对我来说，内心平静，顺心意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回想这段往事，回想起刚毕业时虎逼朝天的自己，我总会不自觉地笑出来。一方面笑自己当时的幼稚，为了两千多块钱就去跟人拼命；一方面是真的开心，欣慰自己当时能有这样的勇气。
其实我觉得，与其诅咒坏人们遭报应，不如期盼像当时的我这样的愣头青能多一些，而不是人人都念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也许这样，我们生活的环境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