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创造性篆书大家主要有邓石如，吴让之，吴大澄，杨沂孙，赵之谦，徐三庚，吴昌硕七家。其余六家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受邓石如影响。
邓石如为清代碑学书家巨擘，其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 他承上启下，首开清篆笔墨情趣，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将刻石篆转化为笔墨篆，并成为一种时代风气；第二，将隶书笔法化入篆书，打破了千年玉箸篆的家法。因为这两大变化，使得书法家们都解放了思想，开启了新风，所以才会有清篆别开新面，异常繁盛的格局。
邓石如以隶法作篆的新路子，直接影响了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吴昌硕，四人都篆隶互参，又参入己意。 吴让之受学于包世臣，包世臣学书于邓石如，他们师承一脉相传。其篆书学法邓石如，古朴不及邓石如，灵动典雅似过之。点画舒展飘逸，结体瘦长疏朗，行笔稳健流畅。学邓不拘邓，能自开风格。他对赵之谦和吴昌硕有直接影响。赵之谦篆书亦学邓石如，在邓石如的基础上掺以魏碑笔意，别具一格。他是清代碑学理论最有力的实践者，其魏碑体书风的形成，使他成为有清一代第一位在楷行篆隶诸体全面学碑的典范。赵之谦的篆书秘诀全在魏碑上得益。吴昌硕，取法邓石如，中年以后选择石鼓文为主要临摹对象。数十年间，反复钻研，所作石鼓文，凝练遒劲，风格独特。吴昌硕熔铸篆隶，上承邓石如，又能自开新径，专攻石鼓，可以说清代以来，写石鼓文最有特色成就最大的就是吴昌硕。徐三庚，与吴让之、赵之谦齐名，能摹刻金石文字，所刻皇象《天发神谶》尤佳。研摩汉碑额篆及《天发神谶碑》作为其篆书根底。其篆书受启发于邓石如，又参以《天发神谶碑》，方折起收，以方笔写篆书，所临《天发神谶碑》形神俱佳。其篆书被誉为“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可以说，四家都是直接受邓石如影响而能自开新面，自成一家。
邓石如首次打破千年玉箸篆中锋运笔写篆的成规，援隶入篆，方圆兼备，在篆书用笔上无异于一股飓风，"用笔千古不易，结体代有变化"，人们一直固守这样的成见。邓石如一出，篆书用笔屡出新意。杨沂孙和吴大澄就是受邓石如以隶写篆的启发，而参入古籀金文自创新体的。杨沂孙是邓石如的崇拜者，不过杨沂孙取法广泛，远宗近取。杨氏精于篆籀，初学《石鼓文》，后参以两周金文，兼宗许慎小篆，又受邓石如启发，融大小篆一体，变邓氏方圆兼备的篆体为纯方为主的篆体，开自家面目而一新。吴大澄初学秦篆，又酷似李阳冰，后受杨沂孙启发，融金文古籀于小篆，自成风格。其篆结构严谨，章法疏朗，淵雅朴茂，别有一番韵味。
在邓石如以隶写篆开新风的影响下的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徐三庚，杨沂孙，吴大澄诸家又另开新径，自树旗帜。吴让之变化结体自新，赵之谦参入魏碑创新，吴昌硕取法石鼓文，徐三庚得益天发神谶，杨沂孙和吴大澄都深造古籀金文，杨篆体方，吴篆渊雅。个人认为七家中，杨沂孙和吴大澄最容易入门，吴昌硕和吴让之稍难，徐三庚和赵之谦最难学。而邓石如最经典。
看清代篆书大家的承继创新，明白了齐白石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要想生存，必须继承，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自开新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关键是有没有开新的勇气和魄力。《易经》说:"日新之谓盛德"。原来盛德只是日有所新，日有所进，日有所得。守着旧房子，不妨新装修；拿着旧瓶子，可以装新酒。只要不肯故步自封，迈一步也是前进。但是，没有一条路不是在地上开出的。有继有开，有弃有扬，才能创新。有创新，才能发展；有发展，才有隆盛，人类才可以活得越来越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