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0月1 星期日 〉 国庆特辑：书同文篇，主要就华夏文字之源进行探索，这个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存疑的也不多，梳理后，希望对秦帝国在整殇天下文明所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及展现出帝国高瞻的目光而予以认可。文字溯源了，可惜雅言无以得见，我想会不会以陕甘方言为基础推行的普通话，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穿越帝国，去探密、去思索 ......
程邈，这位因文字入狱，又因文字官至御史，用现在的话说，从一个科级干部，犯了文字的“错”入狱了，又一下子从“罪人”之身提到了部级领导，始皇帝嬴政亲自接见，封为御史，受丞相李斯直接管辖，专职于制定天下文字。
秦统一天下之后，设三十六郡，在全国推广秦法，其中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字。山东六国文字各异，各级官吏对秦国的文字知之甚少，秦法推广难以普及。时代的发展就需要有一种统一文字符号，作为标准在全国推行。这个部门设在丞相府，由李斯总管，程邈、胡毋敬、赵高领衔，这四位，原本都是善书之人。
黄帝之后的文字有陶文、甲骨文、金文、史籀文（石鼓文），陶文是字画成为文字的最早形式。发展到周时，有文字九千余，规定了官方文字，这也就是说，文字统一标准，在周时期已具规模，只不过是周室衰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年间，各国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自己国家的文字，文字表意更加丰富，字形有了很大变化，文字量数也所增多。七国大抵如此： 魏国21100多，常用字2100多个； 赵国21300多，常用字1300多个； 韩国23900多，常用字2160多个； 燕国18000多，常用字1800多个； 楚国21000多，常用字1900多个； 齐国21000多，常用字2100多个； 秦国11662多，常用字1350多个。可以看出来，韩国字最多，因此韩国都出大才，只是他们不用而已，如郑国、韩非等。六国新创文字13860余个，结合秦国文字近三万。
确立了以小篆为官方文字，以隶书为民间非正式公文的文字，书同文的难在于字制之难，需要制定出每个字的标准点画，字数之难在于三万字的标准化，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文体之难在于是用单字说明，还是以文章形式串联，以便传播。由李斯牵头的会议确定了3000常用字，以李斯书《仓颉篇》、赵高书《爰历篇》、胡毋敬书《博学篇》三篇文章为文体，这也是后世的《千字文》雏形。
此项浩大工程，由130人组成的改制团队，历时半年，完成了改制的基础工作。汉字从甲骨文到到金文、石鼓文（大篆），大篆这个阶段就相当于战国时期，后来演变为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魏楷、唐楷），发展到草书时，书法艺术就上升了一个台阶。
秦帝国以博大的胸怀，滋养着华夏儿女，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后世非秦的声音比比皆是，就对程邈的生平介绍，也是各种非秦的描述，我们用着秦系文字，记录着抹黑着这个伟大的时代，真是令世人汗颜。
战国文字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体系
1.秦系文字。平王东迁之后，将西周故地封给秦国，所以秦文字完整地继承了西周文字。加之秦国在文化上低于东方六国，文字的发展少有发挥，也完整地保留了西周文字的体系。所以学界往往周秦并举，秦系文字有时也称作周秦文字。这一体系随始皇帝“书同文”而传至今，所以我们今天的汉字就是秦系文字。
2.楚文字。由于楚地水网密布，地下水系发达，楚地墓葬往往完全浸泡在水中，因此保存了大量的简帛。竹简这东西，要么泡在水里隔绝空气，要么在西北大漠的干燥环境下还能保存下来，中原地区不干不湿，汉晋尚有发见，如今尽已朽烂，无从得见。所以现在看到的竹简，主要为楚简和汉简以及少量秦简，由于汉简不属于古文字材料，楚文字就成为当前战国文字研究中材料最为丰富的一系。楚人浪漫，有点像现在的法国人，所以楚文字简省较多，字形飘逸，在战国文字中独具特色。
3.三晋文字。韩赵魏原是晋国家臣，故世称三晋。三国文字同宗同源，虽有小异，不害大同。
4.齐文字。主要是齐鲁两国的文字。齐鲁两国地缘相接，文化相近，历史上往来密切，所以两国文字也基本同源。
5.燕文字。即燕国文字。发见较少，主要为玺印、泉币。
6.中山文字。中山国属狄人鲜于部，嵌于燕晋之间，后为燕赵之间，一直被中原诸夏视为心腹大患。中山国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姓姬姓，参与过合众伐秦。现在所见中山文字为中山王青铜器，战国时代，各国铸器己少有铭文，唯有中山王器上铸有大量铭文，字形风格也与春秋金文接近。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各国文字虽有差异，但并没有到无法辨识的程度，毕竟都是从西周文字同源发展而来。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字形改换。如楚文字中“馬”、“爲”等字，将下边表示动物四肢的部分，简省为两横。 2.同形异读。如“箸”字在秦文字中表示筷子的箸，在楚文字中表示书写的书。 3.另造新字。如楚文字中有一个字，上羽下能，是数字一的异体字。这样的字极为少见，屈指可数。
相较于各国文字的不同，一国之内的异写也非常的复杂，有时甚至超过了国际间的差异。总而言之，战国时代是一个用字混乱，极不规范的时期。
尽管文字分化，用字混乱，但不同文字体系所记录的语言却是相同的。当时虽然方国之言迥异，但雅言一直作为通用语。《论语》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他老人家居家过日子说的大概是鲁国方言，但讲解经书，执行礼仪，一定是用雅言。战国时，虽王室衰微，各国之间仍以雅言为通用，士大夫在正式场合说话用雅言，著书立说当然也用雅言。因此，百家诸子虽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口中所言，笔下所写，虽间或有方言词语混入，但总体而言，还都是当时的普通话，各国文字虽有不同，但彼此阅读并无大碍，所以，在“书同文”之前，是不需要彼此翻译的。而且所谓“书同文”，也只是规范了汉字形体的书写，取缔了大量并存的异体字，并没有规范汉字的使用，秦汉时期，同一字形不同地区用作不同音义的现象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