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开始，谈何容易。很大程度上，做头完全靠运气。

小时候不懂，根本没有发型设计之说，印象里小伙伴们不是扎马尾辫就是剃得很短。圆脸圆眼的我后来看到《城南旧事》，一直把自己设想为英子，一样的齐刘海发型，耳朵被包裹起来，更显得脸圆圆的憨得可爱，只靠眼帘下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看视这世界。这种发型就是童花头，我一直是假小子，不是这齐整的童花头就是利索的青年头，主要原因还是母亲不是那种能做细巧活的，不会扎辫子。在村里还是镇上剃头简单，简陋的棚子，模糊的玻璃窗，外面大书“理发室”三个红漆大字。白的确良衬衫的剃头师傅手里拿着剃头刀，还有推子，在你头上大刀阔斧地齐刷刷剪短，然后，用推子推掉脖子上、耳后的一圈细毛，喀嚓喀嚓，象边疆广袤平原上收割机走过一茬一茬，手一摸，脖子后面总归是一片毛擦擦。我那时还用得起蜂花，红瓶的，大多数村里的小伙伴则是用洗衣皂或者洗衣粉洗头。

洗头也没这么勤，一个星期才会洗上一次，油腻的头发遇到这些来历不明的洗涤剂的粗暴去油去污，脸盆里的水很快就漆黑一片。我的洗头往往四步骤，先洗一遍，水黑如墨，再洗一遍，水的颜色仍然是浑浊一片，再过两遍，水总算是泛白了。乡下的野风多，在院子里跑个两圈，大太阳一晒，很快头发就蓬松起来竖起来，短发多省事啊。那些齐腰长头发的同学听说要躺在一张椅子上晾晒半天，那些阳光才能穿过头发的缝隙，拍打它们让他们松软。

那时候，小孩子烫头很是稀少。所以对于母亲烫着大卷很是羡慕。班上有一个女孩子烫了发，整个学校都很关注，每个人提起来都是，哦，烫了头很洋气哦，象个洋娃娃。急于撇清土气的我们不知怎么无师自通起来，就有人开始钻研出新的方法，用火钳夹着一根铁丝放在煤球炉上烧红，卷着额发，这么几次，居然刘海也鼓起来又扣进去。当然这对火候要求很高，一不小心头发被烤起来嗤啦嗤啦烧凝起来，发出一股臭臭的味道，一拈一堆灰。

当然，小时候的故事中还是要插播更古老的故事。奶奶说他们刚到农村的时候，不会做农活，她只能拿起剃刀给村上人剃头赚工分。一次下雷暴雨，雨从草屋顶上一点点渗进来，慢慢汇成小溪，又迅急地哗一声冲破了然后就流进了地上。她发高烧正躺在仓库里，这时一个村民进来说要剃头，奶奶硬撑起来颤颤抖抖地挣完了工分，用这几分钱买了盐和酱醋。用的工具我小时候在厨房看过，一把生锈的剃刀。这个故事时常后来是做为忆苦思甜的家族典故永流传，常讲常说的。

到了高中，似乎才算是正儿八经地进过理发店。住校的高中前面就是一条长街，两边低矮的平房以粮油店、供销社、烧饼店、代销店的名字绵延开去，当然理发店也夹杂在其中。理发店的标配是木门，糊着各色明星海报的一格一格的玻璃窗，贴着报纸的墙，靠角落处一个三脚的脸盆架子，几张可以半躺的椅子，煤油炉上永远搭着茶挑子，不时吐着气，里面满人的时候一定是躺着几个刮脸的老人。晴天的时候，外面一根绳子搭着各色毛巾。再后来，似乎开始流行用那种红蓝白不停转动的灯做招牌，再后来这种灯成了特殊行业的标志。正规的理发店就都不用了。那时“四大天王”正流行，尤其是郭富城的中分“蘑菇头”，男女通用，长长厚厚的刘海覆住眼睛，从中间分叉而过，头一甩，少男少女的心里就以为这姿势潇洒飘逸，迷倒一群人，其实是先让自己服了轻微的麻药，悄悄地迷醉一下。我理了这蘑菇头，脸越发圆大，却非要装作深沉姿态，穿着母亲墨绿色的工服顶着这蘑菇头忧郁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据说男生们给我起了个绰号“西瓜头”，可见有多圆有多大。

到了大学时光，不知怎么流行了碎发。发型师的说法是，要削得有层次，否则太厚重了，压得人没精神。我一直不太明白，古人常讲，美人发如云鬓、云松螺髻、云髻峨峨，那要多少发量啊，如同黑云一般，又黑又密又多，什么时候嫌弃黑发重而多了呢。Tony们往往一只手擒着剪刀，一只手翘着兰花指，那修长的手指在你发里一撩，嗯，这里削薄一点，露出眼睛，这样不错。为了融入都市生活，我们都成了洗剪吹发型。当时广州路上有一家穷学生眼中的高档发型店，某次卧谈会听舍友说某外院的女生剪了一个头，要一百五十块，纷纷咋舌，要知道我们那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才三百到五百左右。然后，一帮女生不时在校园里指指点点，瞧，就是她！不亚于明星人物。

工作了以后，手里有点可以支配的银子了。虽然因为职业的限制，不能染太夸张的颜色不能做太时髦的发型，但还是尽可能地瞎折腾，长了变短，短了变长，直了烫卷，卷了拉直，就是这样不断地周而复始，永远没有尽头，而且永远不满足。一段时间韩流来袭，清一色的清汤挂面，用夹板把所有毛糙的头发夹得顺滑，估计苍蝇飞在上面都要打滑。但是骨子里总对小时候家里橱柜上张贴的大波浪卷明星有着无法割舍的贪恋，也努力留长发过烫成大卷，想象着自己穿着高跟鞋一身黑衣娉娉婷婷地走过，满是女人味。

到了这个城市后则四处开始找理发店。这个时候，小时候的童花头已然升格为各种形式的Bobo头了。我先是跟闺蜜去了市中心最时尚、最贵的一家店，烫了一个短卷发，头发在头上贴着弧度弯曲着，很好地修饰了过大过宽的颧骨和下巴，颜色则偏冷金色，友好地衬得我的黄皮肤也白亮起来。跟我一起做头的闺蜜则没这么好运气，她的头发软细，做完后很难定型，颜色好象离目标值又偏了一点，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她第二天又去重新染色，重新烫卷，折腾了两下之后，发如枯草，养了大半年才把这没有营养的头发抛弃了。后来，我的头发就又在迷茫中度过，街边小店试过，大店也试过，后来总算是半固定地在街对面一家连锁店找到了着落，办了会员卡，一年做一到两次发型，不太勤快地修剪。哪知这日子才稳定一年不到，据说老板扩张太快，资金链断了，人跑了，店自然也关了。Tony们也不知所终。也很是奇怪，但凡男女之间贴得这么近的，除了恋人，可能就是医生、理发师之类，但是很难会关注到对方的性别。象关之琳那样碰上霍建华的，肯定有，但是，也不多。

做头又成了一件麻烦事。

先生和儿子一般则在小区门口的扬州理发店理发。儿子从小一看到理发店的招牌就哭。现在大了，那跛脚的师傅总是一边摸着小朋友的头，一边操着一口扬州官话，笑着说：没的事，没的事，来，男伢儿不哭。儿子当然是看到他的刀就怕。他们已经来这个城市几十年了，靠一把剃头刀买了房买了店铺，儿子大了，娶了媳妇，生了孙子，从我们原来居住的小区又搬到现在的小区，把理发店又辟成两半，一半仍理发，一半则给儿子媳妇开了家家常菜馆。孙子则上了附近的一所省优园，因为园长是他的顾客。这一家人算是在这个城市彻底扎根了。这家店算不上好，但实惠有口碑，来的都是老顾客，比较适合象我先生这样不讲究的家庭妇男。

而我，对于理发店，仍然在寻寻觅觅之中。最近，一个朋友在微信里发了她的新发型。我又动心了。去到这家开在商住楼五楼的私人会所，老板亲自下楼来接，完全没有尖头鞋和吸腿裤，也没有亮蓝亮粉亮绿的怪异发色和半只耳朵上的耳钉。他干净整洁，白衬衫，合身的黑裤，软和舒适的豆豆鞋，抛除腰间挂着的一排剪刀，完全象个中年白领。店不大，但视野很好，一大排的落地窗可以直接俯瞰城市中心，小哥来领你挂衣服，倒水，拿小零食，洗头，没有多余的话，但是也很和善，跟你聊美剧和流行的《延禧攻略》，完全没有侵略性。老板先忙着给旁边一张椅上的一个中年男子做头，就先岔开来问我想要的风格，我说随便吧，你看，我相信你。遇上我这样的顾客，估计是最头疼的。那做头的男子还有一个旁边烫直发的时髦女子跟他聊家常，说起最近要去美国，老板说，美国最容易拒签了；那女子说，上次我带家里几个人去，就有一个被拒了，很麻烦；那男子说，我经常为了生意跑来跑去，这次里面有一个人可能身份有点敏感，我也担心被拒啊。几个人显然已经非常熟了，老板一边聊，一边仍精心地修饰他已经短得不能再短的头发。我看得心疼，因为明显每一剪下去都精细得很，而且每一剪下去也都昂贵得很。等他不卑不亢送走客人再来照拂我，不迭打招呼说他是常客，每周都要来，所以让我等了一会儿。我看着映在镜内蜡黄脸的自己，不觉先自矮了一层，我说，不至于吧，象我估计一两个月能修一次就不错了。而且我从来都不化妆啊。他说，现在男人都很精细，也很注意外表的，他们经常要做美容，衣服也很有品味。我一边回味刚刚地那两人的气度，一边只能嘲笑自己是个糙汉，以掩盖自己的粗糙和寒酸。

烫完发，我很是诧异他不提染发的事（以住哪个理发店不是极尽能事推销啊），只好主动问你看我是不是要做个颜色。他说那当然好了，不做颜色的话很容易没气质。我说，颜色不要太夸张哦。他说放心，我这里来的人大多是老板和公务员，我给你做个自然点的。这时店里的其它顾客已陆续散去，已经不能再听别人的故事打发时间，只好无聊地拿手机一直在看名姝，小哥一边来添水添小饼干，一边说要不给你拿个PAD来看，要舒服点，我说算了，他又殷勤拿来手机架，以让我的脖子舒服点，一边又问剧情。他来自云南，但是已然看不出异乡感，与这都市里所有干净的年青人没什么两样。

最后，老板拿戴森来撩拨我的头发，完成洗剪吹。一只手扬着吹风机，一只手把我的头发往后拨，你看，以后很好打理的，只要洗完头吹干，吹蓬松，就很好，很自然。我看着镜中的自己，只觉得那头发泛着柔和的光泽，发丝在不同的角度微微弯曲，心满意足地被送进电梯，想象自己满头秀发摇曳，好似真把自己提升了一个LEVEL。

当然，还没有一个月，这些曲线已经几乎看不见了，颜色则比开始要淡了一些，渐渐显出染过发的迹象。也许美好的东西都很脆弱，不长久。

做头，还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