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談詞之作，必推王國維《人間詞話》，較之於《白雨齋詞話》、《蕙風詞話》，雖篇幅最短，然影響最巨。其論述之觀點，百餘年來雖爭論不絕，然亦多奉為圭臬；其論述之區宇，竟已逾詞學之範圍，而至藝術整體。

      靜安先生提筆不凡，開篇即拈出“境界”二字，並以此為評詞之標準，類同亦峯所謂“沈鬱”，蕙風所謂“重、拙、大”，皆自張門面，另立新說。靜安以為“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第一則），並自許“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第九則）。果如其言耶？近人頋隨初以為“不如代以’人生’二字，較為顯著，亦且不空虛也”（見《評點王國維<人間詞話>》一文），實屬淺陋之見，不知“人生”較之於“境界”尤為空虛，且無深意，待其後作《稼軒詞說》則嘆曰：“王靜安先生論詞首拈境界，甚為具眼。神韻失之玄，性靈失之疏，境界云者，兼包神韻與性靈，且又引而申之，充乎其類者也”，雖已認肯靜安之說，然惜其猶未能釋明“境界”之深意，且其以為境界兼包神韻與性靈，尤有可商之處。“境界”之義固為博大，較之於神韻與性靈似更深遠，然二者實各有側重，各有所長。唐圭璋謂：“專言興趣、神韻，易流於空虛，專言境界，易流於質實”（見《評<人間詞話>》一文）。葉嘉瑩亦持相似之論：“滄浪與阮亭所見者較為空靈，靜安先生所見者較為質實”（見《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文），此雖為的論，然亦不可以此定二者之高低也。何謂境界？亦即意境之義也。王靜安《宋元戲劇史》第十二章《元劇之文章》謂：“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事也”（亦可參觀《人間詞話》第五六則）。又《人間詞話》第六則謂：“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由此可見靜安所謂“境界”（或“意境”）即情與景二元質之互融也。清人李漁以為“情為主，景是客”（《窺詞管見》），殆至靜安則“情”與“景”已無主客之分矣。觀堂先生卓識過人，胸襟博大，立說遠超前人，由此可見一斑也。然神韻果不如境界耶？頋隨以為“漁洋對神韻之認識，亦只在半途，故不獨其身後無多沾溉，既其生前，門下亦寂如寒灰”（見《稼軒詞說》）。漁洋身後，沾溉其學說者雖不甚多，然亦非無人，明末清初，陸時雍評選《詩鏡》以宣傅，王士禛亦理論兼實踐以提倡，然惜風氣尚小，影響尚微（參觀錢鍾書《七綴集》之《中國詩與中國畫》第五節論神韻派）。錢鍾書《談藝錄》第六篇《神韻》亦謂：“鄭君朝宗謂余：‘漁洋提倡神韻，未可厚非。神韻乃詩中最高境界。’余亦謂然。”何謂神韻？《滄浪詩辨》有言：“詩之品有九：高、古、深、遠、長、雄渾、飄逸、悲壯、淒婉。”槐聚以為所謂“神韻”者，“非詩品中之一品，而為各品之恰到好處，至善盡美。”苟以此義釋神韻，則神韻之義何處不若境界之說？境界之深又焉能盡括神韻之大？蓋談藝有所準則，然無唯一準則，若有更廣更深之理論，則“神韻”、“境界”二說或可殊途而同歸也。

      靜安先生除拈“境界”一詞外，尚有“造境”、“寫境”、“有我之境”、“無我之境”諸說。靜安以為“造境”者，理想派也；“寫境”者，寫實派也（按：此二者頗難分別，而實亦不必分別，因寫實家亦理想家，理想家亦寫實家之故也）；“有我之境”者，以我觀物之謂也；“無我之境”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此皆發前人未有之論，然力持異論者，頗不乏人，尤其於“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二說。頋隨《論王靜安》一文批駁尤厲：“有我之境，無我之境不能成立，不能自圓其說。”又謂：“王先生總以為是心即物，是物即心，即心即物，亦即非心非物，非物非心，心與物混合為一，非單一之物與心。余以為心是自我而非外在，自為有我之境，而無我之境如何能成立？”前語“是心即物，是物即心”云云曲解靜安甚矣。頋氏肯定“有我之境”，而否定“無我之境”，並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謂：“采誰采？見誰見？曰‘采’曰‘見’則有我矣。”復舉“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謂“寒波、白鳥誰寫”、“即曰無我，而誰見？”此論看似有理而實強詞奪理，殊未識靜安“無我之境”之深義也。《人間詞話》六〇則謂：“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若斷章取義于此論，則詩人“入乎其內”，與自然花鳥共憂樂即為“有我之境”；詩人“出乎其外”，立于塵世之外，而靜觀人世之變化，即為“無我之境”也。若據此論以釋“無我”之義，則未始不能言“無我之境”也。近人朱光潛《詩論》第三章《詩的境界──情趣與意象》第三節以“超物之境”與“同物之境”取代“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措辭似更合理而指義實無不同。朱光潛謂：“王氏以為’有我之境’，比’無我之境’品格較低。”其依據為靜安所謂“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一語，然此亦曲解靜安先生矣。靜安此語之義祗謂“有我之境”較之於“無我之境”更易寫之，而非謂“有我之境”較之於“無我之境”品格更低之。《人間詞話》第四則已謂“無我之境”與“有我之境”實“一優美，一宏壯”也，宏壯之境殆不若優美之境耶？靜安已明言二境各有所偏重，非謂此優於彼或彼之品格優於此也。朱氏謂靜安未言此優於彼之理由，實乃其人於靜安之論思之未週也。朱氏又謂“’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各有勝境，不易以一概論優劣”，而竟未識己之論點實又同於靜安之論，其本質尚未逾出靜安精深之理論也。

      《人間詞話》第二六則述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三種境界之論，百餘年來廣為傳頌。按以詩詞闡釋人生哲理非自靜安始，然靜安此論尤是卓有高見，既有叔本華掃空一切，斂歸一律之大氣，又有本土禪宗拈花一笑、妙悟頓解之機趣。第三四、三五則皆謂詞忌用替代字。按錢鍾書《談藝錄》第一二篇“長吉用代字”，批長吉“性僻耽佳，酷好奇麗，以為尋常事物，皆庸陋不堪入詩。力避不得，遂從而飾以粉堊，繡其鞶帨焉。微情因掩，真質大傷。牛鬼蛇神，所以破常也；代詞尖新，所以文淺也。”詩詞一理，此論足箋靜安所以謂“詞忌用替代字”之緣由也。第四十則論“隔與不隔”，見解尤為細微精闢，殊耐人尋味。按錢鍾書散文集《人生邊上的邊上》中《論不隔》一文於靜安此論“不隔”之義論述尤詳，可供參觀，且槐聚學識淹通，融貫中西，行文又如流水，精闢之見解時時有之。然惜其通篇祗論“不隔”，未能與“隔”辯證論之，“不隔”之作果盡優於“隔”之作耶？槐聚於此尚祗囿於靜安之理論之範圍耳。朱光潛《詩論》即於靜安之觀點提出可商之處，並詳論“顯”與“隱”之別，指出二者實各有所勝，似可補靜安、槐聚之不足。

      靜安論詞惜墨如金，精簡凝練，又每好摘取某詞家某句以括其全體。如以“盡屏金鷓鴣”評飛卿，以“弦上黃鶯語”評端己，以“和淚試嚴妝”評正中，以“映夢窗凌亂碧”評夢窗詞，以“玉老田荒”評玉田詞之類是也。此種論詞之法或新穎別緻，時又頗能切中要害，然終嫌粗疏，非談藝之善徑也。《人間詞話》四四則謂：“東坡之詞廣，稼軒之詞豪”，按《白雨齊詞話》中亦有相似之論（參觀卷八「五七則」），然靜安此論以一字定詞風，判分別，老辣至極，故尤為傳誦。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蒲柏（Pope）嘗謂：“The last and greatest art—the art to blot.”靜安此論，可謂刪棄殆盡，凝練極矣。《人間詞話未刊手稿》有謂：“樊抗夫謂余詞如《浣溪沙》之‘天末同雲’，《蝶戀花》之‘昨夜夢中’、‘百尺高樓’、‘春到臨春’等闕，鑿空而道，開詞家未有之境。余自謂才不若古人，但於力爭第一義處，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靜安於其所作之詞亦自視甚高，今日既已談及其《人間詞話》，亦無妨再添一筆，淺談《人間詞》，聊作補充而已。

附說：人間詞論

      清詞雖素有中興之譽，然至清末亦漸趨衰落矣。雖時有名家作手出焉，然已未能逾前人所創之境矣。清季四大家王半塘、朱疆村、況周頤諸子雖於倚聲一道精研極深，亦爲作手，然所填之詞於清初諸老已隔一層，何況唐宋諸賢乎？觀堂先生以為“疆村學夢窗而情味較夢窗反勝”（見《人間詞話未刊手稿》），譽之過矣，或緣其向來輕視南渡諸賢故也。當時流輩，惟靜安之詞凿空而道，竟時時能開前人未有之境。詞中小令偏多，長調頗少，小令之中《浣溪沙》既夥又精，妙語奇句時時可見。“山寺微茫背夕曛”一闋尤為奇特警拔，同調之中當以此爲冠。今人葉嘉瑩《說靜安詞<浣溪沙>一首》，即標舉是詞，並以為此作近乎西方所謂“象徵主義”者。竊以為此詞上闕鋪墊尚屬平平，惟“背”、“定”二字頗具氣勢，殆至過片“試上高峯窺皓月，偶開天眼覷紅塵”二句則魄力極大，掃盡陳言，雖杜子美“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之句亦遜其壯闊，兩句大有超脫凡世，高瞻遠矚，視“諸佛剎土，盡同虛空”（《坛經.般若品第二》）之心境也。末句“可憐身是眼中人”又無限感慨，無限悲涼，悲天憫人，寫盡滄桑，餘蘊無窮，蕩氣迴腸！錢鍾書《管錐編》論《毛詩正義》三七則“己思人乃想人亦思己，己視人適見人亦視己”特例舉王靜安此詞下闋，並贊曰：“詞氣奇逸，以少許勝阮元《研經室四集》卷——《望遠鏡中看月歌》、陳灃 《東塾先生遺詩·擬月中人望地球歌》、邱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卷七《七洲洋看月放歌》之多許，黃公度《人境廬詩草》卷四《海日雜感》第七首亦遜其警拔。”譽之高矣。按錢鍾書《管錐編》一書博大精深，談藝之處公允嚴苛，作如此高度評價者尚不多見也。又有“天末同雲黯四垂”一闋，向稱名篇，樊志厚《人間詞乙稿序》即謂此詞“意境兩忘，物我一體，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間”，然今人陳永正《王國維詩詞箋注》則謂此詞“涉於理路，落於言詮，跡象過顯，並未能臻於作者所認為的‘第一羲’的妙悟之境。”竊以為此詞上闕鑿空而道，筆力非凡，境大氣沈，情真力壯，擬物比喻具體形象，末句力重千鈞，沉鬱之氣頓噴薄而出，凌空高蹈，驚心動魄，陳箋猶有未當。錢鍾書《槐聚詩存》一九三八年詩《亞歷山大港花園見落葉冒叔子景璠有詩即和》第一首謂：“緑上枝頭事已非，江湖搖落欲安歸。詩人身世秋來葉，祝取風前一處飛。”按槐聚此詩以人擬葉頗類同於靜安以人擬雁，然錢詩較王詞則遜其壯闊，乏其沉鬱，又真難免於“跡象過顯”之誚。對比之間，尤顯王詞之妙。至於“路轉峯回出畫塘”、“草偃雲低漸合圍”、“月底栖雅當葉看”、“昨夜新看北固山”、“曾識卢家玳瑁梁”、“愛棹扁舟榜岸行”、“漫作年時別淚看”諸闋亦多有可觀之處，茲不具論。靜安小令又如《如夢令》（點滴空阶疏雨）、《好事近》（夜起倚危樓）、《清平樂》（櫻桃花底）、《阮郎歸》（女貞花白草迷離）、《點绛唇》（暗里追涼）諸作清麗俊逸，纏綿婉約之處頗有淮海易安風味；而《臨江仙》（過眼韶華何處也）、《鷓鴣天》（列炬歸來酒未醒）、《點唇絳》（高峽流雲）、《少年遊》（垂楊門外）、《清平樂》（垂楊深院）諸作瀟洒疏宕，曠達自然之處則又有東坡清真情致。尚有《菩薩蠻》五闋情景交融、忠厚纏綿，似可伯仲端己飛卿，然稍覺諸作有端己之深情自然，然無飛卿之精艷絕人，靜安先生之中調，首推其《蝶戀花》諸闋。自正中《鵲踏枝》十四闋後，《蝶戀花》一調幾成絕響，後之作者鮮能逾其範圍，然未想千年之後，竟有靜安天才橫溢，佳者或可過於正中矣。如其“閱盡天涯離別苦”一闋，陳永正[箋]謂：“用意詞語聲調皆逼肖馮（延巳）作。”是也，然竊以為“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二句憂生傷世，沉痛之處殆有過於正中“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辭鏡里朱顏瘦”，且馮詞畧顯頹唐，頗乏力氣，不及靜安之徹底大氣，兩“辭”字尤顯沉痛。又有“昨夜夢中多少恨”一闋，按陳永正[箋]謂“此詞當比‘天末同雲’、‘百尺朱樓’兩作較勝，出語自然，情味深永”，然其又謂此詞“由於用力過重，立意刻畫，轉失卻五代北宋詞之‘空靈’”。竊以為此詞構思精緻，夢裡夢外，變換有秩，頗似近人電影中所謂“蒙太奇”（montage）手法，且造詞典雅，感情充沛，雖有“用力過重”之嫌反而更顯其感情之熾熱深沉。結句“蠟淚窗前堆一寸，人間只有相思分”筆力尤為挺健，非大家不能道也。同調之中，視正中“開眼新愁無問處，珠簾錦帳相思否”二句則纖弱乏力矣，雖納蘭之“瘦斷玉腰沽粉葉，人生那不相思絕”、譚復堂之“連理枝頭侬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陳亦峯之“欲寄相思無尺素，雁聲淒斷衡陽浦”諸句亦遜其決絕深刻，乏其沉重拙大，“祗有”二字力透紙背，深沉至極，惟莊蒿庵“百草千花羞看取，相思祗有侬和汝”之句差足繼武，然沉著之氣猶未逮也。又有“百尺朱樓臨大道”一闋，陳永正[箋]謂：“細味之，則覺其用意雖深而用力太過，未免傷氣。”竊以為此詞雖有“用力太過”之嫌，然亦不妨視其為一氣貫注，沈痛至極之作也。至於“誰道人間秋已盡”、“急景流年真一箭”、“獨向滄浪亭外路”、“窈窕燕姬年十五”、“莫斗嬋娟弓樣月”、“連嶺去天知幾尺”、“落日千山啼杜宇”、“憶挂孤帆東海畔”、“袅袅鞭丝沖落絮”亦多有可觀之處，或纏綿真摯，或境界壯闊，或情境相融，限於篇幅，姑不具論。靜安論詞，甚推五代北宋，而力詆南渡以後之詞。余每服其卓識而恨其偏執，欲矯枉而過正矣！此其所以能識五代北宋小令之後秀，而未知南渡諸老長調之深永也；此亦其所以小令、中調往往能鑿空而道，而長調則少有奇構也。觀其長調，惟《摸魚兒·秋柳》（問斷腸）、《水龍吟·楊花，用章質夫、蘇少瞻唱和均》（開時不與人看）二闋詠物之詞殊有風味；《賀新郎》（月落飛鳥雀）下闋，筆力遒勁，魄力頗大，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