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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后山爷家养着一头猪。那头猪是母的，身躯高大，生了很多窝小猪娃。它肚子下面的两排奶子都快垂到地面上去了。
在山爷还活着的那个时代，王村几乎家家养猪。一头猪，两头猪，三头猪，虽然数量不等，最多没超过四头的。都是养着自己过年杀了吃肉，他们都是古朴的小农意识，从来没有想做养猪专业户的财富计划。当然，我哥除外。这是后话。那时候他还没长大到千方百计要发家致富的年龄。
养猪的人家都很仁义，费心费力用积攒或捡拾的各式砖头垒起来大小不等的猪圈，有卧室，也有饭厅，宽绰的人家还给猪留一块洗澡打泥儿的活动中心。他们都希望自家的猪能幸福安宁地住在自己的窝里，吃了睡，睡了吃，到了年底长成一头肥美健壮的大猪，一家人就可以过个好年了。
可是猪们少有知足常乐的。它们每天吃饱了饭睡饱了觉洗了澡打了泥儿之后就觉得无所事事，想出去逛逛，串串门，找别的猪聊一聊活到年底除了被吃还有没有别的猪生出路啥的。每家的猪圈垒得都不是很高，也没有主人家的房子结实，猪们吃饱了睡饱了之后就可以两只前脚趴在圈墙上，用它那长长的猪嘴拱，拱来拱去的，墙就塌了个窟窿。
于是，满大街都是四处溜达闲逛的家猪。等你下晌从地里回来，走着走着，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家的那头小肥猪正在路边和别家的猪哼哼叽叽地闲聊。所以，那时候每天干完活回家，还要加班去撵猪回圈，几乎天天如此。而且，猪们经过无数次的实战经验，学会了各种反围剿战术，能和你迂回一两个小时才结束战斗，活活把人累疯。
垒猪圈的工作是父亲负责，所以每次猪越圈成功，他都会失职一次。每失职一次，都会遭到母亲的责骂。家里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猪跑人跳的家庭喜剧。
我们家的猪擅长越圈，跑出去玩耍，也只是有些小聪明，不算成精。而且它每次都要被围追堵截，自我感觉也很累，远不如山爷家的那头母猪幸福安宁。
山爷家也有猪圈，就在院墙外靠近路边。他家的母猪从来不越圈，就在那一小片肮脏泥泞的天地里打转转。生猪娃的时候就躺在地上喂奶吃，没猪娃可生的时候就空垂着两挂松垮的乳房闲庭信步，观赏一下有限的街景和行人。像我家的猪天天玩越圈这种生瓜行为，它早已经不动心思了。
可是有一天，它也越圈了。
年年的麦收季节都是我家最繁忙痛苦的时候——当然， 痛苦是特指我自己的感受。割麦，拉麦，拾麦，打麦，拉麦糠，一系列的动作都要在短短的一周内完成，连小孩子也受不了啊。我最受不了的是拉麦糠，搞得浑身上下都是痒扎扎的。受不了也得拉，一个人一辆平板车，前后放上挡，套上自己，重车快走，空车飞奔，从场里到家里，一天要光着脚丫跑几十趟。光着脚丫不是因为穷得没鞋子穿，而是穿上鞋子容易进麦糠，扎脚。
那天我拉着满车的麦糠正行进在我家房后山爷家房前的那条路上（这是我们每天劳动出行的必经之路），突然那头一直宅在窝里的老母猪冲出来，拦住了我的去路。
它昂起头，怒目圆睁，龇牙咧嘴，嗷嗷叫着，扑过来就要咬我。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家没人，山爷家没人，隔壁锁爷家也没人。我被逼上了绝路。我一边哇哇哭，一边和这头突然发疯的老母猪打堵截与反堵截战役。后来我终于脱身回到家里，刚刚穿上的一双鞋子也掉了一只，再也不敢回去取。
我向后续回到家的兄弟们哭诉我的遭遇，可是他们说回来时在山爷家并没有遇到那头精神失常的母猪，平安无事的路面上只有我的一只孤零零的布鞋子，他们顺手给我带了回来。难道它只瞄准了我发起攻击？
老人讲，畜生成了精才敢咬人。或许那头老母猪真成了精也说不准，反正自此以后那头母猪性情大变，异常凶悍，连山爷家的人也不放在眼里。
我每次从那头母猪的宝地路过，都离得远远的，紧靠我家房子的后墙根悄悄溜过去。有时候不小心抬头瞄一眼，就看见那头母猪英姿飒爽地站在圈里，小小的猪眼里威光四射。
王村小学在王村的西南角，从我家走过去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可是突然之间，这条路充满了凶险。
因为每天去上学都要路过老生家。
老生是背地里的叫法，当面不能这样叫，得叫“生爷”。在我小的时候，生爷的年纪大约在三十岁左右，或者更大一些，高大英俊，留着八字胡，肚子里有一些学问，是王村为数不多上过高中的。他家里据说有一些非常好看的书和杂志，常常会拿一些给邻居老兵家的小女儿看。小女儿长着一双善解人意的大眼睛，却并不喜欢看书。我喜欢看书，但他不给我。
老生长得帅，又有文化，可是他在生活中并不使人尊重。并不使人尊重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懒惰，游手好闲，还嗜好打老婆。他不干农活，每日里扛着一支猎枪满地里去打兔子。那时候田野里还有兔子，而且数量多到足以吸引三里五村的闲汉们像不眠的游魂一样日夜游荡在野地里。
老生枪法大约极好，几乎日日都可以扛着一两只死兔子回家。回到家后就开始烧水，剥皮，炖肉，喝酒。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是不懒惰的。况且，懒惰的话他就得饿着，他的老婆是不给炖兔子肉的。
他家院子里有一处高高的土台，是他向世人展示他幸福生活的看台。每逢他从地里回来有所猎获，都要坐在这里，吃着兔肉，喝着小酒。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几个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他都会喝醉。喝醉之后的娱乐活动就是打老婆。有人在，会劝架，打得轻些。没人在，就打得狠点。儿女也有，身边几乎不留，都被送到姥姥家去了。家里太穷，养不起。只有一个后来变成痴呆的老娘矢志不渝地跟着他过。她有三个儿子，老生家是最穷的，或者也最惹她心疼，她要每日里看顾着他才放心。
老生的老婆好。昨天被打得鼻青脸肿，今天早起照旧爬起来去地里干活。她干活是往死里干的，一个人割麦，一晌一亩地，只弯一次腰，直起来时麦子已经割完了。有时候打得太狠了，就回娘家。老回娘家也麻烦，早晚还得回来，所以后来就算了，爱怎样怎样。他打，她骂。他打多久，她骂多久。
所以，老生的家里每天都在上演闹剧。我家和他家隔一条路，耳朵听得见，眼睛看得见。有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母亲也会过去劝一劝，拉一拉，以尽人道。
我后来也想，是不是家庭环境的太过恶劣，才导致了老生家那只大公鸡的性情变异。自打某一天我从他家门口路过，被那只疯狂的大公鸡乱扑乱叨之后，我心里就有了阴影。
老生家有很多只鸡，公鸡，母鸡。王村家家户户都养着几只鸡，供养一家人吃蛋、吃肉、喝鸡汤。当然，也只是偶尔。大多数人家是舍不得吃的，鸡生了蛋，一只一只收起来，积攒着。去集市上换钱买盐，去看一看生孩子的亲戚，一只鸡辛苦几个月的成果一下子就没了。鸡肉也只是平时想一想，想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人都高兴，一狠心就从院子里逮一只杀了吃。被吃的永远是不下蛋的老母鸡。正在下蛋的万万不能杀，公鸡也是舍不得杀的。因为公鸡要打鸣值更，还肩负着把单纯的鸡蛋变成能孵化小鸡的受精卵的繁殖重任。
鸡叨人的事也时有发生，不过常常是孵了一窝小鸡娃的老母鸡出于保护子女的本能。老生家那只大公鸡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是因为它自觉自己长得特别漂亮吗？它的确是漂亮的。高高大大的身躯，长长壮壮的两只鸡腿，头上的鸡冠又大又厚，流畅的波浪状。浑身上下的羽毛亮闪闪的，前半身是乌黑色，后半身是彩色，扑棱一下子就五彩缤纷、耀人眼目。特别是它的喙，又尖又硬，难道它突然发现自己的长嘴非常适合用来叨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子？
有一次我手持一根长树枝和那只大公鸡对峙的时候，突然想明白了：它有可能是一只斗鸡的后裔，隐藏的基因在某一天早起例行的打鸣中被唤醒了。
自从老生家的那只公鸡突然变成斗鸡之后，每次我去上学都如临大敌，需要随身携带武器以自卫。当然，最好是先侦察清楚，如果他家门口寂静无物，我就可以悄悄地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越火线。这样的运气偶有发生，在多数时间我都要经历一场突围战役才能到达学校。
令我气愤的是，在我和大公鸡斗智斗勇的时候，老生家里的人从来不出来化解这场战事。每逢此刻，我就会恨恨地诅咒老生再也打不到兔子回来。他打不到兔子，吃不到肉，时间久了，就会嘴馋，嘴馋得急了，说不定就会一下子把那只大公鸡给杀吃了。
那样，我就解放了。
在我家房后，紧挨着山爷家的东邻，就是锁爷家。山爷和锁爷是亲兄弟，后来他们各自繁衍子孙，家族日益庞大，枝节蔓延，都让人忘了他们俩曾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了。
而我是早就知道这件事的。仅仅凭了一个证据：山爷家有一头成精的母猪，锁爷家有一只成精的大白鹅。不是亲兄弟怎么会这样般配？
我觉得锁爷家那只大白鹅是和我有世仇的，要不然为什么好几个孩子一起，它却偏偏要飞奔过来“luān”（方言，即咬）我一个呢？
虽然我每次都要为自己的安危深深地担忧，却又不得不每次都要把自己置于这种凶险之境。因为从锁爷家堂屋西山墙的那道小栅栏门穿过去，是唯一的一条通向队部院子的捷径。要不然我得沿着锁爷家门口一直往西，走过山爷家，走过三老奶家，然后右转，走过兵叔家，穿过那条又窄又长的胡同，再右转，走过小磨坊，才能到达目的地——实在是太远了。
四大队的队部是我的乐园。那是一个空阔而简陋的院子，那里面除了十几间仓房外，还有几大垛草料垛，是队里那些驴马骡牛们的饲料。除此之外，还有几棵杨槐树。
在一棵弯脖子的老槐树下，经常拴着一头老牛。
我常常站在老牛面前，看它怎样蠕动着厚而大的嘴巴，寂寞地反刍。看着绿的汁液和着唾液从老牛的嘴角静静地流下。
牛虻来了，它便用它肮脏的脱了毛的尾巴扫几下。很无聊，也很有趣味。
就像我的童年。
我也常常在白天钻到牲口屋里去，看那些个骡马吃草料，窸窸窣窣地咀嚼，咕咕咚咚地喝水。也很有趣味。
牲口屋里白天很昏暗，我常常从一排槽转到另一排槽，像一个巡视部队的将军。只是个子略嫌矮小，也不够威严。有一些牲口会出于礼貌，在吃草料的间隙抬起头来向我行一下注目礼。有的则只顾埋头苦吃，无视我的存在。
牲口屋的味道大多数情况下比较难闻。有干草料的尘土味，有牲口拉的粪味，相互混杂着，待得久了，让人有些眩晕。青草茂盛的时节，我喜欢待在牲口屋里，看那些牲口大口大口咀嚼肥美的青草，一个个显得人生无限圆满的样子。
满屋子新鲜的草香。
拴在牲口屋里的骡马大约有七八头之多，个个膘肥体壮。骑在上面肯定是既威风又舒服，这常常令我产生无限遐想和向往。
有一次终于得偿所愿，饲养员锁爷准许我骑一骑那匹枣红马。据说它曾经在战场上服过役，依稀可见当年风采。锁爷把我抱上马背，没有马鞍，也够不到缰绳，屁股下硌硌的，不太舒服，完全不像想象中那样。
锁爷那时候是队里的饲养员。除了锁爷，我的父亲也常去牲口屋里转转，我就是跟着他才偶然发现这里的“别有洞天”。他那时候不知道是做着会计还是队长的职务。父亲和锁爷有时候会聊几句天，有时候会一起吸一袋子旱烟。然后就各自忙去。
父亲去队部院子，也是从锁爷家走捷径，有时候碰上了我会跟着他，这样安全系数会高许多。那只白鹅精不敢欺负大人，即使欺负，也会被父亲一大脚掌踢出去。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我亲自面对。
锁爷家的那只大白鹅，和那只上学路上的公鸡精一样，难以对付。我真是搞不明白，为什么锁爷家那么多只大白鹅，偏偏就它成了精呢？或者它的前世是个鹅仙？也说不准。
一旦被白鹅那只钢铁般的长嘴“luān”住，我无论如何也挣不脱的，只能恐慌地大喊大叫向锁奶求救。锁奶挪着她的小脚从堂屋的深处慢慢地踱出来解救我，并不忘责怪我们不该老把她家的院子当马路走。所以我一直怀疑那只白鹅精是受了锁奶唆使。
我知道，她一向不欢迎我们从她家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候甚至是厌恶的，她会带着满脸这样的表情说：
“这群疯孩子。”
疯孩子不好吗？我不明白。
所以，相较于白天，我更喜欢晚上。晚上锁爷家的大白鹅都睡着了，我可以悄悄从它们身边走过去而不再担惊受怕。而且，晚上的队部院子里可以听坠子戏。
农闲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走江湖卖艺的专门唱坠子的，他们白天住在队部院子的仓房里，晚上坐在队部院子里的那棵大槐树下，给乡亲们唱坠子听。
我虽然每天晚上都随了母亲去坐在那些大人们中间，可是我却听不懂那些人唱的什么。我的记忆是黑白纷乱的一片模糊，一阵阵清脆的打板声，从那模糊里穿透而出，还有那或男声或女声或嘶哑或清亮的唱腔。拉弦声，敲棒子声，拉二胡声……错乱嘈杂之声，这些声音扶摇直上，投射于夜晚高挂在大树杈上的马灯的灯光里。
灯光摇曳，也不知道它听懂了没有。
有一年秋里，母亲从大姨家牵回来两头牛。一头大牛，一头小牛，是母子俩。大姨说，两头牛一共三百块钱，啥时候有钱啥时候给。我们都知道，这是大姨可怜我们家太穷，连个拉犁耕地的牲口都没有。
母亲说，大姨家原本也是穷的，在我出生之前和出生之后的那几年，大姨常常带着星表哥到我们家小住。她家两个孩子的所有衣服，都是我母亲给做的。我刚生出来的那一个月里，害了夜哭病，每天晚上哭号不止，害得大家都睡不好觉，都恨不得想掐死我（我猜测）。这是我长大后大姨说的。
大姨要嫁给姨父的时候，姥姥是不同意的，嫌郭庄离夹堤太遥远（约三十里地），嫌姨父是老大，家里又穷。经了母亲力劝才勉强答应。后来姨父努力奋斗做了包工头，大姨家才逐渐殷实起来。
话说大姨家两头牛刚到我家的时候，还算是膘肥体壮的，母亲的毛和儿子的毛都是油光水滑，很是漂亮，一看就是从富裕家庭里出来的。一年后，在我们的辛勤喂养下，母子俩形容枯槁，毛色暗淡无光，浑身上下脏兮兮的，一副难民的仪表。大姨每次来我家串亲戚，都会忍不住奚落母亲：“你们是怎么喂的？把牛都养得会飞了。”
母亲自己也觉得理亏，不好意思。她虽然身为姐姐，也无法张口和大姨辩驳。我们小孩子则在旁边听得嘎嘎笑。
我们家会飞的可不只大姨家的这两头母子牛。用母亲的话说，我们家是不发牲畜的，养什么飞什么。比如羊圈里的那几只白山羊，越养越瘦，养着养着就飞起来了。比如我们家猪圈里的几茬猪，个个都会扒墙打洞，精瘦干练得很。甚至父亲费尽心力养的那一地棚土鳖，原本是打算挣药材钱的，还勒令我们每天放学后都去摘椿树叶子给它们吃，还要拎着个空罐头瓶翻山越岭去寻找“生源”。结果这棚土鳖都生了翅膀，变种成“老飞儿”飞走了。我哥养的“澳大利亚”牌的白兔子倒是一个个肥嘟嘟的，肉质鲜美，可是后来除了被我们吃掉的几只，其余的都打地洞逃逸了。
牛妈妈虽然越来越瘦，但干起活儿来却是不惜力的，牛宝宝年龄还小，还没到上套的时候。牛拉车速度太慢，我们家主要用它来耕地。耕地包括两个项目：犁地和耙地。先把死板的土地犁开了，再用大钉耙抚平，然后才能修垄播种。
有一天，在铁路南的地里，犁完了地，要开耙，因为耙重量不够，每次耙地的时候都需要有人站在上面增加重力，这样田地会耙得更平坦规整。这次父亲让我站上去，他在前面牵引。大约是因为我的体重比较轻，牲口的负重会小一些。我第一次做这么重要而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很是胆战心惊，生怕自己不小心掉下来，那可就惨了。
所谓怕什么来什么，这句话真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头母牛拉着耙走了还不到半小时，突然就莫名其妙地受了惊。它发了疯似的在地里横冲直撞，后来就冲出田地，跑到了大路上。受了惊的母牛连父亲也约束不了它，后来又围上来好几个人才算把它降服了。我呢？我本来高高在上威风凛凛貌似一个将军，现在却掉入耙下，被活活拖行了十几米远，鞋子也丢了，灰头土脸，哭得稀里哗啦。
父亲用皮鞭狠狠地教育了母牛一顿，可是也不敢再让它上套了，只好借了别人家的牲口勉强完成了耙地工作。
自打那次牛妈妈发了一次疯，干活时就不怎么敢用它了。但是一些农活必须要用到牲口才能干，于是父亲试图让差不多“成人”的牛宝宝顶替他母亲的角色。“试图”了好几次，都没能成功。上了套的牛宝宝又是踢腿又是甩脑袋， 根本就不听使唤。
一个疯，一个野，两头牛养在家里，眼睁睁看着用不上，这是非常让人恼火的事。后来父亲一生气，找来个牲口贩子，把母子俩都卖了。瘦骨嶙峋的母子俩一共卖了一百五十块“大洋”，比它们刚来我家时的价格整整缩水了一半。
我不是很担心母亲怎么去和大姨交代，只是为这两头牛的前途命运担忧：一个疯，一个野，都不能干活，牛贩子会把它们卖到哪里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