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这个“葛朗台”保罗愉快地分手，并且把几十个优良客户关系留给了保罗的TTC公司，与此同时，也把这些客户关系留给了牛老三公司的CEO。
在TTC，对比牛老三的公司，我有如下收获：
收获一：重视信息。
保罗在中国，利用的就是他对中国的“熟”和当时美国芝加哥某商会会员公司对中国的“陌”，在中间做了很多年的“对接”，能够玩得如此得心应手，我觉得靠的就是两个基本点，一个是专业，一个是信誉。
这从保罗的日常活动中就可以体会到，他对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很有研究，这一点从我们俩联手玩民间外汇市场价格交易，我就很有体会，他不仅仅通过关系，打探“内幕信息”，更多的是通过国内多种报刊杂志中，去了解、分析和研究中国政府对外商政策的变化，对这些信息的专业性分析和有效地利用，使他能够抓住1980、90年代大力鼓励外国公司对内投资的良好时机，实现了飞跃。
处在他的位置，他不仅仅可以接触各级政府的很多官员，还可以接触众多学者，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是不够的，他和他的团队，对中国政府当时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确实吃得恨透，体现了TTC公司的专业性。
至于信誉，我和保罗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属于那种“说了必做，而且是规规矩矩做”的那种人。
对比牛老三，我在他的办公室，看见他和当时某大书记一张高尔夫球场的合影挂在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上，一幅土豪攀“高官”的嘴脸，看似有里有面，很有几分唬人的“高大上”，其实就是不伦不类，毫无“专业”可言。
牛老三掌握的信息和拥有的信息源，更丰富更精准，但是好的食材没有好的厨师调理，又怎么可能烹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呢？
至于信誉，在我这里，牛老三的信誉很不错，但在其它地方，我能够感受到，也就是一般般。
收获二：重视管理
虽然我没有参与TTC公司的其它业务和公司管理，但也算是“看见猪跑了”，公司管理井井有条、业务流程通畅、信息沟通清晰、职能分工明确，“制度规章”细致精准，一套现代化的办公室管理有条不紊；
对比起来，到了牛老三的公司，虽是高档写字楼，但似乎进了个大车店，虽然公司各部门也算是各司其责，公司也有规章制度，但总给人感觉乱哄哄的，公司在运行的时候，拍脑袋决策的“人治”特色明显。
TTC之所以能够为几十家外国公司提供服务，公司内的章法很重要，只有井井有条的公司，才可能为客户提供稳定的优质服务；
收获三：扎实谨慎。
保罗总是提醒我，由于外汇人民币交割的特殊性，“一单是一单”，每一单都要扎扎实实，稳稳当当，一天只做一个单子，不敢有任何超越，这样稳扎稳打，宁慢也要求稳，钱可以慢慢赚，但绝不能出差错。
我也很认可这一点，一些熟悉的老客户有时候也比较着急，希望我加速交割，但我坚持我们的原则，所以在工作中始终是有条不紊。
此外，保罗从来不拿公司其它事情来骚扰我，其实不是对我刻意隐瞒，而是让我专心专注。
在牛老三的公司，我看见有玩美元期货的，有稿软件服务的，还有几个人，拿着牛老三给他们开的工资，一天到晚玩股票的。他们公司职员的这种乱象，只能说，人心浮躁，就是在办公室，大家的劲儿也没有往一个方向使。
收获四：在商言商。
我和保罗从来不讨论意识形态的任何问题，不讨论国家制度、党派纷争等问题。在他的公司，不可能有那种“愤青”，对国家、社会、社风大发议论。
当时，在牛老三的公司，我经常领略一些员工的“时事、社会评论家”的风采和言论，有时候大家讨论很是热烈，貌似“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大家似乎都忘了，这是公司，不是报社的论坛或者学校的讨论课。
对比保罗和牛老三，二人都极富有人格魅力，他们在商业领域内开疆拓土的能力，都挺让人佩服的，但由于其背景、教育、成长环境的差距，结果差距很大。
那个时代，中国经济的腾飞，确实在国内出现了不少成功的人物和他们的公司，但很多都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虽然后来我一直没有和保罗再有什么往来，但我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他已经引进了一些大公司进入中国，其中不乏世界500强。我知道，按照他稳扎稳打、走一步看三步和他强调的专业精神，他会走得很远很远。
而牛老三的公司，在香港回归以前，在北京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具体原因，因涉及他人隐私，未经授权，我就不说了。
1990年代，很多合伙制和股份制公司出现了，以前困扰创业者的那种公司体制问题，渐渐淡化了。但是，国人喜好“内斗”特色，仍然不变。
我接触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国内公司，几乎到处都是套路和暗箱游戏，到处都是“防火防盗防同事”，“内耗”如狗皮膏药一样，总是贴在很多国内公司身上，揭不下来。
政策已经发生变化，我们这种外汇交易，迟早要罢手的。那时候国内外汇市场确实很乱，加上中国在1993年底中国开始遭遇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场真正意义的通货膨胀，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整顿，势在必行，我们只是在整顿之前，抓住了最后的时机。
图片：苟富贵勿相忘之精神，在90年代为很多中国私营企业留下了惨痛教训(资料选自互联网后加工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