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拥立《史记》认定禅让美谈是真实的历史，有些人赞同《竹书纪年》认为禅让美谈是虚伪的假象，是不实的记载，而我觉得，不能听信一家言，要综合社会原因去判断记载的真实程度，看待事物不能太理想化，要客观。

后世人基本都被儒家思想浸泡透了，奉行传统美德的人文环境，过于沉溺公序良知，自然很愿意接受禅让这种美谈之事，理所当然觉得史书记载的禅让一定是真实的，但我认为，还是应该客观看待这个禅让制，在社会没有形成固定的道德人文之前，没开始受公序良知制约的人类基于动物的本性，会不会野性更多一点呢？他们更相信神灵，并忌惮神灵，说话做事都要先占卜，太依赖于鬼神之说，会不会导致自身主观意愿被干扰，从而做出的决定是经历道德约束和文明洗礼的后世人所不能理解的呢？

我觉得有可能，毕竟先人和后世人，相信鬼神和不信鬼神，两者的思维方式不会完全一样，自然前人文字记录的东西不能全信，就连我们现世记录的文字也未必就是完全客观真实的，由此及彼，所以我觉得从人性方面来分析禅让制的真实性更保险一些，毕竟只要是人，人性就大差不差，人性的善恶程度就看文明的约束程度了。

武王伐纣之后建立周朝，辅臣周公之所以殚精竭虑制定一系列政策礼法制度，真的完全是为了百姓吗？难道不是为了压制某部分人吗？难道不是因为害怕触怒神明吗？毕竟武王伐纣时与他结盟的都是本身就对商王怀恨在心的那部分人，如果他伐纣的理由真的得人心的话，为何那些跟着纣王的大诸侯却没有向他倒戈？明显是武王伐纣这事并没有得到大部分人支持，再看武王上一辈人跟商王的恩怨，我觉得武王伐纣根本原因就是报私仇，只是打着除暴安良的借口而已，这手法后世人不是运用的炉火纯青嘛。故此周君心里明白自己的王位来的不正，并非被上天支持，要不也不会下个雨打个雷就睡不着觉，所以才极力安抚商族后人，所以周朝制定了一系列礼乐制度，就是为了把社会阶层固化定性，更好地约束社会各层人士，防止那些曾经跟随商王的大诸侯不满，因为周君没那实力把这些大诸侯赶尽杀绝，所以要用怀柔政策来压制他们，让自家的君权得到巩固，纣王的死是内外串通一气的结果，内，是纣王的哥哥，外，是周武王这群势力，他们的共同点是跟纣王有恩怨，由此及彼，往前朝追溯一下，尧舜禹禅让就不太说得通，至少心甘情愿的退位让贤之说不能让人完全信服。

舜杀禹他爹，舜让位给禹，这不是自己把刀递给对方让对方捅死自己以报杀父之仇吗？要么禹对他爹没有感情可言，所以他爹的死活不影响他跟杀父仇人坐下来和和气气地你恭我谦地互相礼让：“你有才能，你来当领导”“不不不，你的才能更甚，领导还是得你来当”“你还跟我客气啥，这个领导你必须当，要不我生气了啊”“唉唉唉，你看你……那行吧，我当”。

而尧和舜，有史书说尧本想传位给儿子结果被手下人反对而作罢，而舜呼声最高，危及尧的权力，尧嫁女为舜妻，就没有拉拢之意？舜上位之后启用了曾经被尧排斥的人，除去了曾经被尧重用的人，这明显就是秉承“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原则，排除异己，建立自己的新势力，灭掉别人的旧势力，尧退位后史书说出巡，死在途中，这也真“赶巧”了，一般出巡身边不会缺人手照顾的，这都能死在途中，不知道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这么“赶巧”地去世了，所以把流放说成出巡也不是没可能，（此处插一句感慨：娥皇女英真可怜，妥妥的牺牲品。嗟叹，“女人是用来牺牲的”这一“传统美德”源远流长。）

综上分析，禅让美谈多少得掺点水，再圣贤的人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有人性就有复杂的多面性，这世上或许存在大公无私的人，但不可能存在完全大公无私的人，毕竟人是人，不是别的物，是人就不会纯粹，除非脑壳里缺脑子，不存在思想一说，而没有思想的人跟废物没啥区别，把废物放在重要位置上，要么是傀儡，但是傀儡这玩意儿随时都有领盒饭的可能，一般活不长。要么就是废物身边的人全是废物，举国皆废物，这还谈什么治国？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不饿死都算老天开眼。

不过，历史毕竟是胜利者书写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学说著作，都取决于当权者的需求，正派《史记》也好，反派《竹书纪年》也罢，历史的真相早就随着时间湮灭，不得考证，而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拥立哪本史书，反对哪本史学，而是从这些真假难辨的历史传说中汲取经验，建立自己的主观意识，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以悟自身，以修自智，以正自慧，以得圆满。

历史不仅仅是一段段人生演绎，更是人性的真实写照，信人性，不一定成为人生赢家，但不信人性，大概率会输，只是输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也正是因为人性并不全都是好的，所以我们才寄予了厚望，努力推崇良善，把人性极力往美好的一面去引导，让文明普及全人类，世间被美好笼罩，每一个人类都是受益者，所以，虽然现实与理想隔了遥远的距离，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向阳，追求光明。

历史不是用来争辩的，而是为了让后世人借鉴学习完善自身，所以我说，《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是真的。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