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家，离世真是个技术活。”

打开《命运》这本书，我一下子就被这句话征服了。日常生活中，我们都避讳谈论死亡，认为死亡是一种毁灭，一种悲痛，一种神圣，怎么可能是个技术活？

《命运》是作者蔡崇达出版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书是《皮囊》，皮囊中九十九岁的阿太的那句话一直回响在我耳边，“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每当我沉迷于皮囊的享受时，就会想起阿太的这句话，让我惊醒，走出迷茫。

皮囊中，阿太的人生如冰山一角，露出水面的只有很小一部分，读得很不过瘾。在命运中，作者沉下水面，去探寻阿太百年的人生历程。正如李敬泽的序中说，“在个人的生命里、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那些在底部暗自运行、从根本上支撑着我们的信念；那些让我们在有限的选择和浩大的无常中站立着、向前走去的力量；那些让我们最终相信生活和生命自有意义的、内心的神灵。”

在宗教风俗繁盛的闽南，死亡严格得像一项工作，需要提前准备，躺在自家厅堂正中的床上，静静等待。因此老人上了年纪，就开始了与死亡的猫鼠游戏。这种仪式感和游戏感削弱了死亡的悲伤与恐惧。在等待死亡的床上，阿太与“我”慢慢地回忆起一生的故事，上下六代人，延绵百余年。故事里的阿太，在现实生活里是蔡崇达外婆的养母，也是他最亲近的亲人。他将虚构与真实编织在一起，一边写，一边重新被阿太折服，写到“全身发抖”。

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首章就是命运在响门，惊心动魄，贝多芬表达的是对命运的坚定回答，和无所畏惧的挑战。《悟空传》里的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表达的也是不屈从命运的摆布，把自己的命运掌控在自己手里。阿太的母亲把命运当敌人，怒骂所有的神灵，最后不堪命运自负，滑进海里被命运吞噬。阿太面对预知的悲惨命运，将无子无孙，孤独终老，她没有认命，而是和命运和解，接受和善待。

婚后，阿太的丈夫杨万流去了马来西亚挣钱，多年杳无音信。某年终于来信，寄来路费，让阿太带着全家去南洋投奔他。阿太妹妹的丈夫和孩子也在马来，但妹妹在海关被拦住了，因为丈夫已经组建了新家庭，不愿她去找他，没给她签访亲的字。阿太把妹妹推到前面，让她顶替自己的名字出了关，并且让她转告杨万流，重新找个人结婚，生自己的孩子。阿太一生没能生下孩子，对丈夫于心有愧。

阿太的父亲在她出生不久，就被抓壮丁进了国军，随后去了台湾，终生未回。母亲在她结婚当天跳海自杀。丈夫下南洋，再未回来。她领养了一个逃难女人遗留下的孤儿，一个与父母走散了的流浪儿，一个送在门口的女儿。她把他们当成神灵送来的孩子，精心抚养。她把领养的两个儿子送到丈夫身边，多年后儿子回来，一个身患绝症，一个破产跑路。她的女儿患小儿麻痹症，是个半瘫痪的人。她历经了女人能经受的所有苦难，“比起怎么过日子，我更知道怎么办葬礼。”

命运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红楼梦》中的甄士隐，本来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不仅没做恶事，反而是乐做好事，曾资助贾雨村进京赶考。可是命运就是和他过不起，先是元宵节疼爱的女儿英莲失踪，接着是葫芦庙一场大火烧毁家园，再接着庄园上遭遇水旱灾害，兵匪侵扰，最后无奈何投奔岳父，又被岳父骗财。甄士隐看透人生，不再纠结于命运，放下一切去修道了。

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生下来就知道自己的命运，要么是当英雄，战斗中死亡，要么是碌碌无为在床上死去。她母亲知道儿子不会选择当庸人，于是双手抓住他的脚放在神水里浸泡，修得全身刀枪不入。阿喀琉斯不畏命运的安排，参加特洛伊战争，最后因脚后跟没有浸泡到神水，成了致命的弱点，在战斗中死了。

每一个人都无法抵御时代的洪流，比如：战争、水灾、地震、病疫，但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接受这样的命运，而不是悲观绝望。每一个也无法逃避个体的缺陷，比如残疾、不能生育、生活贫困，怨恨无济于事，只有与命运和解，用乐观的心态去改变。每一个人的努力不是都会有结果，比如高考落榜、职场被辞、婚姻失败，只要保持足够的自信，找到自己的信仰，善待自己，善待他人，走出低谷的每一条都是向上的路。

面对命运露出狰狞的面目，九十九岁的阿太，靠着神明、宗教和豁达的人生观坚持活着。就像作者蔡崇达说，“这个时代就是要正面刚，我希望他们坚韧，不能容忍。当个失败者都要威风凛凛的。即使倒下，要往前倒一步，而不是往后倒，往后倒太丢人了。其实这是我所以写这本书的原因。”

蔡崇达认为自己永远生活在中国的底部，底部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了他，他对底部的人和力量有天然的信任。在他们眼里，这些艰难太常见，以至于显得那么简单，甚至不值一提。这种达观、隐忍和迫不得已的心硬，塑造了来自中国底层的坚韧，也给予了阿太彪悍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