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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的时候,学校曾请来各种各样神奇的人来做讲座。有少管所里犯错的少年,也有社会上奇怪的怪大叔,还有动不动便声泪俱下的演讲达人。
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学校领导不知从哪儿请来一位演讲达人,在学生家长会上当着全校人的面,在讲台上靠着几段视频和一张嘴皮子将多数人给说哭了,哭的大都是女同学或者感性的父母们,虽然没有嚎啕大哭,但是在操场上,放眼四顾,身边红着眼,流着鼻涕的人倒是挺让人惊悚的,不了解的人还以为国家又出啥事了呢!
对于这位演讲达人,我是相当佩服,他靠一张嘴能说出这么多人,对于群体情感的调动不可谓不强,我一直觉得这家伙不去干传销真的可惜了,虽然他来学校瞎忽悠不亚于传销。
我查了下,这家伙叫邹越,网上随处可见他的演讲视频,有一段时间,他特别火,可能是学校领导觉得这类爱父母,爱国家的演讲能够提升青春期不安分少男少女的思想觉悟吧。
邹越的演讲核心有“爱国”、“爱家人”、“爱社会”,都是一些很积极正面向上的主题,在配上恰到好处的BGM,瞬间能哭一片。我那时候正是个叛逆期少年,对于教育类的事情及其反感,尤其是这种看起来又胖又猥琐的中年大叔。所以那天从坐在操场上开始,我就没注意听这家伙在讲啥,但是后来诡异的是,当我发现周围同学一个个哭起来的时候,我也开始不知不觉在惭愧,卧槽为什么我没有给妈妈洗过脚,为什么我没有对家人说过我爱你这类的话,为什么我不记得家人的生日,为什么不对老师态度好点。等等等等。
那天下午我经历了我过去人生中最大的危机,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那是一个少年对于自我的怀疑,在某一刻动摇了底线,然后我和其他人一样,偷偷地哭了。
虽然后来过了没几天,我把邹越演讲中对于少年人应该做什么忘得一干二净,但那天下午心绪起伏之大,莫名其妙的哭了一场我到现在都记得。
哭我没觉得有多丢人,毕竟少年嘛,很多事是想不明白的,现在看过去,往事中的得失一目了然,没有必要因为曾经的愚蠢而惭愧。
在心理学中,有一种现象叫做广场效应,最开始值得是在宗教广场上,教主把民众的非理性狂热情绪煽动起来,并利用这种狂热的情绪来达到自身目的。这种情况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为了迫害异教徒,设立火刑柱于宗教广场上,凡坚持不同于天主教信仰的人被处以火刑,在宗教广场上,宗教领袖们把民众的非理性狂热情绪煽动起来,并利用这种狂热的情绪来达到自身目的。
后来又泛指在人群聚集的场域内,个体往往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信仰压倒了一切。在这个场内的人心理已经发生畸变,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
而在这个“感人肺腑”的演讲中,邹越所运用的种种手段,何尝不是如此!
举或是即非的例子,突出具体的细节,寻找群体共同的情感记忆,号召大家做相同的事情,在一次又一次整齐而高亢的对错声中调动所有人的情绪,用痛心疾首的语气来呼吁,然后又迅速的告诉你,你只能这样做,你不做就是不孝顺,就是不爱国。在邹越的演讲中充斥着绝对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非善即恶。这是个很可怕的观点,在那时候竟然能大行其道也真是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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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在老家,路过幼儿园的时候在校园外的墙上看到了更新的壁画,欣喜下凑上去仔细看,却发现是彩绘的二十四孝,每幅图都绘的栩栩如生,但仔细想来不禁让人毛骨悚然。
我从来不反对孝道,但是过于愚蠢的东西应该是被抛弃的,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孝,什么“埋儿奉母”“涌泉跃鲤”“闻雷泣墓”···都是些极其神经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一个好榜样。
年幼的小孩根本不懂得分辨是非善恶黑白,他们只是单纯的服从家长的教导,家长怎么教他们便怎么做,在幼年时期,家长老师对于小孩的成长至关重要,我能理解提倡学校孝道的用意,但是用二十四孝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中国人注重亲情,但往往太过,以至于成为反面的教材。
在埋儿奉母中,郭巨仅仅因为家贫,做奶奶的把食物给儿子吃,做父亲的就要把儿子埋了,幸亏挖到半截,挖出一罐金子,这才住手。而在涌泉跃鲤中,冬天里老母亲要吃鲤鱼,这并非特别困难的事情,设法去捞可以,去买也行,结果儿子脱光了躺在冰上,鱼就破冰而出。古代的鱼也真的是傻,心甘情愿的让你吃。然而到了现在,竟然还有人大行其道的宣传这些事,宣传给幼儿园的小孩,现在看来不但古代的鱼傻,现在的一些人也是瓜皮。几年前学校领导把学生当傻逼对待,现在在教学生们成为傻逼的路上越走越远。
教育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总是抱有目的性的,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这是一个很操蛋的事情,但没有什么办法能中止这个事,因为教育是某种形式上最好的洗脑。仁波切说:教育应该教导人成为善良,有远见,有同情心,有教养,有创造性,优雅而勇敢的人。应该教导人建立大局观,远见和善心。
我很赞同他的观点,他在这一点上是我终生的老师。
好的教育应该让一个人更加完善,能够自由独立生活,平等对待他人,保持对智慧的追求,聪明地远离愚蠢,拒绝盲从。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完善。
20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