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为一个富豪的三大基本条件：良好的早期教育+辛勤+运气

愿力：美国1226名富豪，其中的840属于「白手起家」类。的确，如今的顶级富豪几乎不会生来就穷困潦倒，以至于与机遇完全不沾边——良好的早期教育是一大先决条件，有一个富裕的任专职的父亲也帮了大忙——但他们的巨大财富通常来自辛勤工作、聪明才智和很大的运气成分。总体来说，他们不是贵族，而是经济精英；他们不仅专注于消费财富，而且一心创造财富

教育背景：昆士兰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奎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谈到，根据他的统计，常春藤盟校一年级新生总数（约27000人）仅占美国大学适龄人口（约300万人）的近1%。在由教育驱动、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中，这群1%的18岁青年在跻身未来1%的成年富豪群体方面具有极大优势。

奎金写道，「精英学校的入学竞争如此激烈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学费一直稳定上涨，比一代人以前贵得多，家长和学生还是认为进入一所『正确的』的大学是胜负攸关的人生大事。」

超级精英的全球化早在学校里就开始了。要通往顶级富豪圈并不需要专属护照，但确实有个途径，那就是母校——美国的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及世界顶尖商学院。

在这个世界，你在哪儿获得MBA比你是哪国人更重要。许多顶级富豪都在他们的祖国接受教育——记住，这是一个基本靠白手起家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子女几乎全在这些全球顶尖学校上学。

当今，每5个中国企业家中有4个会考虑送小孩到国外念书。」中国亿万富豪更喜欢送孩子去国外读中学，英国的私立寄宿中学是热门之选。中国的百万富豪则把孩子送到国外的大学，以便孩子融入顶级富豪经济（plutonomy），美国常春藤盟校则汇聚了最多的精英。

和优秀的人为伍。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在1968年的一项关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中发现，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年轻时就天赋异禀，并且专注于一个领域，而后能够进入他们研究领域中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的实验室——「55位美国获奖者中，有34位年轻时曾有资格在46位诺贝尔奖得主手下工作。」

二、顶级富豪的圈子，趋于全球化、同质化

顶级富豪正形成一个跨国社团，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和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无论他们定居在纽约还是香港，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超高净值人士（具有至少5000万美元的可投资收入）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趋相似。即便是零散分布在其他地区的高净值人士也会参与同样的世界市场、购买高收益的消费产品。他们的财富组合也极为相似，主要为金融资产，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交易的上市公司的持有股权。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创始人王辉耀主任对我说，「我们经历了贸易全球化，我们经历了资本全球化，现在，我们正经历人才全球化。」

「土地的所有者一定是这块地产所在的某个国家的公民。但股东实际上是世界的公民，不一定属于某个国家。」

三、当代慈善资本家的诉求：改变世界

马克思有句名言：之前几代的哲学家试图描述世界，而他意图改变世界。盖茨和其他顶级富豪正在对慈善世界产生着类似的巨大影响。他们不想资助社会部门，而是想改变它们。他们对美国教育产生的影响即是一例。

这些慈善资本家创立企业的方式是通过最小的努力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资本家运用杠杆，技术专家运用规模），他们认为慈善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

改变教育：盖茨和其他关注教育的亿万富豪将焦点放在可以衡量的结果上，引领了一场数据驱动的改革。第一步，将考试放在教育的中心，学生学习的产出就可以得到衡量；下一步，使教学工作更多地由数据或奖励驱动。

改变国家的资助方向。基金会往往更多地资助前沿研究工作，我们在物资分发方面充当合作伙伴，但是政府的资助还是占了最大部分，这是对世界经济中顶级富豪的金融和才智力量的衡量，他们的目标是引导整个国家

改变意识形态：一些有远见的顶级富豪不仅试图利用财富当上政府官员，而且要用财富转变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现有的意识形态。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对于民主的出现以及东欧和苏联多元化的出现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四、巨富圈的不平等现象

纳税低：2009年，在前1%富豪群体中，你越是富有，实际税率就越低。前1%富豪群体的收入税率为23%，前0.1%富豪的收入税率仅为21%，纳税最多的前400名纳税人的缴税额占不到总税收的17%。资本收益对于顶级富豪而言是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你在收入分布图上的位置越低，资本收益就越不重要——2012年的资本收益税率仅为15%。 温特斯认为，美国的寡头之所以能享有如此低的实际税率，是因为一群职业的律师、会计师和说客正为他们提供服务。他将这一「侍臣」群体称为「收入保卫从业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待在一些由顶级富豪资助的智库中，绞尽脑汁地精心策划反对税收的方案，他们肯定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女性占比低：2012年《福布斯》亿万富豪榜。1226名亿万富豪中仅有104名女性，再剔除亿万富豪的妻子、女儿和遗孀，人数就更少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富豪的空缺同社会其他阶层的趋势极不吻合。在前1%之外的99%群体中，女性挣的钱越来越多，接受的教育越来越高，获得的权力越来越大。

虽然99%群体中的女性人数稳定增长，前1%富豪群体仍旧是男人的俱乐部。可以这样来理解其他人同前1%富豪群体的差距：世界分为由女性主宰的中产阶层和由男性精英统治的富豪阶层。

哈佛女生一旦毕业后，进入顶级富豪圈的概率就变小了，原因在于她们所选择的工作。金融和管理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金融家赚取了上文提到的195%的超高工资溢价。2007年，一毕业就从事金融或管理工作的女性比例升至43%，而令人吃惊的是做出同样选择的男性比例高达58%。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收入差距：2005年，哈佛毕业的8%的男性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而仅有2%的女性越过这一门坎。

越富有的家庭就越可能由男性当家。2005年，前0.1%富豪群体中纳税人的配偶仅1/4有工作，顶级富豪的家庭主妇大多是耶鲁法学院等顶级学校的毕业生。超级精英阶层中雄心勃勃的极客迎娶的是同班同学而不是秘书，而他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很可能会放弃工作。

问题不在于女性没有男性聪明，或数学能力没有男性强：她们没有杀手的本能，她们不想斗争，她们不想攻击对方的要害。」

四、新技术下超级明星效应

经济学家所谓的「超级明星」效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往往在许多领域和公司里产生了一个成王败寇的经济竞赛，你若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内成为最拔尖的人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但要是得到第二名，经济价值就会大幅缩水，

1、科技领域的超级极客：技术人才为主的超级极客不仅统治了华尔街、硅谷、班加罗尔和北京，他们也在华盛顿掌权——不论哪一党派赢得选举。

2、新技术淘汰了旧技术，也扩大了市场的整体规模。

现场表演——比林顿夫人的终身职业卓别麟的最初职业——只占到娱乐大蛋糕的很小一块。由于电影和无线电的诞生，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参加商业娱乐活动，这为顶尖的演员创造了更大的市场。 

一旦互联网成为大众传播媒介，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新技术将为「超级明星经济现象」画上句号。

网络时代的超级明星同其他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我们发现，在全美总收入分布图中，前1%高收入者拥有总收入的17%左右；

为什么Lady Gaga的身价相当于4个比林顿夫人？其实答案并没那么神秘。她们都是各自时代的顶尖歌后，享誉全球。但是能听到比林顿夫人歌声的唯一方式就是亲自去看她的现场演出，而如今只需通过互联网就能听到并看到Lady Gaga的表演。全球化和技术革命使得Lady Gaga的音乐传播给了更广泛的观众，因而她成了更耀眼的明星。

虽然电影制片厂也元气大伤，但电影明星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虽然球队变得一文不值，但体育明星还是能赚得几百万美元。

我们也发现在特定行业中——银行业、法律行业、体育界、娱乐界，甚至在例如牙医之类的普通行业中，那些顶端的富豪在不断拉大与其他人的差距。这种「超级明星经济现象」是全球超级精英出现的原因之一。

3、顶级富豪经济体的内部形成了一个舒适的全球村庄。

顶级富豪经济体是如何在马歇尔效应的影响下成为自我维系的全球经济，从而将其他人全都隔绝在外。

对奢侈服务的需求超过了对低收益服务的需求。应当记得，这也是花旗集团「顶级富豪经济」的提出者精心刻画的理论：古驰比沃尔玛的业绩好，卓越的油画比那些画得还算可以的油画升值得更快，对戴维·博伊斯的需求超过了对助理律师的需求。

俄罗斯寡头成就了法国超级明星牙医，华尔街银行家和阿拉伯酋长成就了超级明星室内设计师。不论你善于补牙还是织布，一旦你融入了超级明星联盟，就能从少数全球商业精英积攒的大量财富中获利。反之，不论你在西西伯利亚地区还是美国中西部开始你的事业，只要你是超级精英的一员，你将和其他超级精英成为同一名牙医、室内设计师和艺术馆馆长的老主顾。这就是为什么顶级富豪经济体的内部形成了一个舒适的全球村庄。

马歇尔效应、罗森效应和马丁效应都涉及超级明星因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获得更高回报的方式——更富裕的客户（马歇尔效应）、更多的客户（罗森效应），以及同资金支持者之间更好的交易条件（马丁效应）。而圣人马太观察到的积聚效应使以上促成超级明星诞生的因素变得如此强大：超级明星现象能够自我强化。

最能体现「名气」这种自我强化力量的科学家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位真正具有开创精神的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引领了核时代，转变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思考方式。然而，为什么对量子力学做出重要贡献并提出至今有效的原子结构模型的尼尔斯·博尔和脱氧核糖酸（C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没有像爱因斯坦那样家喻户晓呢？

二战后，美国人对外国人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反犹情绪不断高涨。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美国的舆论控制者断定，爱因斯坦博士和他的相对论不仅邪恶而且具有破坏性。举世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全世界只有「12个人」能理解相对论。专家们担心这个外国秘密小集团能运用知识使时空弯曲，从而进入「第四维度」达到「统治全球」的目的。《纽约时报》甚至警告说，爱因斯坦的发现具有「反民主的意味」：「地球上或星际空间中的某种断言只能被选中的少数人所理解，这样的断言践踏了《独立宣言》。」

 魏茨曼的代表团到达了美国。当时犹太复国主义逐渐受到纽约犹太人的欢迎，数千人来到码头迎接访问团。但是媒体认为，这群人是爱因斯坦的狂热追随者。《华盛顿邮报》报道，「数千人等在码头迎接爱因斯坦。」《纽约时报》写道，「数千人为迎接爱因斯坦和他率领的团队，等候了4个小时。」爱因斯坦激起了新闻记者的兴趣，他们把目光全都聚焦在他的身上。记者们先前预想爱因斯坦是位桀骜不驯、高高在上的欧洲人，会看不起有点儿粗野的美国人，但恰恰相反，他竟然是位谦逊的、讨人喜爱的家伙。「给他照相时他笑容盈盈，对于记者提出的无理问题，他的回答也充满幽默，妙语连珠。」爱因斯坦不再对《独立宣言》构成威胁，《纽约时报》宣称，「越熟悉爱因斯坦，对他的印象就越好。」随笔作家也喜爱爱因斯坦，他们喜欢颠覆读者的期待，体验激动的战栗。一位科学界传奇人物由此诞生。

四、巨富如何诞生。

1、经济转型，旧体制变革

苏联推翻旧体制的变革，或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那些地区，对变革的响应带来了尤为可观的利润。最惊人的变革——以及获得意外之财的最大机会——发生在俄罗斯，那里20年的资本主义造就了约100位亿万富豪，占全球亿万富豪总数的8%。这群俄罗斯富翁的个人财富相当于俄罗斯全年经济产出的20%。

索罗斯之所以能取得显赫战绩，是因为他用于探测变革的「雷达」是思考世界的方式，而不是傻瓜算法。这是新兴市场真正的秘密。如果你不惧怕世事无常或者背井离乡，那么在这些未开拓的经济领域赚钱比在发达国家拚命多争取1%的市场份额要容易得多。

世界上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公司——如通用电气、谷歌、高盛——正在寻找从当代巨大的经济转型中获利的方式。然而，最大的赢家是个人，而不是机构：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正大幅降低进入的门坎，受益者是那些足够聪明、足够幸运并且能独立实现目标的人。

「贷款换股份」私有化改革的最大赢家、2003年俄罗斯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10年来一直被关在监狱（因欺诈、逃税等多项罪名），其中大部分时间被关在西伯利亚的劳动营里。 顶级富豪阶层的这种动荡不安是新生顶级富豪圈的重要特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顶级富豪虽然有大量的银行存款，但他们的现状其实没有那么安定，互相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当前经济的最大赢家是擅长响应变革的那些人，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生活在——恰如一位匈牙利人（安迪·格鲁夫）说过的至理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幸存的世界中」。

2012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1226名亿万富豪中，111名是来自苏联的寡头，90名是技术专家，77名是金融家。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的亿万富豪数量，以及亿万富豪与其他人的差距更为惊人：俄罗斯亿万富豪的总财富相当于俄罗斯年经济产出的1/5。而在美国，424名亿万富豪的财富仅相当于美国年经济产出的10%，

莫斯科是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城市，以78位傲居榜首，纽约仅有58位，而伦敦只有莫斯科的一半，俄罗斯寡头的成绩斐然，如今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比沙皇时期更为严重。 这场苏联解体后的资产甩卖之所以夺人眼球不仅因为它标志着从国有权向私有权的突然转变，还因为私有化后的战利品价值如此之高，以及该转变如此之迅捷

几乎在每一个角落，最终目的都是让政府出局。但自由经济思想的胜利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对自由经济思想的落实带来了经济史上靠寻租发财的最大机会——归根结底，政府主宰着私有化。在机不可失的战利品瓜分中占得一席之地是现今加入全球超级精英行列最保险的途径之一。

2、利用时代发展趋势的风口

大数据将造就一群新的报酬极高的超级明星。麦肯锡估计，截至2018年，仅美国一国就将在大数据应用领域出现14万～19万个具备「深度分析才能」的人才空缺。大数据可能将造就一小撮率先懂得大数据的革命性潜力并从中获利的亿万富豪——脸谱网的市值高达1000亿美元，其实可以理解为是市场对大数据的一种看好。

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尤其是前0.01%顶级富豪群体的崛起大可归结于金融的崛起。更松的金融监管、更多的串通行径、更高的风险追求，这些都是金融之所以成为许多西方经济体——尤其是英美两国——更主要领域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造就超级精英崛起的关键原因。也是金融家的收入之所以超过其他几乎所有人的重要原因。

3、懂得及时转身

「转身」意味着你认识到自己走错了路，必须换条路线了，要成为变革时刻的赢家，一部分靠的是各种因素的幸运组合，即合适的技能、合适的性格以及在合适的时间处于社会上合适的位置。

曾经是大的吃掉小的，现在是反应快的吃掉反应慢的。」伦敦商学院教授萨尔认为，成熟公司——大型公司——难以成为反应快的公司，至少在效率方面。这些公司没有改变自身的行为，它们最典型的反应是「积极惰性」——公司仍然因循守旧，只不过比以往更加积极而已

费尔斯通（Firestone）公司。公司创始人哈维·费尔斯通十分擅长响应变革。1900年，费尔斯通公司开始在俄亥俄州阿克伦生产轮胎。亨利·福特率先开创了汽车大规模生产，费尔斯通看到了其中的潜力。1906年，福特选中费尔斯通公司为T型汽车供应轮胎。1988年，日本竞争者普利司通公司低价收购了费尔斯通公司。同许多强劲的百年老店一样，随着子午线轮胎进入美国市场，费尔斯通公司被这一新出现的颠覆性技术击垮了。该公司试图迎头赶上，开始加紧生产子午线轮胎，而这些生产厂房原本是为生产传统斜交轮胎而设计的，结果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最终，费尔斯通公司不得不召回数百万只轮胎。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国会认为，轮胎问题导致了34人死亡，费尔斯通公司应为此负责。

导致费尔斯通公司失败的直接原因正是它以往的成功。」 费尔斯通公司在安稳的美国「二战」后时代一直表现优良。如萨尔所言：「只要环境一成不变，依照成功公式按部就班保准没错。」但是，如今许多行业、许多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经济都正处于变革时期，「按部就班」远远不够，这时擅长响应变革的局外人就能脱颖而出，战胜固有的体系。

Groupon团购网站起初是集体政治行动的平台；Paypal（贝宝）网站最初是手机相互转账的工具，后来才「转身」成为eBay（易趣）的网络支付平台；推特最初是播客网站，失败后才改头换面成为微博

LinkedIn，它于2011年上市，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会主席霍夫曼由此成为亿万富豪。霍夫曼明白，虽然他在变革浪潮中游刃有余，但这一浪潮造成了一个赢家和败者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的社会。「懂得职场新规则并掌握全球经济新技能的那些人，同固守陈旧思维方式并依赖商品化技能的那些人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所说：「你接受的知识和技能不像资产组合那样易于替换。」索罗斯可以通过减损，或尝试不同的对赌手段来响应变革。对于大众而言，由于之前的职业已沦为累赘，要在45岁时找到新的职业，可没有那么容易。

四、超级富豪的致命缺点——短视。

当你加入超级精英的行列，向上爬到一定高度时，你的生活将发生改变，周围的人会迎合你的一切需求。「当你习惯了7天24小时被伺候着，你便开始觉得整个世界围着你和你的需求转。你失去了对于事情对错的判断力，拥有更多的资源、独立于他人而存在，会促使人们将自我利益置于别人的福利之上，并视贪婪为积极有益的事物，这些又反过来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道德行为。

威尼斯于1315年达到经济实力之巅时，他们开始采取行动「锁定」自己的特权利益。逐渐加紧对政府控制的特权统治集团发布了《金典》（Libro D』oro），此举正式为社会流动画上了句号，因为这是一本登记威尼斯贵族的官方名录，如果你的名字不在这本册子上，你就无法跻身寡头统治集团。

不久，「政治闭门」转变为「经济闭门」。在寡头的操纵下，威尼斯的统治集团逐渐切断了新入行者的商业机会。使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邦变得富有的法律创新产物——康曼达契约被禁止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精英统治集团为眼下的私利而行动，将创业暴富者拒之门外则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能够独享对这座城市利润巨大的贸易航线的控制。然而，从长期来看，「闭门」意味着威尼斯寡头开始走向灭亡之路，也意味着整个威尼斯开始从繁荣走向衰败。到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1330年时还少。威尼斯曾一度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而在17～18世纪，当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时，这座城市的财富持续萎缩。

被公众视为品德高尚的沃伦·巴菲特是美国亿万富翁神坛上最神圣的人物。2008年，他在写给股东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的投资哲学：「一家真正伟大的企业必须拥有一条稳定的『护城河』来保护投资资本的超高回报。」巴菲特明白，开放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对于整个国家是有利的，但像他那样的聪明的资本家更喜欢用不可逾越的「护城河」来保卫自己，如同威尼斯人将名字放进《金典》中。

现代版的《金典》会员资格比列入贵族名单更加隐晦。在我们越来越复杂的经济中，真正的《金典》是精英大学的学位，而且越来越多的全球超级精英占据了这些大学的地盘。事实上，统计显示，与获得大学文凭关系更为密切的是父母的富有程度而非高中的考试分数：更高的阶层比认真上课更重要。

与威尼斯精英阶层不同，西方资本家投身于「创造性破坏」和与新入行者之间的竞争，从而创造了越来越包容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结果，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时代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促使精英阶层更愿意分享成果。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担忧是改革的强大动机。与其冒着被布尔什维克的先驱彻底夺取政权的危险，不如赋予工人阶级有效的政治发言权和社会安全网。

随着顶级富豪与其他人的经济差距变成鸿沟，他们开始居住在自己「大门紧闭」的全球小区里。前1%富豪群体和其余的99%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文化闭门」十分可怕，因为它加重了顶级富豪在政治上的短视。

「要有长远的贪婪眼光」。如果顶级富豪足够聪明，他们现在会采纳这一哲学。但是，利维的继任者在掌舵高盛这艘大船时渐渐明白，这句话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