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五一假期，跟着户外老虎队骑行尚店。快到尚店街东边时，途经原先的红军小学，两个大门都锁着，面里零散地堆着建材，似乎还在建设中，写着“尚店文化活动中心”字样的综合大楼主体已竣工，外观气派，装潢精致，显示着新农村的魅力。
我和骑友“放下”落到队伍最后，他是随州东关小学的校长，我说这里原来也是个学校，我还在这里读过书，他便饶有兴趣地下车，听我讲这个小学的故事，帮我拍照。
隔着栅栏铁门向里望，原来的一口堰塘依旧，两边的校舍教室依旧，操场依旧，靠里靠外的两排平房已显颓废，屋瓦坍塌。前年骑行尚店时，这里还是个养鸡场，操场上还搭着香菇棚。估计下次再来，这些校舍操场就会不见踪影，变成活动中心的附属设施了。
学校后山的松树栎树一片青郁，校园四周的梧桐树高大挺拔。但我肯定这些梧桐不会是我读小学时的那些树，五十多年了，它们似乎挪动了地方。
遥望远方，群峰连绵，最高的那座山头是青山寨。山顶，那类似铁塔的架子依旧耸立着，小时候，大人们说那是航空标线。
之所以如此熟悉，因为尚店是我家乡。
时间回溯到1970年。这年7月，我家从随县城关镇下放到随县三里岗尚店火石冲，当时的名称叫随县三里岗区尚店公社红岩大队。
尚店那个时候不叫现在的尚店村，叫尚店公社。公社下辖红军、红岩、红英、红峰、红日、红兵、东方红等几个大队，从名字就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那时候每个大队都有小学，尚店街上有尚店初中，一度还办了两年高中。后来，尚店高中成了尚店初中，再后来，又成了现在的尚店小学。它坐落在尚店新街的山岗上。
尚店公社所在地在原来的红军大队，所以尚店小学原来叫红军小学。70年9月，我插班小学一年级下学期。当时上半年是上学期。班主任老师叫赵权红，民办教师，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还没结婚。十几年之后的1983年，我在随县轻工机械厂上班时，她也调到了我们厂。这是后话。
红军小学在尚店老街东头对望的一个小岗子上，学校有几排青砖和红砖砌成的平房，青砖是老房子，红砖是新房子，这是一至五年级的教室，几排教室围成一个操场，操场边种着梧桐，靠坡边筑有一米多高十几平方大小的高台，供校长训话和演文艺节目之用；操场边有个水塘，是老师们淘米洗菜洗衣挑水种菜的水源；水塘边老师的宿舍兼伙房是一座四合院，青砖天井马头墙，应该是解放后收缴地主的房产。
小学一至五年级，约有一百多人。印象中，当初学校没有围墙，后来，砌了半圈但没有封闭。
操场上有木制简易的蓝球架，有木制的单、双杠，还有水泥乒乓球台。同学们课余时间，在操场上嬉闹玩耍，体育课时，操场就成了训练场。
在这里，我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经历了从红小兵到红卫兵的过程，也感受了那个特殊时期教育的荒芜。校园内的空间，记录了我少年时期的懵懂与欢乐，至今难忘。
上小学的书包是母亲做的。我家有缝纫机，母亲用做衣服剩下的边角废料拼成一块布，缝了个书包，中间还绣上了一个五角星，背着特别拉风。
书包里的课本是语文、算术，还有一本红塑料皮的红宝书。上课时的礼节，不像现在这样，学生们看到老师进来后齐声喊：“老师好！”而是在老师走进教室后，大家齐刷刷地站立，人人把红本本虔诚地放在胸前，然后面对讲台上方的伟人像，恭敬地喊一句：“敬祝---万寿无疆！”然后老师才开始上课。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政治意识是非常强，阶级斗争味道很浓，革命群众、革命精神等字眼非常流行。教室的墙上和教室外的走廊都刷有标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学为主、兼学别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斗私批修”......
课文的头几篇，是一系列的万岁。记得赵老师还教了我们一首歌谣：“爷爷七岁去讨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
因为跳过了上学期，而别的同学已经读过半年，学过了拼音也会写字了，于是我一直跟着拖。到如今，我依然不会汉语拼音。
还有个糗事。入学报名的时候，赵老师问我家庭成份“什么农？”我懵逼地说“大龙”，因为我属相大龙。同学们一阵哄笑。那时填履历表，都有“家庭成份”一栏，农村的家庭成份有贫农、雇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之分，所以赵老师会问我家“什么农”。
为此我问过父亲，也看过我家那时的户口本，父亲的“家庭成份”一栏，写的是“未定”，因为父亲童年时已过继给他的姨父母了，他姨父母生前的营生是商贩，但他亲生父母却是“资本家”。正因为成分问题，所以我家下放了。
以前的老师很多都是家庭成分较高的，因为只有家庭出身富裕的人家，才有机会读书识字。贫下中农没条件读书，不识字，也当不了老师。记得我家下放的第二年，我父亲就被红岩小学调去当老师了。父亲是襄阳四中的高中生，还会琴棋书画，这在当时是稀缺的人才。没多久，父亲又调到尚店去教初中了，接着，又调到三里岗去教高中，随后又在三里岗牛角尖教“师训班”，成了老师的老师。当然这也是后话。
小学校长是可以不识字的，或者由贫协代表兼任。按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制度，校长只要根正苗红，思想积极，公社革委会认可就行，这样的人当校长，正好管理学校里成分不好的“臭老九”。校长平时可以不在学校，只有开会学习时，才会在学校出现。
校长虽然没文化，但对老师们还是很尊重的，学校的道德教育，后勤补给比如砍柴、食堂做饭之类，校长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学校支农是经常的事。插秧割麦割蒿积肥等许多只要是小孩子可以帮忙干的农活我都干过。遇上农忙季节，老师会带着学生到生产队干农活，这时，我们就像欢跃的小麻雀，叽叽喳喳吵个不停，觉得上劳动课是最开心的日子，上山拔草比在课堂背书有趣多了。
学校还经常开展“勤工俭学”，捡橡子打桐子挖蜈蚣割黄荆条寻中药材，能卖钱的土货山货我也都弄过；学校还经常搞“忆苦思甜”，请老贫农到学校讲解放前的往事，声泪俱下；学校还搞文艺节目，唱不了样板戏，就搞三句半、打渔鼓、跳红色娘子军。
学校每天只上半天课，中午放学。我回家是沿着碾子河走，走到青山寨下的刺子岩，碾子河里有块十几米见方的硕大石头，象条石船。夏天，同学们就从石船上往下跳到河里去洗澡，边游泳边摸鱼虾。出于安全考虑，学校是严禁学生下河下堰塘洗澡的，但禁令抵挡不了诱惑。有女生偷偷向老师举报，老师就告诉家长，家长知道了，免不了就是一顿“柳条伺候”。
当时，课本都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清一色革命传统教育类课文，愚公移山、白求恩、张思德这老三篇，至今朗朗上口，稍加提示仍能倒背如流。
我们认识了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英雄人物，也知道了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等反面人物，爱憎分明，对英雄人物表现出无限崇敬，对反面人物则显现鄙视眼神。
连算术应用题，也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比如，贫农张大伯租种了地主赵老财家的五亩地，每亩地每年要交租500斤，问，张老伯一年被地主赵老财剥削了多少斤粮食？要不就是这样，工人在零下15摄氏度的室外劳动，资本家在零上15摄氏度的室内休息，问，工人和资本家的温差相差多少？
小学三年级换班主任了，班主任叫胡良荣，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年青老师。对学生特别严格尤其是我，因为我上课总是调皮捣蛋。有次放学了他还把我留下写检讨，下雨了，才让我打着他的竹雨伞回家。我气恼地把他的雨伞竹把下灌进狗屎再用泥巴糊住，还雨伞时忐忑了好长时间，不知道后来他发现没有？
是胡老师让我加入了红小兵。我是班上最后倒数几个系上红领巾的，可能是成份原因，但我宁愿想成是因为我调皮捣蛋。
四年级学珠算。父亲挑了一担米糠到均川去卖，我一路跟着，卖了糠买了一把算盘。算盘如今还在，珠算口诀却忘到爪哇国去了。
我的算术历来不好但作文写的不错，最喜欢上作文点评课了，我的作文是必定要被点评的，每每听到胡老师点评我的作文，我的心里就一阵窃喜。
每到寒假暑假发成绩单的时候，我的心中就忐忑起来，我压根不担心我的语文算术会打多少分，我担心的是老师的评语。我的评语栏里，老师总是和我过不去，总是不顾我的感受非要写上不遵守纪律调皮捣蛋之类的词汇，让我回家交不了差。母亲看了，会追着我打；父亲看了，夏天在院子里划一个圈，让我站在圈里暴晒，冬天则让我蹲在门外的墙边，看雪花飘飘。
寒暑交替，岁月如梭。许多往事都在记忆的长河里渐渐模糊了，但小学校园里发生的一切，却历历在目，这也许是人们怀旧的心理作用，记住了童年时代最难忘的时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