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需要翻查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可是找来找去没找到。在网上找电子书的时候，看到作者简介里（１８９５年７月３０日—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感触良多。突然想起，他谈到过的秦代戍边问题，近年有些新观点，而因为这个问题与秦法有关，我也作过一些思考。

钱穆先生的大意是说，秦代有个沿袭的旧制叫戍边，就是要为国家守卫边境。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规模小，方百里便算大国了，这样，只需数天的时间，便可以到达边境。可是，统一天下后，国土面积就大的多了，这样一来，有些地方去边境，就太远了。秦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许政府事情忙，而且得意忘形，没有注意到这些小节。然而因此就引起社会大骚动，让陈胜、吴广两个河南人，大老远跑到北京戍边，"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史记·陈涉世家》)，革命便由此而起。

钱穆先生所提的猜测，有两个要点。一是得意忘形。贾谊说，秦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如今吞并六国，得意忘形确实不足为奇；二是政府事情忙。北击匈奴、南征百越、连长城、建驰道，据说，连秦始皇自己，都要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在５０岁的时候就累死了，政府也确实忙。不过，近年来，有些学者对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些有趣的新猜想，认为这是统治者有意而为之，在此我不做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翻一翻。在这里，我主要聊一聊，做秦法资料搜集的过程中，无意中产生的一种模糊的感觉。

随着秦简不断出土，秦代制度的原貌，慢慢为我们所见，比如像《徭律》、《戍律》等一批律令。

《徭律》有这样的规定，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其得，及诣。水雨，除兴。

大意是说，耽搁不出发，罚两副盔甲，迟到三至五天的，斥责；迟到六到十天的，罚一面盾牌。超过十天的，罚一副铠甲。如果因为下雨，还可以免处罚（也有译作免除本次征发）。从规定来看，立法者考虑到了出发、迟到、雨水等情况。

秦国的疆土是通过连横，逐步扩大的。在此过程中，距离、时间的现实问题，不论是对行军打仗，还是行政管理，都会产生实务上的影响。由上至下的管理者，不考虑这个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而服役的人员，也不可能不就这个问题向上反馈（抱怨）。

随着我对秦法理解的深入，我有一种感觉，就是统治者可能“不在意”。我想大家几乎都会同意，秦统治者的野心和焦虑，是导致其一系列做法的心态原因。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缘于秦的管治理念，以及戍边制度在立法技术上的刻板。

六国初灭，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就管治的方式展开过一场争论。王绾的主张实际上是分封和郡县并行，而李斯则主张全国统一实行郡县制。不同于周朝由各地贵族分而治之的分封制，郡县制是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它通过任命职业官僚管理国家，采用中央法治主义（即由中央统一立法，各地以律令为准绳），推行其管治意图，其原生就有管控各地的考虑，按需调拨地方人员，在统治者的潜意识里，是一件极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另外，秦崇尚法家，而法家有一个重要的法律思想：“壹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

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

钱穆先生说，汉代曾经有一个宰相，真叫他儿子亲到边疆去，真当三天戍卒，成为了历史上的佳话。从这个描述，我们可以得出，虽然宰相儿子去戍边的情况不多，但在法律规定上，宰相的儿子也应当去戍边。

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些理念等价于西方的法治观念，因为这里毕竟没有提及君主犯法应如何处置，而从古代的整个司法实践中，也有八辟、八议等这些根据其身份及具体情况减免刑罚的制度，古代的法它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术。但上述的思想确实体现出一种一视同仁的平等意识，我认为，只要是在人类社会中，就会有这种平等的思想，这源于人性，“暴秦“也不例外。

那么，秦管理者应该意识到，同样是服役，各种工作的条件会有所差异，比如有些会特别危险。就近服役当然是符合效率原则的，但站在国家层面，如果贯彻前面理念，法律制定者就有可能不会制定就近服役的规则。因为，这样就有可能总是让某些民众处在艰险的境况之中，而另一些则往往处在相对安逸之中。

当然，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技术改良的。

比如采用补偿的方法。就是给那些工作比较艰险、付出比较多的民众补偿。原本的燕国、赵国、齐国、魏国的民众，到北方服役就比较近。从效率角度考虑，可以由这些地区的民众来承担北方的戍边任务，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偿，比如说赋税的减免。

还可以采用免戍费的办法，钱穆先生后来提到汉朝对戍边制度的改良：“汉代戍边还只是三天，可是你可以不去，只要一天出一百个钱，三天三百钱，交给政府，便可免戍。有一百个人不去，应该是三百天的免戍费，由政府来另雇一人肯去的，一去便要他服三百天的戍役。他也得了这一笔钱，不仅足够在边用度，并且还可留一点安家……”

这里插句题外话，钱穆先生说“近代中国人都好说中国二千年政治没有变，试问古今中外，哪有如此理？亦哪有如此事？”我觉得此话有理，我虽然没有深入政治制度，但法律制度确实是历朝历代都在改进。特别是我们国家，近年来，除了在某些问题上，在法律的构建上，大都体现出了很强的专业性、回应社会的关切、照顾到各方的利益，真是让人高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钱穆先生的研究，大约是在上世纪的５０年代，而秦简的发现是在７０年代。其实钱穆先生的洞察力好生了得，他只是通过史料，便发现了这个问题。而我一直很好奇，如果在他的巅峰时期，看到这些秦简之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不会改变。

在我的印象中，钱穆先生一生自强不息，热爱国家，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兴趣，专业智识博洽娴熟，他的品格、学问皆让我敬重，在这个日子里，我拈一朵小花花，献给他。

2022年8月30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