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花花是我遇过第二装腔作势的同龄人。第一，是我本人。两个誓与苟且作斗争的人，总想活出点儿花儿来，以这点而言，她成了，我黄了。
上回见面，我把她拐骗至某高级住宅商业区，名副其实，既是住宅，也兴商业，斗大的地方，外来客比主人多。民国时候的宋家客厅，大抵如是。《宋家客厅》正是花花在我俩唇齿交战间透露的一本书，我当时若无其事地跳话题，心里暗暗留了神儿，买了回家，欣然咽读。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翻到最后一页，可是我一贯反感香港人的叙述，这次也只是为此偏见增添砝码。
对待她，我从来就是奉之为对手，玩伴，同伙，动力。
这样一个身扛数任的人物，在絮叨了两年辞职的愿望后，终于得偿。我很忧伤，不明白为什么北漂这么庸俗的事，会发生在一个以脱离庸俗为终身己任的人身上。
说来也怪，在许多领域，我们都无法共享近似的观点，可是又一直在表演求同存异式的假风度。我细读张枣的诗，片语累牍，眼睛都不堪重负，可我还是尽力挖寻，试图觅到花花所感的精彩。然而我又失败了，在慌张又强烈的不认同感里。
一些人活着，为了赢得一星半点儿懂自己的人，但我俩似乎越来越不在意是否被理解。像是读诗这件事，当它首次发生并持续延展时，就已和孤独绑在了同一根绳索上。而在诗歌的维度，恐怕我们唯一的共鸣点，就聚焦在余秀华身上。这个脑瘫未痊愈的农民诗人，成天对着小麦高粱，笔下都能结出晶莹的霜花。
对农村，对农民，我长久地感到一种陌生的美感。我知道它不会因阅历而变得熟悉，因为说白了我只是一个住在高楼里，用冷漠的目光关心农事的伪君子。
我看焦波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一肚子的熟悉在翻腾，这些不值一钱的熟悉感全部来自于干瘪的阅读经历——关于真实的乡中野事，我一无所知，以至于我本就贫瘠的知识土地，一遭到真实田野的拷问就彻底干裂。
可我不瞎，我扫望镜头里2012年的中国农村，跟何伟上世纪90年代到涪陵支教时描述的情景未有任何相异之处。这些农民身怀丰满的嗜好与理想：弹琴练字，栽果植树，一件不落。而广袤的泥巴地，之所以还宿命一般地和肮脏牵扯，想来是因为，农民胸有充沛的专业知识，目怀短浅的眼光；心有未竟的理想，头顶厚重的山包；脚踏踌躇的步伐，困于顽固的体制。
读百卷书，仍觉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不知道花花对此是否同感深受。读到的人生越是不俗，过着的日子越显媚俗。这媚，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琐碎细节的苦心雕琢——在我看来，丰沛的愉悦时光是无暇分享的，人们扇动手指，只为散播快乐强烈于实际状况十倍的私人生活片段，顺来一点儿不值钱的称赞。
花花跟我说过好几回她在云南认识的卖唱兄弟，这我很佩服。我是即便在以萍水相逢为人情风俗的丽江也无意搭腔的人，可也确凿在大理结识了两位浪荡店主，想来已经数月没有联系。认识她们是两年前的事，那个狼狈求酒的夜晚，即使揉在胡辣汤里，嚼起来也已发不出声响。
所谓往事，不过是时间撞击灰墙时溅起的回音，但当溪水逆流，池鱼呜咽，它们还是最顺人心的片段。
最近，脑子里一直在转张枣最著名的诗句：只要一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愿我的朋友花花的南山，梅花尽情凋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