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否着眼于生命
是否整体地看生命，这准则似乎无法区别中医和西医，西医也在整合思考，认同生命是整体，不能割裂了对待，强调结合季节、地理环境、情绪、个体差异思考病情，人们会收集各方面的检查指标，西医也有视触叩听，西医也追求病人最终结局，所以整体感知并非中医专利。
根本上说，整体观察是动物的本能，从最初有知觉的生命开始，这种能力就一直存在。动物之所以有大脑，就是要汇集所有感知信号到一处，整合了得出结论。人类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所以西医也会整体地观察生命。
不可局限于此，理性的要求下，这门科学追求清晰无误，一切都要搞清楚机理，只能依靠工具去感知去改变。在当下阶段，西医还依靠人的感知，人也看到很多生命现象，这是整体观，是庸俗化的、不深刻的、辅助型的整体观。
工具输出分解的、静态的、明确无误的指标，比如白细胞计数、X光片，它们只反应少数特征，并且往往是病态的特征，整合了以理解生命的企图就变得艰难。
西医有所谓荟萃分析，还有所谓系统评价，是把诸多疾病研究整合了得出结论，这是要具体到某个疾病，某种异常态，某种药物或方法，围绕某个确定的目标展开工作，并没有涉及生命。
流行病学是基于生活的观察，但只在某些时间点采样，涉及生命的具体特性或功能，得出大一统的静态的结论，不涉及生命的流转，用处不大。
整体观与此相反，着眼于生命存在，一切思考都围绕生命体而展开，阴阳、元气等哲学观点，五脏六腑、气血津液、营卫气血、腠理痰饮等概念，都是生命的映射。一切景象，无论望闻问切所感知，还是高精尖的工具看到的，都要接纳进整体场景中，帮助理解生命。各种治疗手段，中药和银针，都是活生生的，它们被聪明的医生择捡了，以修复失衡的生命。
有人会辩解说，西医也在看到生命，聪明的医生不会局限于那些工具提出的支离的结论，他会思考更多。这是对的，人的创造性从来都存在，我们反思的是体系的价值，体系是负责激发、协助人的聪明创造，还是将之约束、控制，是让人的智慧思考更有效，更能洞察生命，还是尽量阻止这种“危险”的活动，以保证医学的所谓安全性。
西医已经依靠技术，走上追求物质的道路，只能不断深刻下去，断不能围绕生命而发展，一切观察都会被导向如此的问题“这种现象的生理基础/病理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如此的有力，注定整体观察愈发成为辅助。
医学是否允许人说话
技术是手段，人要驾驭技术，这些说法都没问题，谁都认可，关键是它们如何落实到实践。技术在不断发展，先进的药物不断出现，它们有效，也意味着巨大的危险。这时候，以往还含混的人机关系就进入科学的视野，西医无法逃避这样的追问：在人和技术元素之间，谁为主，如果以医生为主，希望保全医学视野中的生命，就会背负医疗管理的重担，出现医疗纠纷，如何认定过错。
努力方向，是抛弃生命存在，搞清楚物质层面的机理，建立逻辑清晰的医学规范，指令医生如此这般地操作，以消除管理上的隐患，舍此之外别无他法。这种趋势下，西医会导向“科学”的医学，要搞清楚所有机理，概念清晰内涵明确，推理符合逻辑。
西医呈现给医生的，是白细胞计数、血压、乙肝表面抗原含量，这些几乎不需要医生主观发挥；那些需要人解读的图像，比如X光片，都有“读片经典”指导，医生灵活发挥的空间已经很小，今后一定会有程序识别它，变成确定性的数字，医生就没用了；检查完成，医生从明确无误的医学知识库中查询结果，做逻辑推理，做选择题，得到治疗方案，表现为药物和手术刀。
这是暂时状态，技术在迅速发展，知识体系在日益完善，医生的推理和判断不再需要，权限集中到医学中心，那儿的人工智能接管一切工作。
现阶段，西医还有很多含混，比如循证医学要求主观判断，这种主观创造不会长期存在，会愈发萎缩。
人们是理性的，追求科学，追求因果和逻辑，技术元素最因果、最逻辑，只能信任它，只能听从它的安排，只能按它的意思办，人愈发丧失发言权。
西医就逐步成为技术说话的医学。各个环节的技术，检查的、诊断的、治疗的（主要是药物），它们是协调的，形成自洽的医学体系，给出的医学知识是够用的，可以完美地指导医学。这种完美，是靠把生命消去达到的，换来了准确性科学性。
一旦走上让技术说话的道路，就只能一直走下去，不可扭转，人不能说话，人一说话，就要在所有环节说话，意味着医生病人都要说话，就否定了化学药品这个根本，这是坚硬的内核，不能更改。
所谓整体观医学，是让人去理解生命。整体观是人看到的整体图景，医生看到病人在各方面的整体表现，声音的、图像的、触感的、第六感的，接下来怎么办？过去不能依靠什么科技力量，只有凸显人的价值，依靠人判断，解决问题，科技再发达，也需要如此的策略。
这就是本质区别，在西医体系，技术要主导一切，在中医体系，人始终是主导，技术要辅助一切。
医学处置是否针对生命
在西医眼里，疾病是物质的异常，治疗需要基于作用点位清晰的化学分子，它在体内导致何等影响，需要说清楚。最初，研究者可以直接在病人身上做实验；后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不明机理的药物可以使用；现在，搞不清楚机理的药物就很难上市。
所以，西医治疗没有生命的概念，不会基于生命特性而展开，只有分子的变化，信号通路的变化，神经传导的变化等等。
医学处置会强有力地定义医学观察，决定医学思考的模式和内容。医学感知过程、医学诊断过程都会产生无穷多的可能性，但被处置环节生硬地压缩了，让西医变得局限，对生命的理解愈发不足。
就像我们看到前面有个物体，伸手触摸，触觉就对眼睛的观察予以反馈，这时候视觉就是可靠的。
在西医世界，实践的反馈有限，丰富的生命表现被约束了，对生命的理解有限。在中医这边，情况就很乐观，有那么多协同生命的方法，都可以施用，能引起丰富的变化，通过改变配方、力度等进行微调，能感知到细微差别，丰富对生命的理解。
想象下，仅仅针灸一项，人们发展了多少理论，发展了多少种手法，可应对多少疾病，就能理解中医处置生命的丰富性，和对生命的周全理解。
人们反对中医的最有力论据，就是理论太含混，方法太低效，说不清楚医学处置制造的影响。医学工具和医学判断要导向机理清晰的治疗，要求反应可以预测，这是西医引以为傲的成就。
在全向的生命面前，没有一种思路全是优点，人们用整合的眼光看待生命，生命也会整合展现，因此可以整体地对待，这是中医的存在之道。
元气之类的概念是整体感知形成的，确切地说，就是生命的同义词，但它无法细化为具体存在，就不能被西医接纳，就算人们按下思想上的不快，基于最终效果理解也不行，因为没有相应的处置方法支撑，协同、平衡、滋阴补阳等等都不能被接纳。所以西医是有整体观，但只能做到有限的整体观，庸俗的整体观。
中医方法，似乎在应对急性病、严重疾病时有所欠缺，其实是受到西医价值观的污染，西医加强了很不好的倾向，就是对有病状态的某种程度上的渴望（如此才能发挥其长处，证明其有效性，凸显其权威，扩大其利益）。
进入病态，生命就很多时候消失了，成为破损的躯体、异常的分子，是一些局部事件，对它们的处理可以不涉及生命，这就能解释中医的低效。中医在病态的低效就是在疾病前期的高效，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真相，驱动中医改进，充分发掘在疾病前期的价值。
中医深谙协同人的精髓
中医有浓郁的协同人的企图，要激发人的参与，让人深刻地投入其中，用最真诚的心思考。越是理解这种理念的作者，他写出的著作，就越能激发人，越能在容易出现差错的地方加以防范提醒。
在医生这边，他为了更好的疗效，必然要寻找医学理论的支持，翻看过去的医案，那是医生和大师的交互，在协同医学行业的智慧；在病人这边，他理解了疾病的来龙去脉，就可能结合自己的生产生活改进或避免，也走上了积极的方向。
《内经》提出区别上工和下工的指标：上工守神，下工守形，鼓励人们发挥思辨能力，成为上工；《神农本草经》也提出“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的概念，就是鼓励人们追求上品，不流于俗套；类似理念可从四诊里找到：四诊包含谓之“神”的望诊、谓之“圣”的闻诊、谓之“工”的问诊，以及谓之“巧”的切诊，切诊只能算得上是“巧”，精通了闻诊或望诊者则才能称为“圣”或“神”，这其中或许有臆断，但不是虚妄，不是无中生有，应该理解为对医者的激励。
在医术高超的大师看来，医学是一门不折不扣的艺术，希波克拉底就说：“医学的艺术乃是一切艺术之中最为卓越的艺术。”这类纯真的追求不会在当下的西医体系中存在，没谁再主张“医学是艺术”之类的观点了。在中华这边，情况不一样，人们广泛地践行着类似理念。
孙思邈说：“善为医者，行欲方而智欲圆，心欲小而胆欲大。”明代孙一奎说：“用古人之法，审其用法之时，得其立法之心。学无常师，择善而从。”清代曹仁伯说：“学医当学眼光，眼光到处，自有的对之方，此有说不尽之妙，倘拘拘于格理，便呆钝不灵。”他还说：“大约功夫到时，眼光中无相同之病。看一百人病，便有一百人方，不得苟同，始为有味。若功夫未到，便觉大略相同。”清代陈修园说得更是明白：“仲景之方法，拢规矩也，有方外之方，法外之法。其中奥旨，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贵能超于规矩之外，不离规矩之中，云为神妙。”即是说，任何由语言文字表述的医理法则、方剂和疗法都不足以囊括千变万化的临床现象，优秀的医生自然不必泥于由语言表述的模式化的理论或方法，而应主动调动自己的思维，灵活运用原则和既往经验，作出实事求是的诊治决策。
大师们已经建立一套“境由心生”的治疗方法，在践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高级境界。西医不同，要建立一套标准的判别体系，以约束和校验广大执行者，不许可人们自由发挥。这样也能帮助我们思考，为什么随着现代科学的日益深入，中华大地上的大师越来越少了，文化被逐渐排除，物的氛围愈发浓郁，科学的准则指挥着研究，这样的扭曲下，人很难自由地成长。
辨证论治要协同医生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创举，它精到地体现了协同人解决医学问题的意图。
辨证，辨的意思是分辨，所谓证，是整合的生命状态而非具体的疾病表现。如何辨证施治呢？单一原则不够，多个原则之间需要平衡、协调，需要找到主原则和次原则，需要理清阳和阴的关系，需要搞懂虚实、寒热等等。就要求充分协同人，调动人的判断力。
医家李中梓说：“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见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气毋耗气，精遗勿涩泄，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周慎斋更是清晰指出：“见病医病，医家大忌，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唯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岳美中说：“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治急性病要有胆有识，治慢性病要有方有守。”这些见解和治疗措施都体现了中华医学的着眼点。
同样的病症，其病因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病因，其表现的部位和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疾病，如果病人来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体质，不同的时间，就要用不同的方法治（同病异治）、不同的疾病表现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治疗（异病同治）。中华医学提出内病可以外治、外病也可以内治……这些都要求医生的主观创造。
中华医学更提出“审证求因”、“审因论治”、“审机论治”和“辨病论治”等观点，也是希望与辨证论治相配合，提高对病的理解能力。
中医是要建立一套激发的体系，要发掘人的灵性，促使他们真切地体会疾病，这种方法不对等于西方用显微镜观察疾病，它更注重疾病的来龙去脉，把当下的病态和以往的历史关联，结合今后的变化转机，动态地思考。
在正统的，唯实验室是瞻的西医看来，中华的追求无异于一派胡言，异想天开；用现代科学的准则看，或许充满心悟，多虚幻，甚至莫名其妙。应当警惕，我们在用某一种科学眼光评价另外的体系，偏颇容易产生。当我们对科学的认识更加深入，当我们认识到身体和疾病的复杂性，当我们体会到科技的落后和治病救人的艰巨目标，再来看这些，就能领悟这是另外的科学形式，是聪明独到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