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鱓（1686——1760），字宗扬，号复堂、懊道人，江苏兴化人。李鱓出身世家，康熙五十年（1711）中举，少年得志，又有家世背景，似乎仕途有望。然而，李鱓一生在仕宦途中，却历遭坎坷。
清代皇帝喜爱书画，官员因书画得宠或士子因书画入宫的先例早已有之。不过，对于画画，李鱓的原则是“以画为娱则高”，“以画为业则陋”，画画只能是进仕的辅助手段。所以，他虽然向往以画谋取仕途顺便，却从未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对个人风格的坚守。
康熙五十二年，客居京城时，李鱓因为在口外向皇帝献诗画称旨，得入内廷，着“南书房行走”。“南书房”这个地方，在字面上看，是个读书处，事实上是皇城里的皇城，中枢内的中枢，是皇帝亲信的秘书班子，智囊团聚会之所。从南书房出来的人，往往炙手可热。
南书房要有书房的特色，往往每日要有文臣为圣上解经，也往往有文士为圣上做诗作画。一个普通举子，能够以画侍于宫廷，出入大内，真可谓风光无限。也许，耳顺之年的君主高兴，因画及人，破格擢拔，李鱓便从此平步青云。其族弟李光国日后回忆说，当日族人希望于李鱓的，不是求“画显”，而求的是“画贵”。以画求贵是族人的想法，也未必不是李鱓的想法。
看了李鱓的画，康熙表示“李鱓花卉去得”，还交代由蒋廷锡教习，“南书房行走”。这时候的李鱓真是欣喜若狂，“尔性何灵异，喜上最高枝。探得春消息，报与主人知”。恨不得让天下人，包括李氏的列祖列宗都知道这件喜事：29岁的李鱓，上了“最高枝”，在“南书房行走”了。
这个阶段，李鱓治印时很得意地用上了一个“臣”字：“臣鱓之印”，“臣非老画师”。像李鱓这样的身份，能够和圣上直接说话的机会是不会很多的，把心事刻在印上让圣上知道也是一种艺术。“臣非老画师”的内涵可以有三种理解：一、非老画师，自谦也；二、非老画师，画艺尚且如此，自得也；三、终老画坛，非己愿也。
考察现在所见的种种题款，以及日后他人的叙述，寓意以第三种成份居多。李鱓的可爱处在一个“露”字；导致李鱓命运的可悲处，也在一个“露”字。刻给皇帝看的这方图章实在“露”得可以。
李鱓在“南书房行走”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到五十七年（1718年），大约五年的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出入宫廷，随侍五年左右，有举人的身价，又有才艺如此，谋个美差，按常理不是没可能的。
但实际情形是怎样的呢？开始他是“书画名动公卿”，后来却“才雄颇为世所忌，口虽赞叹心不然”（李鱓的知己郑板桥语）。声名日重的他却受到许多人的非议，最后以“画风放逸”见逐。他的命运突然转折，一场宫廷求仕的美梦化为泡影，李鱓从“最高枝”重新落入了尘埃。
原来，李鱓本是画山水的，进宫后，康熙皇帝指令他跟“正宗”派花鸟画家蒋廷锡学习花卉。李鱓不以学蒋廷锡为满足，又向高其佩学习，后受石涛笔意启发，以破笔泼墨作画，风格大变。突破了“正宗”派所规定的框框，成为一位颇得宫廷器重的画师，名声也日益扩大。但却遭到一批摹古画师的极力排斥，终以所谓抗拒规定题材的罪名被解职。
乾隆二年（1737），李鱓终于得了个临淄县令，一年多又改署滕县，也不过年余时间，做地方官屡不得意。他的文人理想和追求只落得个“两革科名一贬官”的下场。进士又考不中，仕途无望，晚年终于感到为官已老，萌生了“卖画不为官”的出世念头，来到更适合他个性发展的扬州谋生。
李鱓的花鸟画，风格接近徐渭、八大，到扬州后又学石涛，用破笔泼墨作画。他的画笔底纵横，又擅长用水，故画面淋漓酣畅、清新动人。他的书法与个性一样，不拘于规矩，且古朴而有金石之气，预示了金石考据崛起的时代风尚。
在扬州八怪中，李鳝是受到清末批评家猛烈批评的一位，主要指责他脱离传统，笔墨缺乏蕴藉含蓄，有"霸悍之气"、"失之于犷"等。当然，如今这些批判已经失去意义。李鱓那毫不媚俗的一生实在令人感动。
纵观李鳝一生的创作，这是一位富有独创才能的画家。尽管仕途不顺、现实生活的忧愤深深扎在李鱓的心里，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艺术个性，或稍微靠近宫廷趣味去取悦他人。而这虽然断绝了他的仕进之路，却开启了他走向艺术巨匠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