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统治者来说，权力就像是禁脔，决不能旁落，甚至也不允许人窥伺。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权力更像是春药，平日间不可轻易获得，一旦沾染就不愿戒掉。无论是禁脔还是春药，只要浅尝一口，便欲罢不能。
我们的故事，发生于公元1768年。这一年，按干支纪元为戊子，生肖属鼠。这一年，统治中华帝国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广袤疆土的，是大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相比于自己的父亲胤禛（清世宗雍正），弘历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年幼之时，他的皇祖父玄烨（清圣祖康熙）便因为他的沉稳勇气和聪慧才智而对他恩宠有加。当二十五岁的弘历于1735年继承大统时，胤禛将自己的所有成就都留给了儿子。同父亲继位过程的刀光剑影相比，弘历的帝国简直是放在一个金托盘中奉送给他一般。
1768年，正是弘历治下的第33个年头。彼时天下承平日久，准噶尔已被平定十余年，中华帝国的疆土上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举目西望，一百多年前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使得欧罗巴大陆各国间保持着难得的礼让和克制，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不列颠群岛上正方兴未艾——一个世纪后野蛮残忍的列强们此时还无力对中国亮出獠牙利爪。
对于后世的文史学家来说，描绘18世纪弘历治下的“乾隆盛世”，比之探讨100年后中国的孱弱、衰败和任人宰割，显然是一种更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抛开文学家们华丽的语言和宏大的叙述，客观来说，1768年的中国，无论从人口、田地、白银等任何一项农耕社会的重要指标来看，都比大清初年翻了几番。然而，正是在这镀金的所谓“盛世”之下，一场交织着恐慌、阴谋与谎言的黑色妖术风波在1768年早春蔓延开来，很快便席卷大半个中国。
二、
1768年春天，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开始在大清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出现。基于灵魂和躯体的可分离性，人们相信，一个人能够通过妖法强行夺走另一个人的魂，并利用它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利。而要偷取别人的灵魂，则需要通过施展“叫魂”妖术来实现：或者对着从受害者身上分离出的某种实物（男人的辫梢或女人的衣襟）念咒；或者把受害者的名字放在一根将要打入地下的桩子上面或底下，并在打桩时念诵受害者的名字。被实施妖术的受害者往往很快会得病或者死去。
3月26日，浙江德清县，农夫沈士良听闻石匠吴东明正在修缮德清县城一月初坍塌的石桥。为报复长期虐待他的侄子，沈士良求助吴石匠，希望能为他的侄子叫魂。石匠害怕卷入麻烦中，便将农夫的行为告诉了当地保正。保正将沈士良扭送到德清县衙门，知县下令将沈士良打了二十五大板后开释。
初春，浙江德清县慈相寺的香火冷落，而附近的观音庙则香火鼎盛。不久后一则流言传了出来，说与吴东明石匠竞争承包修缮石桥的其他石匠，因承包未成而嫉恨吴石匠，于是在吴石匠经常路过的观音庙作了法。在观音庙中祈拜的旺盛香客非但不能获得神明庇护，反而会被叫走魂魄。一时间德清县人心惶惶，百姓惊恐不已。
4月初的一个傍晚，一个叫计兆美的德清人因害怕叔叔的暴打，离家出走。计一路乞讨来到杭州，因口音而引起他人的怀疑，当计兆美向当地人坦诚自己是德清人时，由于众人惊恐计氏是叫魂之人，于是报送官府。经过刑罚之苦，计兆美承认自己是来叫魂的，并牵连吴石匠。
4月8日，浙江萧山县，四个和尚被民众怀疑叫魂而被扭送至官府，引起了当地恐慌。5月3日，江苏苏州，三个乞丐被怀疑剪人发辫，窃取人魂，当地百姓将其抓到官府审问，最后因无证据而释放，但其中一人死在了狱中。5日，胥口镇，湖州来的几个和尚因有叫魂的嫌疑，被民众押到衙门。经过一顿牢狱之灾后，知县确实不能从他们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只得将他们无罪释放。
愈演愈烈的妖术风波很快就超出了江南的发源地，到了6月，大恐慌已经扩散到了千里外的长江上游城市以及山东各地。6月16日，山东泰安县，一位名叫韩沛显的人将一个孩童的发辫剪了，被村民抓住送至衙门。经审问，韩沛显供出了一个有组织的剪辫妖术团伙，江苏海州的明远和尚是主犯。6月21日，湖北汉阳，一群人将可疑的术师殴打致死，并焚烧了他的尸体。6月末，山东济南，官府抓到两个乞丐蔡廷章和靳贯子，他们被发现剪人发辫，疑似在叫魂。蔡氏和靳氏分别供出僧人通元和算命先生张四儒为幕后主犯。
当这场妖术风波终于被弘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密探反馈给他时，时间已经到了7月份。此时的弘历正在承德避暑山庄躲避北京城恼人的酷热。接到密奏的弘历自然是震怒的——他的官僚体系竟然将这么重大的信息足足瞒报了三个月。除了官僚们庸碌无为的官场习气外，叫魂妖术所涉及的剪人发辫也是官员息事宁人的重要原因——毕竟，剪辫所涉及的政治意涵就连最圆滑的官员都深感棘手。
正如皇帝在全国各省都安插有自己的密探一样，官员们在宫中也有属于自己的眼线。7月24日，当山东巡抚富尼汉得知弘历已经掌握了肆虐山东的妖术情况时，他急忙向皇帝发出了有关割发辫妖术的第一份奏折——富尼汉别无他法，只有迅速做出报告才能使他免于欺君罔上的罪名。庞大的官僚队伍终于开始行动起来，巡抚、总督们纷纷向弘历报告几个月前发生的叫魂案件。
而此时，叫魂妖术的肆虐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7月3日，山东某县衙，捉住形迹可疑的和尚通杲，官府从通杲的口中得知和尚悟成是幕后的黑手之一。7月18日，山东景州县，孟农夫一觉醒来发现辫子被剪，恐慌开始在直隶地区蔓延。7月中旬以来，河南各地发生多起剪辫子的妖术案件。八月初，山东，姜氏和王氏被发现剪人辫子。惊恐的民众把姜氏活活打死，王氏也被迫自杀。八月末，湖南祁阳县，和尚觉性被抓。
到了初秋，弘历已将蔓延到华北的割辫妖术看作是对满清王朝更为广泛威胁的开始。9月7日，弘历给七省督抚发了一道上谕，正式将剪辫妖术与剃发叛乱联系到一起。由于迟迟未能捉到妖术背后的主犯，失望的弘历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叫魂案犯遍布各地，但是妖首却不断地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一省逃窜到另一省。不仅如此，这些妖党还妄图通过恐吓民众自发割辫来挑起一场剃发政治危机。
面对皇帝在朱批中愈发严厉和不耐烦的语气，官僚们唯有加紧对妖首的逮捕。10月3日，陕西巡抚明山奏报，陕西亦出现剪辫案件。10月4日，浙江巡抚永德奏报浙江捉妖情况，其中一位和尚通元与“主犯”通圆同音，颇令人怀疑。经过一顿拷打后，弘历下旨将通元和尚押解入京审讯。10月9日，安徽合肥，和尚玉明（法号又名明远）被官府抓获，身上有可疑的作术道具，疑似是“主犯”明远。但是和尚并不承认自己叫魂，经过受刑最后死在狱中。
和尚明远的死亡使得弘历龙颜大怒，因为官员们并未从这个“主犯”口中得出任何有用的信息。弘历于是传令各省督抚，将所有重要的疑犯押送北京交由军机处审讯。忠实的军机大臣们不得不对所有疑犯重审，力图从他们茫无头绪的供词、混淆不清的琐碎细节中理出线索来。军机处甚至还审讯了春天叫魂案以来已经被证明清白而被释放了的人：包括故事开头的石匠吴东明、萧山的和尚们、苏州乞丐陈汉如以及几乎在胥口镇被打死的和尚净庄和他的同伴们。
当军机大臣们交叉审讯完所有备受折磨的囚犯时，他们开始对案情产生了怀疑。面对着这些犯人血肉模糊的躯体、颠三倒四的故事和不断反复的翻供，军机大臣们惊恐地发现，整个叫魂案件是多么的怪诞和缺乏逻辑，地方官员们呈上来的所谓证据、供词是多么的荒唐和不堪一击——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妖首，甚至连整个叫魂案件都只是在人为的推动、集体的臆想下塑造出来的镜花水月。
现在，军机大臣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手中拿捏的是一个相当棘手的政治案件，这个案子不仅关系到无比危险的剃发意象，还可能暗藏着阴谋的玄机，更被押上了皇帝个人的威望和整个王朝的尊严。面对此案，他们怎样才能既显示出自己对皇帝的效忠和热忱，同时又避免制造冤狱的历史丑闻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连热情的皇帝都发觉冤狱的肆虐正变得越来越明显。10月份，弘历在一份发给各省督抚的不寻常的上谕中推论说，整个叫魂案件很可能是阴谋家们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则在于挑动人们对官府的仇恨并煽动造反。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防患于未然（《清实录》817卷24页）。
为避免皇帝陷入更大的窘境，大学士刘统勋（刘墉之父）终于决定采取行动。他星夜离京赶往承德，和傅恒一起详细地向弘历禀明了案情的前因后果。11月1日，弘历一行从承德起驾回京，两天后，他降旨停止了对叫魂案件的清剿。
然而停止清剿并非简单地收回成命。由于皇帝已经对此投入了太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尊严，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须的。首先，傅恒、刘统勋向各省督抚发出了一份看似前后矛盾的廷寄，指出叫魂案之所以蔓延数省是因为地方官员玩忽职守，对朝廷降旨掉以轻心。结果虽未发现妖首正犯，却累及了许多无辜者。这都是“江浙地方官养痈遗患之所致也”。任何进一步清剿只会滋扰地方，因此清剿必须立刻停止。但同时，地方官员不能因此放松警惕，“警觉惕厉”以抓获妖首正犯“自赎前愆”。同一天，一份明发的上谕把所有责任都算在行省官僚的身上。弘历知道，要维持朝廷的尊严，就只能坚持妖术阴谋确实存在，并对清剿不力的官员予以惩戒。
于是，一旦弘历明确表示要停止清剿，军机处的承审官员们就知道可以了结这些令人难堪的案子了。嫌犯的释放干脆而迅速。首先获释的是在胥口镇和苏州几遭刑残的和尚和乞丐们，他们被赔偿了损失的行李和一小部分银钱。接着是石匠吴东明、乞丐计兆美、农夫沈士良、和尚巨成及其他和尚……他们被遣回乡里无罪释放。至此，故事开头所出现的那些角色——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终于都如释重负地退出了这场闹剧的舞台。
未完
于2017.2.19, 3.22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