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有十个字令我印象深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初见它时我对它毫无感觉，对于陈寅恪评价它与日月长存，我也深感疑惑。
这十个字到底蕴含着什么呢？
我们首先需要联想。“独立”、“自由”首先令人想到西方的民主精神，当年文艺复兴的前辈们就曾讴歌自由。再由此想到思想启蒙，想到智者学派。呃，总结一下，我们联想到了人文主义。这让我们想到“不自由，吾宁死”的宣言，想到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想到了美国先祖们在五月花号上确立的契约精神。停，到此为止，不再多想，这些已够。我们联想到的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接下来再深思吧。中国也曾自我意识觉醒过吗？国学是否与“独立”、“自由”对立呢？还有，我们怎么认识历史上人物的精神世界呢？好了，来下结论吧。中国，其实一直不乏自我觉醒的先驱者。隐士之祖陶渊明就是其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文人墨客失意之后，难免将家国与际遇、百姓与自身、前途与现状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仅是一种迷茫，更透露着社会条件与历史阶段限制下的艰难挣扎和觉醒。国学，经历几千年的积淀、铺陈，要探究的不过是如何正视这一事实罢了。
所以，到了反思的阶段了。人类文明的演进，归根结底建立在对自我的认知和发现上；如何解放精神世界、破除心灵枷锁，是摆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难题。然而，每当精神重获自由，人们难免堕落进又一个绝望深渊：为了维护制度层面上的自由去损害心灵层面上的自由。因此，不得不说，生产力越发展，人选择自由的范围和途径也越狭窄和固化。至少，在现阶段，我们仍在为了所谓登峰造极、取得成就而苦恼。
人的自由注定要依附在生产力之上吗？不是的。如果自由需要依靠，那么文明将难以延续。所幸的是，精神层面与生存层面的“独立”、“自由”历千万世而不绝。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感谢那些生活在社会非主流圈中的人。从隐士到智者，从诗人到艺术家，贯穿其中的是对“独立”的审视，对“自由”的考核。如果没有这种入木三分的深刻自醒，他们将与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背道而驰。
我们也要感谢那些文化巨匠，感谢那些自由斗士。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特殊的时代命题是：走向精神“独立”。塞林格有一部经典之作，叫《麦田里的守望者》。书中所述现象的解释外延很广，但不会改变它真正的内涵。它只是在说，青年之所以叛逆，是因为成人世界与社会上的文化环境限制了他们的自我认识，遏制了他们的精神独立。而成人之所以保守，只是因为他们背叛了内心，造成了对外在环境的妥协。叛逆和保守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前者并非冲动而是关乎自由，后者并非理智却总保守煎熬。如果保守能够消解困惑就不会有叛逆，但保守只是一点一点将沉默压缩，那么剧变终会被引发。“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并非不全面，只是它没有指名青年就是少数人。
当成人迷茫、痛苦时，青年也百感交集；当成人绝望失意时，青年也进退维艰。只是青年更深刻地明白缘由，成人却只懂得悔恨。这之间不仅有代沟，有的更是经验主义与当下的对立。我们常常谈论代沟，以为这只是新与旧的隔阂，却不知这是两个时代背景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代沟从未消失，因为时代间的差异不会消解。凭经验将一个时代意识强加于另一个时代之上必产生隔阂。
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虽然我们不愿再强调这一点。不过每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一样的。他们新奇，他们激进，但对于他们，我们感觉似曾相识。因为他们的理想主义并不针对时代，并不背叛时代，而是饱含时代精神。理想主义者永远正视当下，关注现实；而保守主义者永远缅怀过去，屈从经验。成人世界里有一个共识：保守就是尊重现实。而时间，总会给每个人一个公证：时代已更，现实未变，与日月长存的唯有那些熟悉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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