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国共双方都在进行战略决策，排兵布阵。
蒋介石在7月27日至8月2日，在南京国防部召集高级将领们举行“戡乱军事检讨会”，着重检讨如何使“剿匪起死回生”。他在会议上悲凉地哀叹：“就整个战局而言，我们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承受。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在会议中最使将领们惶恐不安的是，国防部长何应钦报告两年来国民党军队作战中死伤、被俘、失踪人数为300多万人……
蒋介石看到部下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就给大家打气鼓劲说：“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经济上有9亿美元的基金……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
会上蒋介石制定了“苦撑三北（即东北、西北、华北），确保二华（即华中、华南）的计划。”他认为南京会议确定的方针是今后“剿匪成功的关键。”
1948年9月8日至9月1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气氛是欢乐的，大家感到与国民党最后决战就在眼前，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五计划。”即以五年时间（包括前二年），消灭国民党五百个旅（师）、解放军扩大到五百万的战斗任务。
这时解放军由内战开始时的127万人，已发展到280万人，并建立起强大的炮兵和工兵队伍，提高了攻坚能力，取得打阵地战的经验，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面积达到235.5平方公里，人口1.68亿，经过土改，后方更为巩固。全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看到国民党虽有360万兵力，但大部分担任重点防御，能用于一线的仅一半，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蒋介石已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他五个集团军胡宗南、卫立煌、傅作义、白崇禧、刘峙，已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东北、华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相互难以配合支援，在蒋统区内工商破产，农业凋敝，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政治、经济濒临崩溃；蒋介石目前正在想做战略撤退，但又举棋不定……
这是稍纵即逝的时机。毛泽东当机立断，提出了战略大决战的构想：要在会战中歼灭敌方主力部队，才能对战争全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而达到最后胜利。他对此预言：在取得一、二个最大城市，并将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地连成一片以后，就有可能在1949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于是毛泽东提出打济南，为大决战拉开序幕。随即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展开主力大决战，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美国著名记者西奥.怀特著文说：“每一个腐蚀不堪的政府都是在爆发性的通货膨胀中崩溃的。”蒋介石政府的垮台也证实这一论断。
1948年蒋统区政府的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6月间，财政部长王云五报告：“5月的财政状况收入为15亿元，支出为75亿元。巨大的财政赤字，已使法币丧失信用。”于是在6月，王云五亲自草拟一份《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在7月7日送行政院长翁文灏。翁次日呈报蒋介石，他指定俞鸿钧、严家淦等人审计。
到8月初，5百万元面额的大票刚上市，转瞬又成废纸，财政经融状况已急如星火。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同一天，由行政院会议紧急通过，当晚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蒋介石承认“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但这次“机会”变成了危机，加速国民党经济和民生的总崩溃！
该法案有许多条款，其要点为：
（1）在全国发行金圆券，以法币3百万兑换1元金圆券。
（2）在全国各城市限制物价。所有商品的价格一律限制在8月19日的价格水平。同时工资也不准提高。
（3）人民不得持有外币、黄金、白银。凡持有者，必须在9月30日前到中央银行兑换成金圆券。过期如不兑换或故意隐藏转移者处以没收并以扰乱金融罪严惩不贷。
（4）工厂和商店必须照常开工和营业；存货必须登记上报，如有违反，以违犯经济管制罪严惩。
蒋介石为推行金圆券的发行，向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派来上海的是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副督导员蒋经国。实际是由蒋经国一手处理，俞鸿钧并未参与。
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以“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来上海大显身手。他带来励志社的一支特工武装，名为“经济勘建大队”由王昇任大队长；在上海招募12000名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并有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金融管理局、警察局等部门配合，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经济检查执法队伍。其行动口号是：“决以作战精神，实行经济戡乱！”并在复兴公园召开成立大会，蒋经国在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表明自己“这次来上海，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来”“进行一场社会革命。”“这次只打大老虎，不拍苍蝇！”
随即“经检队”组成数十个小组，对上海数千个仓库实施大检查。蒋经国首先办了一件由《大公报》记者揭露的有关“币制改革”的“泄密案”，经查，泄密者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由他妻子伙同他人在上海抛售永安纱厂700万股股票，获利亿万元，陶启明立即被枪决，而在泄密案中重大获利者杜维屏却漏网。
8月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因发行匆促，只能先用1945年印刷的废弃货币代替，平民百姓害怕“违者没收，还要被关押，”就将多年积下的血汗钱买的若干金银外币，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蒋经国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
而上海的工商界却按兵不动，他们有许多渠道掌握政府的经济内幕。正如《新闻报》在8月20日的社论指出：经济问题“最基本的还是在生产能否增加。生产不振，生活必需品缺乏，那人民不能单凭有价值的货币就可用来维持其衣食所需。”《大公报》在币制革命令公布的第四天，批评方案的缺点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是为了戡乱的继续。”美国《华盛顿邮报》社论指出：“任何币制改革，在此时此地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能否在上海回收大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这次币改成败的关键。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于是，他一一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胁迫他们申报资产、出售金银外汇。有些资本家被他的“满脸杀气”所吓住，兑金兑银，老实就范；但不少人当面应诺，暗中对抗。这时蒋经国决心严办奸商，于9月3日，“打虎队”全部出动，将64名上海工商界的著名人士抓捕，其中有荣氏家族棉纱大王荣鸿元、纸业大王詹沛霖、烟草公司黄以聪、还有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等，他们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等罪名拘捕。
紧接着又枪毙了受贿的上海警备司令部课长张亚民、第6稽查队队长戚再玉、第一只被蒋经国用来“打虎”祭旗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刑庭判处死刑枪决。
这一系列的高压行动轰动全国，上海的街头巷尾盛传蒋经国是“打虎英雄”“蒋青天”这时物价稳定，市场平衡，人民对政府管理经济有了信心。但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在稳定的外表下，却是冰下激流，暗潮汹涌。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的好天气，下午金色阳光照耀在复兴公园的树丛和草坪上。浓妆艳抹、卷发披肩的杜美琳，戴着阔边太阳镜，外披乳白色长风衣，内穿猩红色丝绒夹袍，脚蹬三寸高跟鞋，挺胸翘臀，扭着腰肢，冷艳妖娆地走在公园的小径间。从她富丽的外表看，分明是个阔小姐，也引来许多注目礼，有谁知她的内心却是十分的忧郁和凄苦。
自从她遭受潘飞燕的暴打和排斥，由军统特工行动组长，撤为一般队员后，只能搬出毕卡弟公寓，在南昌路大丰里居住，成了黑和尚屠七的姘妇。屠七是个粗野残暴的流氓和杀手，他还嗜赌成性，在喝醉赌输时就对杜美琳拳打脚踢，百般凌辱。在这冷酷的现实中她更是难忘旧情高俊山，日思夜想念起他的许多好来，认为两人走上分离这条路，其罪魁祸首是小姑俊梅和俊兰。她确认高俊山还是爱她的，只是因为分离太久使感情疏淡而已。尽管这些年来，高家几次提出离婚诉求，并许诺20根大条的离婚费。但都被她一口回绝，甚至提出要100根大条的离婚费，使高家知难而退。
近半年来杜美琳正在实施自己的计划，写了许多情意缠绵的书信，收买高家女仆孙妈，传递给高俊山。有时也会收到高俊山的片言只语，这时她欣喜若狂，给了孙妈重赏。她在信中提出见面要求，但对方一再借故拖延，使她十分焦躁和失望。今天杜美琳突发奇想：借着这个好天气去高家附近的复兴公园一游，或许天从人愿，获得上天眷顾，能在公园中邂遇高俊山，从而解释误会，实现重温旧梦的期望，所以她精心打扮来到公园。
这座由法国公园改名的复兴公园内，秋色怡人，虽说已是秋凉，但许多粗壮的法国梧桐，初看还是满枝深绿的阔叶，当细观时其中已有不少的叶子变成褐黄色，一有风起就摇摇欲坠。美琳看着几片随风飘舞的黄叶，就想到自己到了秋扇见弃的年龄，心里泛起一阵凄然。
她沿着花径一路观赏，现在是菊花盛开的季节，许多黄灿灿、绿盈盈、紫艳艳、白皑皑的菊花，组成一幅幅图案在那里争妍斗艳；一处有各式花坛、里面有端庄艳丽的郁金香、秀丽婀娜的秋海棠、浓妆艳裹的月季花，它们都在翠叶舒展中嫣然怒放。她在赏花时，看到不少游客对自己注目，说明自己魅力尚存，心里就好过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