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冯后是长乐信都人，出身于名望之家，她的祖父冯文通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的国君。

　　西晋末年，战乱不息，北方的游牧民族乘虚而起，各显神通。匈奴、鲜卑、氐、羯、羌，纷纷越过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地区，形成所谓“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冯氏的北燕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崛起的一方诸侯。按照冯家的说法，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魏国国君的始祖毕万。毕万在晋献公时因功封为魏（今山西芮城）地大夫，毕万即以魏为姓氏。魏国被秦国吞并后，魏氏的一支流落到山西境内的冯乡，遂改为冯氏。此后冯氏宗族历经世变，几经流徙，在三晋之地苦苦支撑。后来，冯后的曾祖因军功渐渐发达，他的两个儿子冯跋、冯弘（字文通）竟先后做了北燕的国主。只是没多久，北魏太武帝进逼北燕，冯弘被迫逃往高丽，并最终死在那里。但他的几个儿子，以冯后之父冯朗为首，加上冯崇、冯邈，为防遭后母慕容氏谮陷，联手出逃辽西，投降了北魏。冯朗被加封为西城郡公，领秦（治今甘肃天水）、雍（今陕西西安）二州刺史。此时，冯后尚未出世。

　　冯后的母亲王氏，乐浪（今朝鲜平壤）人，是冯朗在北燕时所娶。二人能够成亲，主要得益于北燕地邻高丽，再者冯跋与高丽国王的远房亲戚慕容云是至交。

　　因多年动荡不安，直到随夫任官长安后，生活暂时得以安定下来，王氏夫人才给冯朗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冯熙，就是冯后的同母兄长。到了公元442年（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王氏夫人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冯后。冯后出生之时，距祖上建立的北燕灭亡已有六七年的光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也已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并与南朝形成了对峙之势。身为北燕国主后裔的冯氏家族，在这种南北对峙的大局下，能否享受安逸的生活，实在难说。

（二）

冯后出生后不久，哥哥冯熙就因叔叔冯邈战入蠕蠕（柔然，居于阴山一带的少数民族），被人带着逃到氐、羌中生活，多年以后才找回。接着，冯家突然遭遇了飞来横祸：不知是朝廷对冯后那位曾为北燕王子的父亲心存疑虑，还是冯朗果真有什么不轨之举，总之是冯朗因受一桩大案株连被太武帝下令诛杀了。按照惯例，冯氏因为年幼又是女孩，就被没入宫中，成了拓跋氏的婢女。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冯氏在宫中得到了姑母冯昭仪的多方照应。

　　原来，冯朗兄弟逃出北燕投降北魏后，穷蹙的冯文通在公元434年（北燕大兴四年）派尚书高颐奉表入魏，请罪称藩，乞求太武帝，愿以小女儿充入掖庭，以求生路。太武帝答应后，冯文通就派人将最小的女儿送给了太武帝，不久被立为左昭仪。冯昭仪在冯氏没入宫后，动了恻隐之心，向皇帝求情让冯后与自己同住。这样，冯后避免了学做苦役的营生。由于姑母待她“雅有母德”，冯后虽然仍是卑贱的宫中婢女，但她幼小的心灵却得到了几分慈母般的温情。

　　多亏了姑母的悉心照料与抚养，冯后慢慢长大成人。终日耳濡目染，她逐渐熟悉了北魏皇宫内的礼仪和其间的微妙，积累起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养成了复杂的感情性格。

　　冯后11岁的时候，宫中发生了一场重大事变。公元452年（北魏正平二年）三月，中常侍宗爱谋杀了太武帝，然后秘不发丧，假冒皇后赫连氏的名义将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匹等人召入宫中依次绑缚起来砍了脑袋，东平王拓跋翰也被他秘密处死。尔后，宗爱立吴王拓跋余为帝。宗爱自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爵封冯翊王。既录三省，又总戎禁，坐召公卿，大权在握。被立的拓跋余深以为忧，便想谋夺其权，结果又被宗爱派小黄门贾周等人杀死。短短几个月，宗爱连杀两位皇帝，引起朝野震动。不过，宗爱虽手握军政大权，毕竟是个刑余之人，不可能自己去坐皇帝的位子。不久，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又迎立了宗室拓跋濬，即北魏高宗文成皇帝。

　　文成帝拓跋濬是太武帝太子拓跋晃的长子。太武帝对他十分喜爱，时常呼之为“世嫡皇孙”。拓跋濬5岁的时候，曾随祖父北巡，遇到一位刚刚降服的部族首领处罚他的手下，拓跋濬没等祖父发话，就自作主张，命令那位首领说：“这人今天有福气，他有幸遇到我，你就应当立即释放他。”拓跋焘深感惊奇，说道：“此儿年龄虽小，却知处理大事，有天子之风度。不可小瞧。”拓跋濬即位之后，其性格能力得到了更充分的施展。

　　为稳定朝中形势，文成帝果断地把宗爱、贾周等作恶不法的宦官诛杀，夷灭三族。又在公元452年（兴安元年）十月，把尚书长孙渴侯擢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以骠骑大将军拓跋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同时录尚书省事。但二人争权，遇事不能互相合作，只一个月时间，文成帝即将二人赐死。为了防止再祸起萧墙，文成帝将宗室广阳王建、临淮王谭诛杀，太尉张黎、司徒古弼因为论事不合乎他的旨意，也被黜出朝廷，贬为外官。平南将军、宋子侯周忸晋爵为乐陵王，南部尚书、章安子陆丽晋爵为平原王。后又委任二人为太尉、司徒，以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共辅国政。拓跋濬即位之初的一两个月里，赏罚严明，迅速把纷纷议论的朝廷平息下来，显示出他治理国政的才干与刚毅性格。

　　几个月中，朝廷上政治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残酷的宫廷斗争的现实，使冯后深为触动。父祖以前大起大落的经历，个人由不谙世事到没入宫掖，这些事不免使这位年仅10余岁的清纯少女对政治斗争多了一些更直观的感受。她开始体会，观察，明白了这九重天隔、戒备森严的皇宫内院常常隐藏着的无穷争斗与杀机，到处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

　　13岁的文成帝登基不久，就选中冯氏做了贵人。这一年，冯氏只有11岁。

（三）　

冯后离开了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姑母，来到了文成帝的寝宫。婚后陪王伴驾的生活是和美的，她也更有条件熟悉和了解国家最高层的政治运作了。

　　由于用人得当，特别是由于重用汉族大臣高允，文成帝统治时期的北魏基本处于较为稳定发展的状态，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冯后对文成帝不拘民族成分，宠重汉族出身的高允，感到十分钦佩。朝廷之上对汉人的看法也明显改观。这对于日后冯后当政期间吸收汉法、重用汉人、推行汉化的措施，无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文成帝的施政风格给冯后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的感情也与日俱增。

　　公元456年（太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乙卯，14岁的冯氏被文成帝立为中宫皇后。

　　冯后被立为中宫之主，除了她的聪慧与才貌外，也与她在宫中生活多年深谙宫内诸多关节有关。因为，宫中嫔妃要得正位中宫，必须先要手铸金人，若能铸造成功，则视为吉祥如意，若是铸而不成，则妃嫔不能立为皇后，这在北魏历史上属于“故事”，也就是定制。为什么要铸金人才能遂愿？史书上只说是“以成者为吉”，但因何“以成者为吉”，没有言明，推测这恐怕与鲜卑旧俗有关。宋末元初的胡三省是个大学问家，他在《资治通鉴》注中曾说过：“魏人立后，皆铸像以卜之。慕容氏谓冉闵以金铸己像不成。胡人铸像以卜君，其来尚矣。”也说铸金像是为了占卜。也许铸像以卜吉凶还有更深的内容包含其中。这与佛教当中造像的本义有无关连，是值得深究的。佛法东渐以后，虽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毁禁，但民间信仰仍无消减，太武帝晚年就已对禁令有所松弛。到文成帝即位后，群臣都一再要求彻底解除对佛教的禁令，足见社会上下对佛教的信仰。公元452年（兴安元年）底，文成帝颁诏各州县许立佛寺，准许剃度出家，并亲自为师贤等高僧剃发。他在僧侣的建议下，命于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约三十里的武州山南麓，开凿五所石窟，每窟中雕凿石佛像一座，像高达六七十尺，遂成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造像的缘起。

　　话说回来，冯氏几年间从卑贱的宫中婢女，跃为贵为天下国母的皇后，不啻是天壤之别。但早谙世事的她，并无多少骄矜之色，只是勤劳地操持宫中事务，并不时关注着国事。

　　公元458年（太安四年），文成帝率兵巡视阴山，车驾深入大漠，使蠕蠕（柔然）绝迹远逃，不少部落酋长率部求降。冯后为文成帝大扬声威而欢呼雀跃，并陪他一起观看了庆典活动。冯后不仅为国家的兴盛而感奋，而且也为国家的未来而操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冯后对文成帝乳母常氏的恪尽妇礼及对文成帝之子拓跋弘的哺养，为自己赢得了宫内宫外、朝廷上下一片赞誉之声。

　　拓跋弘，是文成帝拓跋濬与梁国蒙县（今河南商丘南）人李氏所生之子。公元456年（太安二年）二月，也就是冯氏被册为皇后的第二个月，不足两岁的拓跋弘被立为皇太子。按照道武帝拓跋珪当年所定的规矩，凡后妃所生之子被立为储君，生母皆要赐死，以防母以子贵，专擅朝政。李氏被赐死后，冯后便担当起了养育之责，将拓跋弘视若己出，竭尽慈爱，使文成帝也深感快慰。

　　贵为皇后的冯后，深深地理解文成帝为国操劳的艰辛，尽力为他排解各种烦闷与不快，特别在生活上给他以温存体贴。每次文成帝出征、巡幸归来，冯后都以她的百般柔情化解皇帝的一路风尘。在冯后身边，文成帝仿佛忘却了朝廷上大臣的争斗，忘记了柔然、刘宋于南北的威胁。总之，冯后与文成帝的后宫生活是美满和谐的。然而，天不作美。冯后做皇后尚不到十年，这种偕鸳效鸯的生活就画上了休止符。公元465年（和平六年）五月十一日，被誉为“有君人之度”的文成帝竟英年早逝，崩于平城皇宫的太华殿，年仅26岁。

　　这真如晴天一声惊雷。丧夫之哀，令冯后痛不欲生，她一连几日以泪洗面，呜咽不止，既为丈夫离她早去而悲伤，更为自己命运多舛而哀痛。三日后，按照北魏的旧俗制度，焚烧文成帝生前的御衣器物等——这种葬俗至今在中国北方的一些乡村仍有遗存，谓之“烧三”，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吊。当火光燃起，悲哀不已的冯后突然身不由己地高声悲叫着，扑向熊熊燃烧的大火。周围的人都被她的举动惊呆了，待回过神来，急忙冲上去从烈火中救出冯后。幸亏及时，冯后才未被烧死，但烟熏火烤，她早已不省人事。过了很久，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周围的人们方松了口气。冯后幽幽地苏醒过来，突然间似乎对生死之事顿悟了。自己生来如此坎坷多艰，或许正是冥冥之中神灵的安排。既然如此，何不咬咬牙挺过去。想到此，冯后就像换了一个人，悲伤的双眼透出了一股坚毅的光芒。

（四）

公元465年（和平六年）五月，文成帝死后第二天，年仅12岁的皇太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冯后被尊为皇太后。献文帝即位后，由于贪权狂傲的太原王车骑大将军乙浑欺凌这孤儿寡妇，阴谋篡位，北魏中枢政治又面临严重的危机。

　　公元466年（天安元年）二月间，乙浑三番五次地对安远将军吏部尚书贾秀说：“你应该要求朝廷给你妻子加封公主的名号。”乙浑的僭越用心昭昭。贾秀却说：“像我们这样的庶姓哪配称公主？我贾某宁愿死在今朝，也不会自不量力，贻笑后世！”乙浑大怒，恶狠狠地骂道：“老奴官，真是不识相的东西！”侍中拓跋丕（后改为元丕）听到这一消息，知道乙浑谋反已是迫不及待，便急告朝廷。早已胸有成竹的冯太后立即进行秘密布置，定下大计，下令拓跋丕、陇西王源贺和牛益等人率兵收捕乙浑，镇压叛乱。很快，令朝野上下怨声一片的乙浑便被捕杀，夷灭三族。平定乙浑之乱，稳定政治局势，冯太后表现出果敢善断的政治才干。接着，她再露锋芒，宣布由自己临朝称制，掌控朝政大权，以杜绝因皇帝年幼再发生朝廷遭奸臣凭凌的事情。

　　冯太后这次临朝听政，前后仅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她凭借多年宫中生活的阅历和非凡的胆识，稳定了北魏动荡的政局。

　　公元467年（皇兴元年）八月戊申，京师平城的紫宫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原来是献文帝之妃李夫人生了一个儿子——拓跋宏。冯太后喜得长孙，自然十分惬意。这一天，天气清爽，她见拓跋宏长得白白胖胖，心情格外舒畅。时隔不久，她就决定停止临朝，不听政事，由已经14岁、初为人父的献文帝亲政，转而担当起抚养皇孙拓跋宏的责任。

　　献文帝亲政以后，颇想有所作为，贬斥了不少冯太后宠重与信任的人，并试图重用提拔一些对冯太后不满的人，以结成自己的心腹。一开始，冯太后对献文帝的所作所为虽然感到心中不快，但也没有立即发作。到了公元470年（皇兴四年），冯太后再也忍无可忍了。事情是从李弈身上引起的。

　　自文成帝死后，年轻的冯太后不耐守寡的孤寂与冷清，再加上北魏乃是少数民族政权，这一时期的拓跋氏，在婚姻关系上尚保留着许多原始婚姻形态与遗风，男女之防不甚讲究，贞节观念更是淡薄，冯太后就很注意那些美貌男子，以便选来做伴。李弈是官宦子弟，长得仪表堂堂，风流倜傥，兼之多才多艺，善解人意，因而深得冯太后宠爱，经常入侍宫中。公元470年（皇兴四年）秋天，李弈的兄长、尚书李敷的好友——相州刺史李因罪被告发，主持审理此案的官员提示李牵连李敷兄弟。李为了自保平安，竟无端捏造、罗列李敷所谓不可告人的“隐罪”二三十条。献文帝借机下令，将李敷兄弟打入死牢。这年冬天，李弈与哥哥李敷、堂兄弟李显德等人同时被杀。北魏骑马武士陶俑李弈死后，冯太后失去了一位甚是相得的情人，心中极难平静，据《北史·后妃传》载，献文帝诛李弈，“太后不得意”。后来，献文帝又把李擢为尚书，参决国政，使冯太后更无法容忍。于是，她利用自己的声威与势力逼迫献文帝交出皇位。献文帝本人虽则聪睿夙成，刚毅有断，但生性喜好黄老（道）、浮屠（佛）之学，常常与朝中士大夫和沙门（僧人）一起高谈玄理，也给人一种雅薄富贵、厌倦国政、不以天下事为意的印象。在冯太后的强大压力下，献文帝曾想传位给素有时誉的叔父——拓跋子推，但遭到宗室大臣和宦官的联合反对。无奈，他只得在公元471年（皇兴五年）八月，禅位给不满5岁的太子拓跋宏，正如《魏书·天象志三》所说：“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太子拓跋宏即位，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献文帝自己则做了太上皇，这一年，他只有18岁，恐怕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了。

　　孝文帝即位之初，已移居崇光宫的太上皇并没有完全放弃手中的权力。不仅朝廷上重要的国务处理都要向他奏闻，他还屡屡颁布诏书行使大权，甚至亲自率兵北征南讨。公元475年（延兴五年）冬十月，已为太上皇的献文帝在平城北郊对蠕蠕遣使朝献贡物，举行了大阅仪式。这一切，使冯太后越来越觉得，自己要再次出面执掌朝政，太上皇已经有碍手脚。就这样，又一场宫廷事变悄悄引发了。公元476年（承明元年）六月的一天，朝廷突然宣布戒严，京师气氛紧张，宫禁之中更是戒备森严。不久，太上皇应召前来晋谒冯太后，被伏兵一拥而上擒拿住，强行软禁起来。随后，冯太后将其鸩杀于平城永安殿。

　　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也就再度临朝听政，成为北魏的政治核心。此时的冯太后，已年过而立，无论才识、气度还是政治经验，都更加成熟了。

　　冯太后再掌朝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献文帝死后，政局又动荡起来，不仅如此，官吏贪残刻剥，民众反叛屡起，也使北魏统治面临潜在的威胁。为了北魏的长治久安，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冯太后恩威兼施，充分施展了她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干。

　　首先，冯太后对当初诬死李弈的李下了杀手，既给心上人报了仇，又除掉了一个人人痛恨的贪官，树立了朝廷整顿吏治的良好形象。其他的不法者，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因为贪赃被处极刑，长安镇将陈提等被罚徙边。一些为官清正廉洁者，则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和赏赐。

　　为了大权独揽，她还以谋叛罪诛杀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李惠的弟弟、儿子和妻子也同时被杀。为了清除隐患，冯太后不惜大开杀戒，以致因猜忌嫌疑被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不过，冯太后对那些明显没有政治野心者，往往能加以安抚笼络。如献文帝的亲信任内三郎的娄提，曾因献文帝被害愤然拔刀自刎，幸而未果。冯太后不仅不怪罪他，反而下诏嘉奖他的节义。有些心怀不满的大臣被她的举动所感服，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冯太后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还特别注意培养扶植一些贤能之士做亲信，组成一个效忠她的领导核心。在这个领导集团中，有拓跋氏的贵族，也有汉族名士，有朝廷大臣，也有内廷宦官。而其中的汉族名士，不少又是她的宠幸之臣。

　　李弈被杀后，冯太后的私生活依旧毫无顾忌，不少健美强壮的男子成为其新宠。冯太后对其中的才干之士，任以要职，委为心腹，这些人多成为她政治上的得力帮手和股肱之臣。

　如自称出身太原（今山西太原）的王叡，自幼传承父业，精通天文卜策之术，公元476年（承明元年）后，因姿貌伟丽得到冯太后宠幸，一下就被越级擢升为给事中。不久，又被拜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其后，王叡还曾勇退猛虎，保护了太后与孝文帝，因而更受亲重。

　　另一位是陇西李冲。李冲虽然是因为器能优长得到重用，但因其风度不凡，姿貌丰美，也逐渐被冯太后看中，成了她的情夫。冯太后常常将一些珍宝御物赠给他，素称清贫的李冲，因而成为富室。冯太后临朝时期，他以心腹之任尽职尽责，太和年间的许多改革措施，多有李冲参与谋划。冯太后死后，李冲对孝文帝竭忠奉事，明断慎密，孝文帝也对他“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史称“君臣之间，情义莫二”。

　　除了那些恩幸之臣外，拓跋丕、游明根、高闾等一时名士也都颇得委重。每当褒美王叡等人，冯太后也会对拓跋丕等一同表扬，以示无私。这些人，成了冯太后临朝时期的心腹集团。

　　此外，冯太后还对宦官大加委任。宦官本来供事宫中，经常生活在帝妃周围，冯太后临朝听政，对其中有才干者也引为亲信。所以像杞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皆由底层小宦官得到提拔，一岁之中而进至王公。冯太后利用他们出入禁闱，预闻机要，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面。但是，在她临朝听政的时期，并没有发生宦官专权、胁迫朝廷的现象。这是因为冯太后虽然利用宦官居中用事，但对其行为作了严格的限制。《魏书·皇后列传》称：“（冯）太后性严明，对阉官虽假以恩信，待以亲宠，决不放纵自流。左右之人虽有纤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责，多者至百余，少亦数十。不过太后生性宽豁仁裕，不计前嫌，事后仍待之如初，有的还因此更加富贵。正因如此，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由于培植起一个忠心耿耿的政治集团，冯太后的临朝专政取得了成功，所谓“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而尤为令人称道之处在于，冯太后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钢铁般的手腕，纵横捭阖，排除干扰，对北魏的政治、经济和风俗习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五）

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称为“太和改制”。由于旧史的记载，人们往往在习惯上把这一功劳归于孝文帝，甚至径直称为“孝文帝改革”，而忽视了冯太后的实际作用。其实，在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之前，冯太后一直临朝听政，作为北魏的实际执政者，她是“太和改制”真正的主持人。翻开史籍，冯太后勇于改革的蓬勃英姿便会展现在后世读者面前。这一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正说明冯太后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

　　自从拓跋珪开国，北魏政权各级官吏皆无俸禄，平日都要依赖贪污、掠夺和皇帝随意性的班赏来获取财富。这在北魏初建之时，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采取这种方式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当北魏政权逐渐在中原地区确立统治地位，这种以掠夺为主的财富分配方式日益给北魏政治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战事的减少，战时掠夺的机会有限，各级官吏为了满足私欲，便毫无顾忌地盘剥、搜刮民脂民膏，从而导致北魏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统治的危机。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从文成帝时就曾数次下诏禁贪，献文帝时也作了严格规定，并有人提出了给官吏班禄的建议，可惜并未能实施。

　　公元484年（太和八年）六月，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仿效两汉魏晋旧制下达了“班俸禄”诏书。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发放百官俸禄的来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其俸禄的等次。俸禄确定之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此法的实施，对普通百姓虽有“一时之烦”，但终能得到“永逸之益”。由此引起了以淮南王拓跋他为代表的鲜卑贵族的反对，他奏求停行班禄，依旧断禄。冯太后召令群臣讨论。中书监高闾奉表驳论说：“天之大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故车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君班其俸，臣受其禄，自尧舜以来斯道未改。二圣（冯太后与孝文帝）稽准旧式典章，行班禄俸，苛慝不生，上下无怨，止贪残之心，劝竭效为国之诚。若不班禄，则贪利者肆其奸情，清正者不能自保，这简单的道理，灼然可知，如何令行一朝便欲去俸？淮南王之议，不亦谬乎！”高闾的话不仅代表了当时一批具有远见的官僚的意见，而且也符合冯太后的心思。于是，冯太后下诏依从高闾所议，仍旧实行班禄。

　　为了切实贯彻俸禄制，冯太后还派使者分巡各地，纠举食禄之外犯赃者。太和八年九月间，孝文帝的舅舅，时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因贪暴无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员坐赃处死者四十余人。经此整饬，北魏吏治大有改观，贪赃受贿者也大有收敛。班禄的实施，为冯太后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次年十月，冯太后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议下，颁布了“均田令”，从而开始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均田令”是指国家对无主荒田以政府的名义定时、按人口分授给农民。均田制度使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流亡无居者和荫附于豪强名下的佃客也摆脱了束缚，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从而增加了国家控制的劳动人口和征税对象，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制度，使北魏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向先进的封建化的经济结构过渡，同时为经济结构的灵活运转补充了新鲜血液。均田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北魏统治者开始转向接受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这一制度历经北齐、北周，到隋唐约三百年，不仅使北魏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奠定了后来隋唐社会的经济基础。冯太后主持推行的均田制，既对北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冯太后又主持对地方基层组织——宗主督护制进行改革，实施了“三长制”。

　　自西晋灭亡后，居于北方的豪强世家多聚族而居，设坞壁自保，自给自足。北魏建立后，任命坞主（豪强地主）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宗主督护制。在这一制度之下，户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征收户调时，只能依据户籍上登记的户口，但实际上往往三五十家为一户，千人百口共为一籍，而当时实行的九品混通法，是把一家一户的自耕农民同这种实际上有众多荫附人口的宗主户等量齐观的。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国家赋役征发在数额、轻重方面的不均，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把豪强隐匿的劳动人口编入国家户籍，既增加政府编户，又抑制豪强势力，大臣李冲提出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三长制”即按照汉族的什伍里甲组织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层机构，规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里、党各设一长，合谓三长，由本乡能办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负责检查户口，催征赋役，管理生产，维护治安。任三长者，可优复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冯太后见到李冲的奏疏，赞不绝口，便召集公卿讨论。中书令郑义、秘书令高祐等人提出反对，认为此事实难推行，郑义还以退为进，对冯太后说：“太后倘若不信，就只管试行，事败之后，当知臣等所言不谬。”著作郎傅思益更是危言耸听：“若改行此法，恐生扰乱，三长之制，不可执行。”太尉拓跋丕却极力赞同，他说：“太后陛下，臣以为此法若行，公私皆可受益。”另有大臣提出，此时正当农忙季节，猝然改制，新旧未分，恐百姓因生劳怨，不如过了秋收，到冬闲时节再慢慢动手为宜。李冲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说：“眼下改制，正可使百姓亲受其益，使他们明白改制的目的，这正是推行新制的大好时机。”冯太后见众人莫衷一是，意见很难统一，便将手一挥，止住了众人的争论。她用眼光扫视了一下大殿上的群臣，斩钉截铁地宣布：“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庇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如此看来，又有何不可？”群臣见她已是胸有成竹，就连那些持有异议者也都闭口缄默、俯首听命了。在冯太后的大力支持下，李冲的建议得以付诸实施。这样，北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地方基层组织，既便利清查荫附户口，又确定了课征赋税的统一准则，防止那些企图逃避赋役者再钻空子，从而削弱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国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冯太后采取的这些重大改革措施，对于促进北魏由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的过渡，即封建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为了使鲜卑族逐渐适应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礼仪制度，冯太后大兴教育，尊崇儒法，禁断卜筮、谶纬之学，从而开始了鲜卑族的汉化过程。这一点，又为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大规模的汉化措施打下了基础，清除了障碍。

（六）

冯太后在进行全面改革的实践中，并没有把孝文帝排斥在外，相反，她倒是尽可能让他参与，以便使孝文帝得到锻炼。正是由于冯太后的悉心培养，孝文帝才真正成熟起来，而且能够继承冯太后的改革事业，把“太和改制”推向高潮，这恰恰也是冯太后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成功之处。

　　孝文帝拓跋宏，也的确是位聪明睿智的可堪造就之材。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孝文帝还只有4岁的时候，他就能为患痈疮的父皇献文帝吮吸脓血，以减轻父亲的病痛。他5岁接受父皇禅位，小小年纪竟悲痛不已，献文帝不知所以，他却言道：“我接替至亲，内心的悲切无法表达。我心中是不愿见到父皇离去呀！”冯太后感觉孝文帝过于聪慧，担心日后对自己不利，便想要废掉他。冯太后甚至曾经在寒冬腊月北风呼号之时，把只穿单衣的孝文帝关到一间小屋里，三天没给饭吃。多亏了拓跋丕、穆泰和李冲等朝廷重臣的劝阻，她才改变了主意。后来，有宦官对冯太后搬弄是非，谮说孝文帝的坏话，冯太后盛怒之下，又把他痛打了一顿。孝文帝默然接受，并不自明申辩。他对祖母太皇太后，没有丝毫的怨言与不满。也许是冯太后被孝文帝的态度感化了，也许是从未生养的冯太后对自己亲自抚养长大的孝文帝动了恻隐之心，此后她对孝文帝再也没有动过火气，而是以一个慈祥的祖母的身份培养、训导这位雅有至性的皇孙。同样，孝文帝也逐渐感到祖母皇太后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并且也为她临朝时那钢铁般的性格和无所畏惧的气度所威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与仰赖。正因如此，孝文帝逐渐成为冯太后得意的事业继承人。

　　由于冯太后的亲自教育与监督，孝文帝手不释卷，刻苦读书，日复一日，孜孜以求，不仅对儒家经典的精奥谙熟于心，而且史传百家，也无不涉猎，成了一位颇有才学的皇帝。据说他的诗赋文章皆即兴而作，立笔而就，即使有时因事情紧急，骑在马上口授章草，待其勒定成稿也不改一字，有大手笔之风度。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正月初一，孝文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从这年开始，冯太后有意让他参与朝廷事务，培养他的政治才干，有关的诏敕册文大多授意孝文帝起草。当然，孝文帝的行动并没有超越冯太后允许的界限，所谓“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不自言”，从不过多发表意见，更谈不上大事参决。此时的孝文帝还不可能摆脱冯太后而独当一面。

　　冯太后看着孝文帝一天天长大，亲自作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他学习的指南和行为准则，从思想上向他灌输治理天下的原则，以使他更加符合自己的要求。同时，冯太后还特别注意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现身说法地对孝文帝进行教育和示范。

　　冯太后在生活上十分注意厉行节约。临朝之初，她就下令取消了鹰师曹，禁止各地上贡鹰之类的伤生鸷鸟。平日穿戴，皆是些缦缯（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没有锦绣华丽的装饰。至于膳食，她临朝以后，也改变了原来宫廷之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平日，她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使原来的食谱减少了十分之八九，杜绝了奢侈、铺张。在冯太后的表率之下，孝文帝也养成了节俭朴素的性格，平日穿着打扮多是浣濯之衣，坐骑的鞍辔是铁木做的，并无金雕玉镂。对此，冯太后极表赞赏。除了平日听政、临朝，冯太后还经常外出巡视。每到这时，她一般都将孝文帝带在身边，以便让他随时随地得到磨炼。

　　冯太后在政治上无疑是个铁腕人物，但她在日常琐事上却表现得仁慈和善。有一次，她身体不舒服，服用庵闾子（一种中草药），主事的厨子却稀里糊涂地端上一碗米粥，由于粗心，他居然没有发现粥中竟有一支数寸长的蝘蜓（类似壁虎的爬行动物，俗称石龙子）。冯太后正要张嘴吃时，用汤匙轻轻一搅挑了出来。在一旁奉侍太后的孝文帝见此情状，很是恼火，狠狠地将那厨子大骂了一通，并准备处以严刑。冯太后却笑着摆摆手，把早已吓得体如筛糠的厨子释放了。孝文帝对此感触很深，很多年后，他也没有忘记。

　　到他亲政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一次是厨师在进食时不慎将热汤撒了，烫伤了孝文帝的手；另一次是他在吃饭时，也发现碗中有飞虫之类的东西。孝文帝既没有对厨师发火，也没有怪罪于人，只是和冯太后当年一样，一笑了之。

　　冯太后在孝文帝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也赢得了孝文帝对她的格外孝敬。有一次，冯太后带孝文帝和群臣百官、蕃国使者、诸方渠帅行幸方山，在灵泉池大摆酒筵，冯太后令众人各自表演当地舞乐以助酒兴。孝文帝在酒筵前翩翩起舞，群臣见状也纷纷起身，举杯为冯太后上寿。冯太后见状，心中大乐，情不自禁地随着节拍作歌，孝文帝亦随之放开歌喉相和，并向冯太后再拜上寿。一时间，酒筵之上，歌舞四起，与太后和歌高唱者达九十余人，一派祥和、欢快的气氛。

　　冯太后不仅在政治上全力培养孝文帝，而且也非常关心他的婚姻和日常生活。也许是出于使冯氏家族世代贵宠的私心，或许是她不放心让别人家的女儿来到宫里，冯太后特意把同胞长兄冯熙的三个女儿纳入宫里。后来，孝文帝先后将两女立为皇后——史书上一称冯废后，一称冯幽后。

　　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九月，49岁的冯太后死于平城皇宫的太和殿，谥号文明太皇太后。她临终时，曾降遗旨，并书之金册，安排了自己的后事。遗旨说：她死后，逾月即行安葬。山陵之制，务行俭约，其幽房设施、棺椁修造，不必劳费。陵内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

　　冯太后的死，使孝文帝痛不欲生，五日内他滴水未进，毁慕哀悼。对太后的陵墓规格，尽管高闾、游明根等鸿儒重臣多方要求按太后金册遗旨办，孝文帝仍坚持将坟陵拓宽六十步，实际上这是对国君的葬礼规格。

　　当年十月，冯太后被安葬在自己生前选定的墓地——方山永固陵（今山西平阳北），没有和文成帝合葬。孝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谨，在永固陵东北约一里处，为自己营造了寿宫，准备死后也埋葬在这里，永伴抚养自己成长的祖母太皇太后，以体慰她阴间的孤独。后因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实行汉化——这使“太和改制”再奏高歌，将洛阳瀍水以西的北邙阪作了皇家的陵寝之地，方山虚宫后来仅号为“万年堂”。尽管如此，改革大业后继有人，并能在以后的岁月里发扬光大，已足以使冯氏瞑目黄泉了。

史籍记载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乐浪王氏。后生于长安，有神光之异。朗坐事诛，后遂入宫。世祖左昭仪，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年十四，高宗践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

　　显祖即位，尊为皇太后。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二，居于谅，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及高祖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

　　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复临朝听政。太后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及登尊极，省决万机。高祖诏曰：“朕以虚寡，幼纂宝历，仰恃慈明，缉宁四海，欲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始灵塔。”于是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太后与高祖游于方山，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因谓群臣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必远祔山陵，然后为贵哉！吾百年之后，神其安此。”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文多不载。太后立文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内属五庙之孙，外戚六亲缌麻，皆受复除。性俭素，不好华饰，躬御缦缯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径尺，羞膳滋味减于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尝以体不安，服菴子。宰人昏而进粥，有蝘蜓在焉，后举匕得之。高祖侍侧，大怒，将加极罚，太后笑而释之。

　　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故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阉，岁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赉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李冲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密加锡赉，不可胜数。后性严明，假有宠待，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太后外礼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颁赐金帛舆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丕等参之，以示无私。又自以过失，惧人议己，小有疑忌，便见诛戮。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至如李、李惠之徒，猜嫌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率多枉滥，天下冤之。

　　十四年，崩于太和殿，时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华殿。高祖酌饮不入口五日，毁慕过礼。谥曰文明太皇太后。

　　──《魏书》卷十三《文明皇后冯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