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 ）九月三日，高太后驾崩，哲宗正是亲政，元祐九年（1094）四月十二日，哲宗下昭改年号为“绍圣”。
绍圣元年闰四月三日，第一道诏命下达，取消苏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称号，撤销他定州知州的职务，以左朝奉郎的身份任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正六品上；
没过多久，第二道诏命下达，降苏轼以左承议郎的身份担任英州知州，正六品下；年近六十岁的苏轼开始从河北定县前往广东英德。
接着，第三道诰命随之而达：“诏苏轼合叙复日不得与叙，仍知英州”，意思是仍然担任英州知州，但是无法升迁。
六月，苏轼到达安徽当涂时，接到朝廷发布的第四次诰命：撤销苏轼左承议郎的身份，由英州知州降为宁远军（治所在今广西容县）节度副使，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东）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人生真是一场笑话、一场大梦，经过了人生的奋斗、磨难，苏轼在人生轨道上转了一大圈，又重新回到了被贬谪黄州时的境况，又一次成为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由当地看管的犯官。这对苏轼而言真是情何以堪！“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一贬再贬的现实，不仅让苏轼心生感叹，也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他不再是一个外放的州官，而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听候地方安置的罪人。当朝廷的第四次诰命下达之后，苏轼依然决然地做出决定，不再像黄州时期那样让妻儿老小一家人都跟随他，二十要独自承担所有的苦难。他不顾全家人的强烈反对，命苏迨带领家人到阳羡（今江苏宜兴）跟从苏迈居住，自己只带了小儿子苏过、侍妾朝云和两位女佣继续南下前往惠州。
苏轼在惠州居住了三年左右，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朝廷的第五道诏命下达：“责授琼州（治所在今海南琼山）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治所在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琼州就是海南岛，是被人们称为“天涯海角”的地方，是当时堪称最边远、最险恶的蛮荒之地，被贬到此实在是比满门抄斩小一级的罪名。。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朝廷居然数改谪令，对苏轼一贬再贬，可以看出政敌对待苏轼的手段的狠毒，以及哲宗对他的厌恶之情。
与先前的被贬惠州相比，被贬海南岛，意味着苏轼的命运再次遭到重大转折。这时苏轼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人生七十古来稀，他认为自己“生还无期，死有余责”，“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他决定，其他家人都留在惠州，他只带苏过一人前行。
在儋州，苏轼的生活更加艰难。北宋时代的海南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极为偏僻荒凉，被中原人士视为十去九不还的鬼门关，生活条件比惠州艰苦得多。
但是，苏轼在儋州，建房舍，命名“桄榔庵”，在精神的领域中永远富足而不虞匮乏，他注意养生，努力的从细微的生活小事中寻找一个解脱自己心灵的途径。当一个人的人生境界达到了足够的高度时，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自然会做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