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毕业论文研究需要，我到已经毕业在学校工作的师姐那里收实验数据。坐了一小时地铁一小时公交，我终于到了师姐的学校。
教师这个职业，说好挺好，说不好也没外行想象的那么好。考在编的教师，就必须通过统一的教师招考，除了较为公平公正的笔试，面试就不好说了。结果往往是按名次选学校，名次在前的自然都选在了城里，名次靠后的只能在偏远的郊区。
不幸的是，师姐就被迫选到了较为偏远的村里，住在和学校只有一墙之隔的教师公寓，斑驳的沥青墙外好似被墨水泼过般暗沉，阳台的蓝色钴玻璃自诉着自己的年轮。师姐说，学校要搬了。恩，是该搬了。
一个女生，如果工作定了，基本也就在工作的地方结婚、生子，度过余生了吧。师姐的男朋友在杭州，而她在南京，异地恋。我问师姐，不打算走吗？就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吗？师姐说，不定呢，未来，怎么确定呢。
中午吃完饭回到办公室，师姐拿出教师招考的题库开始刷题，我随口问，师姐考杭州吗？师姐淡淡的，报名时间已经截止了。我没再问，想必师姐已有打算。
实验临了，师姐送我搭学校的校车回市里，走在路上，我没话找话：师姐，你真的要去杭州吗？
师姐有些急促：不考了不考了，哪儿都不去。
我有些奇怪，但也没再问。后来，师姐信息告诉我，在学校里不好谈论考出去的事。我恍然大悟，也惭愧自己的无知。
校车在回程的路上上来了两波人，分别是两个村两个学校的老师，有中年的，有年轻的，有的穿着朴素，有的打扮靓丽。他们每天搭着校车一大早从市里赶来学校上课，晚上再搭着校车回市里。
一切看起来有条不紊，正常得当。
他们，也只是为了生活。
不管工作地点的舟车劳顿，不管工作上的鸡毛蒜皮，他们，或者说我们，如履薄冰地处世，却无法预估世如何对待我们。
只能一路心怀感恩，自己争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