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长志
来书又有云：“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觉则自入于逆、亿①。夫逆诈，即诈也；亿不信，即非信也；为人欺，又非觉也。不逆不亿而常先觉，其惟良知莹彻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①《论语·宪问》：“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逆诈，事先怀疑别人欺诈；亿不信，猜测别人不诚信。
欧阳崇一来信说，人这个物种实在是心眼太多了，如果选择先入为主的相信别人，命运任由他人主宰，被骗再正常不过了。如果选择先入为主的不相信别人，处处防着别人，别人又如何相信你呢？结果甚至会更悲催。相信也不是，不相信也不是，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一段的“亿”字，通“臆”。是“臆测，预料”的意思。逆诈，事先怀疑别人欺诈；亿（臆）不信，先入为主的猜测别人不诚信。
能够不先入为主的怀疑别人欺诈，不无故臆想别人不诚信，而又能做到先知先觉，只有良知能做得到。这才是入世的真智慧。而良知的先知先觉和先入为主的怀疑之间，差别是非常细微的，该如何把握呢？
不逆不亿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亿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亿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不逆、不亿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崇一谓“其惟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然亦颖悟所及，恐未实际也。
阳明先生说，“不逆诈、不臆不信，抑亦先觉”是孔子针对他所处的时代而说的。当时正是春秋末年群雄争霸，生逢乱世，坑蒙拐骗的人自然不少。诚信而不懂致良知功夫的人，经常被欺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你防着我，我防着你，防来防去，结果是让更多人陷于欺诈和不诚信。最后整个社会矛盾就越来越大，戾气就会越来越重。孔子这么说，本意并不是教人恶意揣度别人，一味去发现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
如果处处都先入为主的提防别人，心里先存这个念头，就不能进入尧舜之道。虽然不逆诈、不臆不信，被人欺骗，尚且还不失为善。但不如懂得致良知的妙用，做到先知先觉，才是根本的应对办法。你能说到此节，说明你已经领悟到了孔子的宗旨。但要注意，仅仅懂得是不够的，还要能落实到具体的入世治世实践中去。
儒家的入世治世是两条腿走路的，一条是不自欺的本真，另一条是智慧，缺一不可。现在大家看到的儒家样貌，实际是明亡之后被阉割之后的儒学，并非真正的儒学原貌。
儒者风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诏书。孔子教授的六艺中，除了诗书礼乐之外，还有射和御，射就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孔子也明确表达了对自己射御技术的高度自信。如果不是真的武功了得，也不会这样说。
儒家的中正平和、浩然正气、讲大同世界。孟子更是提出民为贵，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被人说成是儒学教义，实际上儒家根本没人说过这样的话。
《左传》说：“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意思是“如果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那么大臣们又不是他的奴才，谁该去死呢？”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生死问题的态度。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怎么会有“君让臣死，臣就必须去死呢？”
《孔子家语·六本》有个“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典故，曾参因为种瓜事被父亲用大棍子打的不省人事，醒来后还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孔子听说后，非常气愤，甚至不认他这个弟子。孔子认为轻打就忍受，重打就逃跑。否则在暴怒之下被打死，就是陷父于大不义，是更大的不孝。“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若说是孔子的主张，简直是对孔子的羞辱。
康熙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自封是圣人在世：“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东华录》卷五十一）。从此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颠覆，儒学经义被阉割。
对于信任这个事情，儒家的态度是既不要先入为主的恶意去揣度别人，也不做缺心眼的人，别人欺骗我们要心里有数。
阳明先生在江西剿匪的时候，当地土匪发现根本不是先生的对手。经过数次惨痛教训之后，他们痛定思痛，穷极思变，从侧面了解到阳明先生是一个读书人出身，不是行伍出身的大老粗，想当然的认为阳明先生是个东郭先生类型的人，然后想出了一个主意——诈降。
算盘打的挺好，问题是东郭先生和阳明先生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对于土匪们的请降要求，阳明先生以出乎土匪们意外的爽快的答应了，正当土匪觉得书生就是好骗的时候，先生一边好言安抚这些归降的土匪，一边开始摸底工作，把有过反复无常劣迹的人全部拉出去杀了。杀的效果有两个，一是杀鸡儆猴，让一些假投降的人变成真投降了；二是把带头闹事的人干掉之后，剩下的都是一盘散沙，不足为惧。
这件事情受到很多人的诟病，说阳明先生这么干是使诈呀？但就阳明先生本身来说，能识破土匪的诈降，并不是先入为主的揣度，而是先生的良知能常觉、常照，自然就能做到先知先觉。
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①”“恒简以知阻②”“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③？”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未能无自欺也；虽不亿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亿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
君子学以为己④，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尝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尝求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恒务自觉其良而已。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是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子思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⑤者也。然子思谓“如神”，谓“可以前知”，犹二而言之，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是犹为不能先觉者说也。若就至诚而言，则至诚之妙用即谓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①《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②《周易·系辞下》：“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③语出《周易·乾卦·文言》，意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能够通晓天地万物的道理，先于天道而天道的运行不会与其相违背，后于天道也能够尊奉天道运作的规律，天道都不会与这类人的德行相违背，何况鬼神和人呢？
④《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⑤《中庸》：“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即人的行为与认知如果能够符合最为诚挚的大道，便能够预见未来。
在《传习录》上篇，我们讲过至道、天道、人道之间的关系，“良知”就是天地自然给人类的秩序规则，只要人类存在，这个秩序规则就在。如果“道”就是高速公路，“良知”就是对应叫“人”这类车该遵守的交通规则。驾驶员如果对交通规则非常通透，自然就很清楚别的车是否有犯规行为。
古人所说的“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人乎？况于鬼神乎？”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欺”这个事情，有两角度，一个是“欺人”，一个是“自欺”，你所说的背觉合诈的情况，是“自欺”了，虽然做到了不先入为主，但没做到对自己足够不自欺。寻求先知先觉，却已陷入了先入为主的逆诈和臆不信，是因为“诚”不够切，而蒙蔽了自己的良知。这就是背觉合诈不能从根本上避免的原因。
君子求学问修心性是向内求的，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防备别人欺骗自己，从这个角度，不自欺才是应该永远坚守的根本。
完全合道不自欺的“诚”就是光明所在，有此光明在，“诚”和光明互相促进，良知就能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就像走夜路时候的手电筒，只要手电筒足够亮，路就能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易以知险”，“简以知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子思说的“至诚如神，可以前知”中的“如神”，是从思诚的功效上来说的，是说给没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听的，已经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已经知道是“神”的功效，就没必要在前面加个“如”字了。
任何的先入为主，不仅仅指恶意，即便是善意，也会偏离致良知的轨迹，会影响到我们的先知先觉和循理而行。
关于致良知到足够高的程度，就可以先知先觉，举个例子。
有一些在银行一线工作的老员工，假钞从手里一过，就知道是假的，不需要用仪器的。你让他说出个具体根据，他是说不出来的，但是他就是觉得不对劲。究其原因是这些人，天天摸真钞，每天无数的现钞从手上过，都是同样的感觉，突然有个不一样的感觉，马上就知道了。
我们天天致良知，良知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心有诚意做事情的真正的状态是什么，别人一旦不是这种状态，可能没什么具体证据，但会感觉到不一样。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心有戒备了，圣人的未卜先知也就是基于此。
用人是一件量体裁衣，物尽其用的事情，明知道这人很好色，就不要安排他和女员工一起工作；明知道这人很贪财，就不要让他接触财物，这样做本身就是智慧的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