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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姨这人没啥文化，从农村刚到城里讨生活那会儿，只能做一些打扫卫生之类的活计。她很过日子的，打扫卫生时候，顺带着归置些旧报纸，时间长了，积少成多，也能卖个十块八块的。
有一次，她被公司分配到市文化馆做保洁，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很奇怪的人。
为什么说这人奇怪呢？无非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这人画得一手好丹青，性子却很古怪，颇有几分脾气的。
虽则别人都这样说，大姨却不这么认为。
她是个很开朗爱笑的人，没事儿就和一帮姐妹们拉家常，吃的是如意饭，干的是如意活，倒也落得个心满意足。
她听大家都说这人很怪，心里面早就加了提防，但以她的性格，见了人总是不能不说话，不能不打招呼的，别人有别人的不对，但自己不能因此而跟着错了。
于是，每次见了这人之后，大姨总是跟他打招呼，他竟没有一丝爱答不理，而是笑着点点头，偶尔还说上两句话。
众人的议论，自己的见闻，稍一对比，竟然是大相径庭，如此一来，闹得大姨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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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大姨从同事的口中知道这人姓李，父辈很是有些实力，好像原先是地委的专员，可能也是凭了这样的家底，向来气场足得很，不像大姨她们，即便是来个小组长例行检查卫生，也是前拥后簇地围着人家转，生怕有一个不是把人给得罪了。
李老师并非画院出身，而是打小喜欢舞文弄墨，也是天生的一双巧手，画得那鸟儿可是神形兼备、惟妙惟肖，尾巴露在外面，仿若一碰，就要立马逃进画的深处一般。
大姨并不知道其中的趣味，只是听别人说他画得好，而且很有名气的，时不时地就有那香港的富商专门来向他求画，而且出价不菲。
这明明是好事嘛！可是这人怪得很，卖画也看心情，自己觉得那妙手偶得、可遇不可求的，就捂着不卖，任凭买家出了天价，也丝毫不动一点心。
非但如此，有次，一个市里的实力派大领导前来参观，其人颇懂些文玩字画，一眼就相中了李老师的作品，在那里伫立良久，不住地啧啧称赞。
当时，局长是在一边作陪的，有意要拍大领导的马屁，忙不迭地找到李老师索要这幅画。李老师却一点也不买他的账，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生平最恨溜须拍马的他立马就急眼了，别说是白送，就是局长出了高价，也只是认定了一个死理儿——就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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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大姨因为孩子上学的缘故，不得不离开文化馆了，临走之前偶然碰到了李老师，那天李老师似乎交了好运，心情挺不错，彼此便多聊了两句，自然而然地也就聊到了大姨马上离职的事情上。
李老师沉吟半晌，神秘地跟大姨说：“大妹子，你跟我来。”
大姨知道这人挺怪，懵懵懂懂地跟着到了他的画室。
到文化馆工作以来，大姨这还是第一次进入李老师的画室，画室很是有些促狭，只一张长条桌就占了大半个房间，桌边和墙壁之间也就刚刚够一个人通过，桌子上铺着作画用的羊毛毡，许是用的时间太久了，黑乎乎的，一点也看不出原来的本色，一大堆用坏了的毛笔胡乱地扔在墙角，桌上还有一张没有画完的作品，似乎是一只鹰，目光如炬地在瞪着自己，被吓了一大跳。
李老师缓缓走到墙角，从一个青瓷大缸里搬出来一小捆卷轴来，然后小心翼翼地解开系着的绳子，轻轻展露出那些花鸟鱼虫来，然后颇有些心疼地对大姨说：“呶，你挑两幅吧，就当是送给你的礼物吧！”
大姨相面似的看了半天，总是看不出哪里好，觉得李老师画的是鸟儿，却又不是那真正的鸟儿，一团黑疙瘩似的，也不像别人传的那样神乎其神。
“就这，俺也不懂，挂在家里又不能吃不能喝的，您还是留着吧。”大姨倒也快人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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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吼！还真是头一次有人跟我这么说话，你可知道这里都是我收藏的精品，随便一幅画就得大几千呢！而且好多人还求之不得呢！”李老师惊诧地说。
“反正俺不稀罕，”大姨轻描淡写地说着，眼神一撇地顺带看到了桌子底下的许多旧报纸，便随口说道：“李老师，要不把这些旧报纸给我吧，我好卖个钱儿！”
李老师一听乐了，连忙招呼道：“得得得，您拿走，您拿走。”
就这样，大姨兴高采烈地拿走了那些旧报纸，到废品站也卖了好几十呢，回家的时候又顺带买了两个大西瓜给孩子吃。
许多年过去了，大姨跟我讲了这个故事，此时恰逢盛夏，我正蹲在地上吃着西瓜，她问我：“啊呀呀，俺就没看出他的画好在哪里，就真值个好几千！大外甥，你怎么看呢？”
我刚想笑着给她好好上上课，哪知道西瓜汁水太多，一下齁了嗓子，只好大声地说道：“这西瓜真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