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就是花销问题。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它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硬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就是这么个官。但是本地（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儿。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二十多口人哪，靠什么吃饭？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八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辄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他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一百五十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四千五百文。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么一年以后再说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支烦恼，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
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二十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睡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都很潮湿、很湿热，二十多口人都挤在里面，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五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了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就是他江边有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个客房---“雪堂”。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了。
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申请了五十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土地非常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哪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你还东坡？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这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它是有这么一种看法。但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的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是说居士这个名号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地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