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我的高考
曹公奇
近日整理书柜，竟然翻出了四十年前我的高考准考证和成绩通知单，不禁心潮起伏，思绪纷飞。四十年前的一九七八年，因为社会的巨大转型，我幸运地赶上了高考制度的恢复，参加了当时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的高考，并且侥幸考入大学，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也是我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一九七七年春季，我在扶风县豆会中学开始上高中二年级。当时高中是两年制，春季班，学年与自然年一致。也就是说，到了年底，我就可以高中毕业了。但毕业后干什么呢？当兵，眼睛近视没有希望；招工招干，父母都是农民，也没有什么可能；当个民办教师吧，大队干部中又没有亲属……思来想去，也就只剩下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了。这也是当时我们绝大多数农村高中毕业生的唯一出路。
到了下半年，传说要改变“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办法，恢复高考制度。十月份，国务院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制度，并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本年度的高考。同时，要将春季学制改为秋季学制，也就意味着我们本来是一九七七年冬季要毕业的高中生，将要在高二上三个学期，延迟到一九七八年的夏天毕业。紧接着，到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份，由各省市自主命题、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招生就正式拉开了序幕。当年陕西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和“致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任选一题）。
由于高考制度的突然恢复，我们这届迷茫徘徊、即将毕业的高中生算是赶上了好机会。于是，学校马上组织我们文理分科。但是，我们在初中、高中，除过大量的学工学农外，几乎就没有学过多少学科知识，我只能决定报文科。一是老师说文科考的是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五门课，不考物理和化学，至于外语，我们没有学过，属于免考，也不计入总分；二是在当时书籍极度贫乏的情况下，我还读过几本小说和诗词，有点小爱好。熟悉的老师劝我报理科，说文科没出息；远在西安工作的大哥给我来信，也让我报理科，并且将当时报纸上有关全国科学大会的文章寄给我，将重点画出，说明国家要重视科学技术发展了，理科才有发展前途。可是，我就连初中的物理化学也不懂多少，而且即将毕业，补也来不及啊！掂量许久，最终还是选择报了文科。
从此，我们才开始了真正的高中学习。当时许多科目没有教材，老师给我们找来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等各种资料，然后用钢板刻印。我是文科班的学习委员，所以，刻钢板的许多任务就落在我头上。我刻钢板的过程，当然也是学习的过程。文科班同学的数学差，我们借来初中数学课本，从最基础的开始补起。数学老师也特别对我们文科班的同学照顾，常常给我们补讲数学。我们文科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白怀玉老师，扶风法门人。白老师是“文革”前兰州大学的高材生，是当时我们那个农村高中唯一说普通话的老师。我很敬重白老师，白老师也对我厚爱有加，常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读给同学们听。就这样，我们一直在专心复习，都想在来年的高考中拼搏一下，以此改变我们回乡种地的命运。
一九七八年六月，因为夏收大忙季节，学校按惯例放了忙假。这次忙假，我没有像过去一样回家参加生产队的夏收劳动，而是跑到了在召公镇初中任教的堂兄那里，住在他的宿舍里，整整复习了十多天功课。
转眼到了七月份，我们高中毕业，将要参加一九七八年的全国高考。这是继半年前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二次高考，也是恢复高考后全国统一命题的第一次高考。考场就设在远离城镇的我们豆会中学。七月二十至二十二日，我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正式走进高考考场，开始了决定我人生命运的考试。为了准确把握考试时间，我死缠硬磨，借来了当教师的堂哥的手表。到学校的当晚，怕丢了，我们借了手表的几个同学，都把手表寄存在班主任白老师的房间里，第二天考试时才再取回来戴上。当时，学校也极为重视，学校食堂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专门杀了一头猪，炸了麻花，给我们考生每人一碗大肉泡麻花。要知道，我们当时是自己背面、背馍，徒步二十多里路去学校上学，每天两顿饭，早晨一碗玉米糁儿，咸菜也没有；下午每人一碗只有盐和一点辣椒的烩面片，再饿了就吃自己背的黑锅盔。我们给学校食堂按每天五分钱、每月一块五毛钱的标准缴纳灶费。这种情况下，一碗大肉泡麻花，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稀罕！
很快，两天半的考试就要结束。二十二日上午是最后一门考试，考的是语文。语文本来是我的长项，特别是作文。我考前练了无数篇作文，白老师也给我细心地改了无数篇，原想作文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到了考场上，才发现语文试卷上的作文，并不像我平时练习的那样，而是这样的：
细读下面这篇文章，然后把它缩写成一篇五百至六百字的短文。要求做到：
1．按原文内容缩写，不要写成读后感之类，否则扣分。
2．突出原文的中心思想，全面地、准确地反映原文的要点。
3．缩写成的文章要首尾连贯，不能写成提纲。
4．思路清楚，文字通顺。
5．全文不得超过六百字，否则扣分。
6．注意书写格式，每个字占稿纸一格，每个标点也占一格。
《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原文约1600字，略）
我一下子懵了，这样的作文题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练过，只好稀里糊涂地写完交卷，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答的。
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九七八年的高考试题，那简直就是小儿科，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让现在的小学毕业生去做，肯定也比我答得好。比如语文试题，100分的卷子，主要就是给几段现代文加标点、在语段括号处填上恰当的字、填写关联词、修改病句、作文（30分）、填写文言虚词、翻译文言句子等，但是，对于当时没有多少学习积累的我们来说，这也是非常难的。
随后就是报高考志愿，当时文科在陕西招生的只有十多所高校，许多学校还没有恢复办学招生。志愿有限，什么也不懂，只想着报个中文专业就行，于是就一口气写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等五个有中文专业的院校。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无知而无畏，凭这水平，我还竟然敢报北大！
高考结束了，回到家里，一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边等待高考成绩的揭晓。我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于是跑回母校豆会中学，找到班主任白怀玉老师，说准备再复习一年，请白老师给我留一个座位。等待的过程是漫长而又煎熬的，整天打听着县上在什么时候放榜公布结果，和同村另外一个考生也轮换着跑到十五里外的县城去看结果。终于，八月上旬的一天，听说县上放榜了，赶紧又一次徒步跑到县城，在县革委会大门旁张贴的三张大红榜上，终于找见了我的名字，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随后，也拿到了自己的成绩通知单，我考了309.8分，其中语文成绩仅为51分，数学成绩无脸言说。当年陕西省文科录取线是295分，我们豆会中学四个高中毕业班，上线的好像是七八个人，文科班有两个上线的，我还是最高分，我和老师一样高兴。
再又是漫长的等待录取结果。信息闭塞，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打听查看消息，就继续一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边等待着，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被录取，能不能跨进大学的校门。一直等了将近两个月，到了国庆节后，有天清晨，当教师的堂兄说他在镇上看见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来不及等邮寄员投送，就自己拿了通知书，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赶了十五里路，一大早把通知书送回家里，递到了我的手上。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我的心也随之飞了起来。
十月下旬，我背着行李，登上了火车，开始了我四年的大学学习生活。
一九七八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我正好十七岁，有幸赶上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大好时光，又侥幸踏入了大学的校门。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成千上万与我一样的人的命运。后来据了解，在一九七七年冬季高考的基础上，半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夏季高考，全国有610万人报考，包括工人、农民、教师、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以及应届毕业生等，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40.2万人，录取率为7%。我们七八级中文系共有54位同学，只有5人是应届毕业生，我和另一位同学年龄最小，我们班“老三届”占大多数，年龄最大的30多岁，许多人与孩子在同时上学……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再细细翻看当年那已经泛黄的准考证和成绩单，真是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写于2017年7月17日，发表于《各界导报》2018年7月30日，稍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