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三妹

                ----财迷精+财迷疯

“三妹”是我自恋的称呼，现在的我已经活成“许家三姐”。

在小时候的记忆中我叫“三”，知道自己又叫“卧梅“，是一次陪爸爸在单位加班，听到爸爸的同事问爸爸”许师傅，这卧梅“就是一生下来，，你就说又是个丫头的孩子？”原来爸爸不喜欢女孩，或者说更喜欢男孩。原来我的出生是一个巨大的乌龙。

在我前面已经有两个姐姐，妈妈又怀孕了，爸爸说养不起，于是做了流产。结果是个男婴，他们的感受可想而知。第二年有了我，再穷也不敢流产了。所以我到这个世界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又是个Y头”。那时候三姨家有“三”，二舅家有“小三”，姑姑家也有“小三。”我是多么羡慕被叫成“小三”，“小三”常常意味着就是家里的老小。可是我连”三“都不知道啥时候被”老三”取代了，因为后来几年家里又有了老四、老五，连被叫成“三“的一点怜爱也没有了。

我一生下来（我想说精灵古怪，但觉得这么说纯属自恋），大概我的家人只觉得古怪吧。我出生后就一直静静的躺着，饿了也不哭。妈妈估摸着该喂了，才掰开嘴喂一喂。可是长到几岁，又特别爱哭，能从早上哭到中午。于是我又被叫做“老嚎“。再后来我每吃一碗饭，就得给我刷一次碗，不然就大哭。那时候家里常吃的是”糊糊、搅粥“，我只喝糊糊，还说”糊糊不用嚼。“

大姐叫“海燕“，二姐”海平“，我模糊的印象中是自己给自己取了名字叫”海英。在后来的岁月里我越来越不喜欢“许海英“这个名字，记忆中的”三“是那么温馨，于是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许杉“。      

刁蛮三妹

那时候应该还没有老四，过年给我们三个孩子每人做了一件粉色的上衣，大姐、二姐的衣服扣子是粉色的，等到我的衣服粉扣子不够了，我妈就缝上了黑色的扣子。我又哭又闹好像还满地打滚，我妈就去门市部给我买回比姐姐们还好看的红色有机扣子。晚上那扣子在炉火下一闪一闪的，我妈惊呼“着火了。然后我豪横的说”那是爷们的扣子。“

一次我爸带我二姐去出差，没带我，我昏天黑地的哭，那次我哭出了肾炎，还记得后来村里的大人们过来过去的摁我的脑门，看看好了没有。

我家穷的被子不够一人一条，没有老四的时候，我和我妈盖一个被子，有了老四就和我爸盖一个被子，，有了老五就和我二姐盖一个。他们谁惹了我，我都不让他们盖被子。

那时候要饭的特别多，有一次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我家门口要饭。我爸说给他一个玉米饼子，我死活不让。那个人就不走，然后看见我家在从锅里往出盛疙瘩汤，那人就要破门而入再给玉米饼子也不要了。一下子就吓坏了我了，是不是后来给他也盛了疙瘩汤就不记得了。

昨天做了一个咨询，按老师的说法，我最主要的创伤应该在三四岁。现在我52周岁了，愤怒时，还会砸东西（当然是便宜的），各种歇斯底里，确实像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作为家里第三个女儿，已经很受忽略，我比妹妹大三岁半，有了妹妹之后，自然更受忽略。

去大姨家做客

记得我和我妈是从姥姥家去的大姨家，到大姨家需要趟一条很深的河，我妈和我都是被人背过河的。大姨家很整洁，在大姨家我第一次喝到美味的葡萄酒。估计那时我也就三岁多，因为我妈只带了我一个人去。

我一个小孩子在地上玩，听到大姨夫对大姨说，“遭难的时候，没人来；现在又好过了，亲戚们也多了。”我不是很明白，也没有给妈妈学舌，因为他们说这话，我并没有感到他们嫌弃我。

后来我才知道，我大姨夫解放初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20多年，大姨拉扯着大姨父和前妻的孩子，供那孩子念书，给那孩子娶媳妇，苦等20多年，终于等到大姨夫回来。大姨夫是个很能干的人，在坐牢的时候，学会了针灸、裁剪，姨父回来后，他们家的日子就好过了。当时也就是一种感慨吧。可惜我大姨命太苦，没享几年福就走了。我大姨走后，我姨夫每天照以前那样给大姨铺床，直到有一天据说大姨给他托梦，不让他这样才停止。

我丢了五分钱，挨了一顿胖揍

爸爸给我五分钱，不是让我买糖就是打醋。反正我领着妹妹，走到供销社，钱没了。我俩垂头丧气的去找爸爸。爸爸脱了鞋，把我摁在凳子上，一顿揍。长大以后我又提起这件事，妈妈很汗颜，说那会太穷了，太年轻脾气不好。

一个耳光

小时候家里孩子多，爸爸妈妈会打我们，一般是打屁股。生气极了我爸就会脱了鞋，用鞋底子打。我不知道别的地方还会挨打。

大概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也就五、六岁吧，跟着一伙孩子在街上疯跑，这时街上走来一个罗锅女人，孩子们都在喊“罗锅、罗锅”，我不知道那是一个歧视的称呼，也跟着喊。也许是我离她最近，也许是我跑的最慢，也许是我最没眼力见，反正是我被那罗锅女人揪住，狠狠抽了一个耳光。好像我回家后脸上还有指头印，爸爸妈妈也听到了一些风声，问死我我也不说前因后果。

这件事已经过去快五十年了，那记耳光还记忆犹新。那女人留给我最后的印象就是背上那个罗锅。

打架

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有点好吃的，我们几个得先打一架。一次生产队里分回几个香蕉苹果，也不知是咋个过程，苹果没吃，我们几个都先哇哇哭。有时候分一点点水稻，大米饭还没熟，我们几个已经打做一团。我妈就骂我们穷命姜。大概兄弟姐妹太多不患寡而患不均吧。

我的第一个同桌：小四儿

我1978年上小学，是在小北关学校，那时我家在这个关里租房子。我妈给我用碎布缝了一个花书包，连夜把我的外衣洗了，晾干。（我只有一身衣服。）老师排座位了，谁也不愿意和小四一桌，（小四家在我家前院，从小没妈，她姐姐给她们做饭洗衣）小四浑身散发着一股霉味。我就主动和小四一桌，小四虽然比我大一岁，老师讲的东西她常常学不会，我就经常帮助小四儿。

第一次考试

在小北关小学上了大概一个月，县里成立了“城关小学“，从城八关里的学校各个年级选学生。

上班的家长们纷纷询问老师自己的孩子能不能考上？已经记不清当时的情形了，只记得一个家长问的是自己的孩子考不考得上，老师则指着我回答，“她肯定考不上。“那时没有啥成败意识，听了这话也没感觉，该咋玩就咋玩。

为了这场考试，我姐姐们急训了我写自己的名字。某天姐姐们教我妹妹“大、小“两个字，大概我不讨喜，清楚记得她们是在教妹妹，我在旁边记住了。到了考试的日子，有条件的家长亲自送，我们是跟着老师去的，老师家的孩子当时也不知有啥病，老师背着她儿子，领着我们，我好羡慕老师的儿子。

只记得考试语文最后一道题是写十个汉字，我先写上“大小，听到后面小孩在嘟囔，“写上名字”，于是又写了三个字。这场考试就结束了。发榜了，我考上了城关小学一年级。

出走

七八岁的一天我带着妹妹在街上玩，妹妹自己摔倒了，头瞌在一个小石头上，当时就流血了。看着鲜红的血，我吓傻了，在爸妈听到妹妹的哭声跑出来之前，我就逃跑了。实际也没跑远，躲在房后空地的杂草里。大概她们把妹妹的头包好了，发现我不见了，就喊叫着找我，我躲在草丛里不敢答应，更不敢出来，怕她们揍我。最后咋回家的不记得了。

不着调的小学生

我家农村户口落在我姥姥所在的村子里，一入秋就得去那个村等生产队分各种粮食。刚到城关小学我妈就带着老四、老五回村子里了，我爸好像那时候出去学习，家里就有我15岁的大姐、11岁的二姐，我每天回家不写作业，第二天上午怕检查作业，就在家呆半天。如此半日制上学，期末了，语文、数学都40、50多分，老师把我的卷子扔下讲台，我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很坦然的捡起卷子，把家长通知书拿回家，我爸看着我的成绩，说：“老师说成绩较好，那就是还可以努力一点。”

第二年春天，我妈一直在家，我晚上还是不写作业，然后让我妈订一个早晨四、五点的闹钟，我妈舍不得叫我，自然作业写不上，我大哭大闹着不上学，每次都是我二姐帮我写完作业，我才去上学。旷课少了，我顺利升入二年级。二年级不知道哪根筋搭上了，每天我都会在家晨读一会儿。晚上作业还是缺斤短两。等到期末，我居然考了199（数学100，语文99），老师特别惊诧，说这个蔫不拉几的孩子，居然考得这么好。

接下来的三年我被公认为班里最聪明的女生。

我妈在我小升初前夕，去求大仙给我算命，大仙说我考不上，我妈不知究竟出于哪种心理，原话告诉我。我好像哭了一场。考试前一天小学老师领我们看了考场，考试那天和平时一样，自己背着书包就去了。我真佩服我那时的心理素质，大仙的诅咒一点没影响我。成绩出来了，我居然很靠前，具体前到全县多少名不知道了，反正我三姨家的三说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我整个学生生涯都活在大仙的诅咒之中。真不知道我这八字哪别扭着呢。中考、高考我妈每次去算，从来没有另外一个答案。

我想唱歌我不敢唱

我小的时候，县里还没有幼儿园，即使有，我家也上不起。那时条件好的孩子都有奶娘，我家是直接把六岁的我和三岁的妹妹锁在家里。爸爸妈妈疲于奔命的养活五个孩子，压根没时间陪着孩子玩。在城关小学，第一节音乐课，老师弹风琴唱歌，让学生们拍手。犀利的老师一眼像发现稀有动物似的把我揪出来，“大家看看连拍手都不会的孩子。”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弱智。从那以后我确实成了弱智，唱歌再也没有张开过嘴。连带着体育和美术再也没及过格。

也许我和这个老师的缘分太深了，上初中之后，这个老师又跟到初中教我。中考结束后，我本来没那么排斥中专，大多数同学为了提高录取的几率，还会加试音体美，报上中师。就是因为这个加试，我毅然选择了逃避，上了高中。

我那个音乐老师很漂亮，至少在那个年代，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她美。

成年之后的我，去卡拉OK 依然会呆若木鸡。

雨中

也就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傍晚放学突然下起了大雨，老师让同学们在教室里等家长来接。“不会有人来接我的，”我喊叫着冲进雨中，落汤鸡似的回到家，偏偏爸爸说妈妈已经去接我了。百年不遇的一次，还让我的执拗给错过了，为此我又哭了一场。

        那天我丢了钥匙，摔了弟弟

那年还没有包产到户，每到秋天我妈就得回村里等着生产队分粮食。于是照顾妹妹、弟弟的事就是放秋假的我了。我大概不到十岁吧，我背着弟弟，领着妹妹，有时候爸爸单位领导管的不太紧时，会去他单位，这样爸爸干活的空隙也可以帮我一点。总去，领导会说，我仨大部分时间还是踯躅在大街上。一天，天阴沉沉的，我仨急急往回走，我背上的弟弟睡着了，软软的，总往下滑，我怕他掉下来，于是就往上一颠，想把他往上弄弄，结果用力过猛，他直接从我头上飞出去了，摔在地上，捡起来，头上磕了一个大血包。我仨哭做一团，大概走到我家大门口时，我发现自己身上没有钥匙，五六岁的妹妹跑去找爸爸，爸爸回来后发现钥匙就插在门上。

受惊的马

一个亲戚开拖拉机来我家走亲戚，我把弟弟放在驾驶座上玩，不知道为啥远处有一匹受惊的马飞奔而来，惊恐之下，我拔腿就跑，，也就刚转身，想起还坐在驾驶座上的弟弟，转过来揪起他又开始跑。

打官司

原以为刻骨铭心的一些事，现在有些想不起到底是哪年。1980或1981，我家终于借钱买了三间西房，这个院子还有北房和东房，原是兄弟三个，分别转卖给了三家。西房后有一大块空地，有一部分同时写在了我家和东房的房契上，于是我家和东屋那家开始为这块地的归属打官司。

官司从县打到市又打到省，我家还是输了。

前几天提起这件事，我突然特别不解，为啥不找房主退钱，同是受害者，我们俩家掐的啥。也许房主是坐地户，惹不起吧。

说起过去，我突然意识到在骨髓深处全是这些悲情故事，我们兄弟姐妹是咋熬到现在的呢？

原来悲情之外的还有温情。可能是为了奔跑，刻意保留了这些伤痛吧。

过年

过年了，我妈和我爸会把平时买回来的布头、布，都拾掇出来，给我们每个人对付一身新外套。如果我们的棉衣服太脏了，他们就等我们脱下来睡觉的时候，连夜拆洗，用做饭的铁锅把衣服烙干，连夜再缝上。还把穿破的袜子剪开，给缝在袖口上。别的小孩一冬天袖口油亮油亮的，我们的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

过年的时候还会托人去买那个中腰窝的猪肉，炼油，用油渣包饺子。再摊小山似的一堆煎饼，煎饼上抹点猪油特别好吃。买一包五百响的小红鞭炮，解开每个孩子能分100个。我爸用铁丝、秫秸给我们每个人糊一个灯笼，晚上打着灯笼去串门。最妙的是有一年我爸整出了一个转灯，一点上蜡，大概是灯笼里热，那个灯就转。灯笼上贴着孙悟空、白骨精之类的图片，也跟着转，院子里的孩子们围着看。

编外小学生

 这些是我大姐讲给我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的大姐比我大八岁，那时候小学五年制，我和她一起去上小学能有几岁呢？两岁、三岁？我大姐说那会同学们都带着弟弟、妹妹去上学，她就带着我去上学。大概是一节课有点长，我就在课堂上睡着了，她后面的男生就揪我的头发，让我保持一个良好的听课状态。

铅笔

都记不清是哪种场景了，我妈从供销社给我买了一只粉红色的铅笔，我好喜欢。我也好喜欢那个供销社。

讲故事

有时候奶奶会来我家住上一段时间。我奶奶的爸爸是私塾先生，所以我奶奶认得一些字。一到晚上我们会缠着奶奶讲故事，心地善良的狐狸精之类的，可能是“聊斋上的故事吧。“

烤土豆

爸爸单位印刷厂，需要定期把橡胶的滚子重新融化了，浇注一遍。这样，需要好多火。赶到这天，我们会估摸着快结束了，带几个红薯或土豆，让爸爸给埋进余火里，过上半个小时就可以吃上美味的烤红薯或土豆了。

午饭

无论冬夏爸爸中午只休息一个半小时，他会匆匆赶回来，给我们几个做饭，清楚的记得爸爸一边腌洋白菜，一边说他们单位食堂师傅说“你打铃我搁盐“意思是盐放的早了，菜就显少了。

懒老婆、小车

爸爸单位有电动的砂轮，爸爸干完活，会找个木头疙瘩，给我们磨懒老婆，（现在大概叫陀螺）。有一次还磨了四个轱辘，中间打孔，给我们做小车，可以拉着跑。那会的冬天比现在冷，好像还做过冰车。好像也去大车店找废旧内胎给我做过皮筋。

偷吃的馋猫

 我们常吃的饭是搅粥、糊糊，我妈会买一些鸡蛋，我弟弟吃，这个不敢偷吃，太明显了。我妈也会买一斤特别粗糙的全麦饼干或精致一点的蛋黄饼干，有时候藏在柜子里，有时候放在像镜子后面，无论她藏在哪里我都能找到，偷一点点吃。比较好偷到的是我妈托铁路上的亲戚用粮票从北京捎回来的10斤一代的动物饼干。这个不会藏得太好，有时侯我们生病了，会给我们吃一点。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二姐在炕上立树，落下来的时候正好砸在一个玻璃瓶子上，腿上划了了个大口子，大概还缝了针，那天中午，她吃的就是小米米汤泡这种动物饼干。

偶尔赶上我妈心情好，冬天的晚上用白面给我们熬点稀糊糊，加点红糖，我妈说是“茶汤。”

好吃的羊杂碎

冬天我妈打听着副食品公司要卖羊肉，早早的去等着用一元买一套羊杂，拎到河里去洗干净，回家煮好了，挂在一个篮子里，能吃好长时间。

新衣服

那时我们租房子的院子是个里外院。里院只有一户人家，那家男主人是民政局局长，女主人是被服社的工人，我们叫她“张伯伯。他家有三个儿子。特别想要个女儿。看上了我家老四。我记得我爸和我妈天天晚上商量，要是老四给了她们家，就是非农业了，将来可以安排工作，不用种地了。终究是舍不得。后来我妈怀了了老五，他家就说这回要还是女孩，一生下来就抱走。听到接生的医生说是小子，那家好失望。隔了几天，张伯伯送来几尺的确梁布。那块布暗红色，带着点黑色的竖道。我妈看了看那块布正好可以给我缝个褂子。过几天我穿着新衣服出门，张伯伯见了说“给老五的布，你妈给你穿了。“

看电影

部队经常放电影，演电影的日子，我们拿着小板凳去一个叫“土塘弯“的地方看。还有县电影院有个看门的是我们家的个啥亲戚，我们也去蹭过电影。82年我大姐中专毕业上班了，我们几个经常花几角钱买票看电影。

轧手套

我妈和我爸经常从被服社领回几百只裁好的手套布，大概是修路、采矿的工人戴的。需要先把几块布放在一起密密实实的轧上几道，然后再缝合，再翻过来，把手指头一个一个的弄出来。一副手套几分钱不记得了，只记得我们小孩子开始是负责翻轧好的手套，后来我也可以把那几块布轧上直线，据说我们那几年的粮食款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有一次我轧直线，也不知太困了，还是咋回事，缝纫机的针，穿透了我右手食指的指甲。也不敢说，自己偷偷包几天，就好了。

哥哥

 我这里说的三个哥哥是我三姨家的，那时候我三姨、我三姨父都在乡下工作，我三个姨哥就住在我家。我最小的三哥也比我大十三岁，我只记得我大哥给我们买铅笔盒和香橡皮，还有带橡皮的铅笔；我二哥弄个小相机，给我们照相，他自己还会洗相片。

在大妗子家

一次收完秋，我想在我大妗子家住几天。

那是个秋天，农村各种菜很多，也许他们家只有仨孩子，大舅又是个很好的泥瓦匠。那时我大表哥已经结婚另过，二表哥在部队当兵，我表姐也不再上学了，他家日子比我家好过。

我大妗子做的饭比我妈做的好吃多了。我妗子用猪油熬的葫芦，（葫芦刮去皮，和西胡一样好吃）用黄米面烙糕饼，还把榆树皮磨得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擀的面条。有一天野鸽子在他家屋檐下做了个窝，半夜我大舅把鸽子抓了，第二天加点黄豆、萝卜炖了吃。

送饭

应该是一年秋天，我妈大概又带着老五去等生产队分粮食，反正家里就我爸，我妹和我。这天我爸加班，我就在家里熬了小米粥，把玉米饼子切碎炒了炒，米粥熬的太稠了，给爸爸放在饭缸后就没剩多少，于是勒令妹妹少吃点，我俩就给爸爸送饭去了。

生日吃饺子

阴历7月20是我的生日，有一年我生日，大概我妈还在我姥姥家带着老五等着收秋。我大姐大概是买了个白萝卜，剁碎了，搁点猪油，包了一顿饺子，至今我还记得特别香。

姑奶奶

穷在闹市无人问。我们家常来的亲戚，都是村里到县城看病，住不起旅馆的，有一天我们家来了个和蔼的老太太，我姑奶奶。我姑奶奶来我家时，我正点着一堆纸条，用一个铁勺子给弟弟煎鸡蛋，我姑奶奶见了吓坏了，生怕把房子点着了。姑奶奶这次来一是看看爸爸，二是看看他姑。姑奶奶特别好，给我们买一种蜡质的小鱼，能在水里浮起来。

小老师

我大概上五年级的时候，我三姨从乡下调回来筹建我们县城第一所幼儿园。有几天老师不够，我就去当了几天小老师，还记得有个孩子过了放学时间家长也不来接，我就把他送回家。

蒸包子

我上初中，一年秋假，我在家蒸包子，那时我咋也学不会捏褶子。一锅包子让我捏的目不忍睹。正好我二姐同学在我家吃饭，我二姐说，如果闭着眼睛吃，还是很好吃的。那个姐姐也没嫌弃我的包子。我好高兴。

烙饼

初学烙饼，我爸和我说“三翻六转”烙饼就熟了，我的饼，三翻六转之后变成手抓饼了。

变性

变性不是指的我从女孩子变成了男孩子，而是上初中之后我发现我和城关小学的大部分同学不一样。他们大多是非农业，将来国家会给分配工作。而我和从乡下考来的同学一样，我们必须鲤鱼跳龙门，考上中专或大学才能农转非。我学习开始走点心了，语文开始积累好词好句，数学还买了一本数学竞赛的辅导书，英语每课都熟读并背诵。我们初中班出名的乱，把老师气得哭着跑出去是常事。晚自习班主任一不看着就像开了锅似的，我常常跑到路灯底下看书。

家里依旧家徒四壁，捉襟见肘。我不再为一件衣服比姐妹们差一点，或者哪餐我妈偷着给谁煮了个鸡蛋而大哭大闹。吃饭时，端上来的干粮有玉米面饼子和馒头时，只要我妈不主动说我可以吃一个馒头，我就主动吃那个玉米饼子，吃完了接着去学习。

一直以为刻苦铭心的东西，留下来的只有这些碎片。

这些也是看了《我本芬芳》之后，忽然想写曾有过这么一个女孩，假小子，她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她有那么一点小聪明，也有那么一点缺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