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恐怕是鲁迅最为人熟知的小说了，是读书时候的必读书目，还有必须背诵的“帽子”——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

很多人对这个说法有异议，因为在时间上来说，这篇小说并不是“第一”；而在内容上，《红楼梦》等四大名著也很“白话”。

这个帽子有三个元素：第一、白话、现代。

“第一”是在文学史上说的，指受到人们注意的“第一”，并非时间意义上的第一。也就是说即使有人在这篇小说之前写作了现代白话文小说，但并没有在文坛上产生影响，也并不能算“第一”。

虽然鲁迅当初是应好友钱玄同的邀请，抱着和几个人醒来的人“毁坏铁屋子”的希望所做的尝试。

但这篇小说的价值超越了当时的现实需要，也超越了时间上的意义。

时间上的“第一”并不是评价作品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一个重要标准，就像人们公认唐诗是古诗的巅峰，就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评价的。

抛开时间意义，《狂人日记》本身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现代小说。语言的运用自不必说，单纯说它的现代性，就超越了大多数同时代小说了。

“现代性”是一个太大的话题，仅从文学角度，可以笼统地说古代小说是以情节为核心，而现代小说则是以人物为核心。《狂人日记》有着诸多“现代”小说的元素。

01 叙事

《狂人日记》开篇有一段文言文序言，写序言的“我”和日记正文的“我”是两个叙事者。

序言说的是“我”（余）以为朋友病了，前来探望，才知道病的人是朋友的弟弟。朋友于是给“我”看他弟弟病中写的日记，也就是这本《狂人日记》。

序是从一个旁观者⻆度看待狂人，同时交代了狂人的结局：早愈。也就是说日记里的狂人，如今“病”好了，并不“狂”了。

这个序拉开了两个视⻆的距离，在这之后的白话日记部分，才是狂人的视角。

在世界文学范围内，20世纪的小说与以往相比有很多不同点，叙事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说传统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叙事，叙事更具确定性；现代小说则更多采用多⻆度叙事，叙事也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没有哪个视⻆是“绝对”的，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需要读者自行拼凑，理解，领会。

如福克纳《喧嚣与骚动》，几个故事的主⻆轮番出场，而每一个叙事都提供了故事的一角。

而更晚近的《我的名字叫红》，居然是由一个“死人"的叙述开头的。

《狂人日记》从情节上来讲，开头的序可有可无，但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作用。

“我”看这本日记，就像医生看病历；而日记则是狂人的心路记叙，这就提供了双重视角。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任何一个叙述者都有自己的⻆度，同一个故事，叙述者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版本。

从读者⻆度看，那些不掺杂主观“说教”“辩护”的视⻆是相对可靠的，这也是“白痴”⻆色的意义。

白痴的视⻆虽然是片段、碎片的呈现，但却因为没有主观的过滤而更“真实”还原了故事发生的当下，反而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狂人日记》也是如此，人们虽然先接触的是“正常”的“我”(余)的文字，但读到最后无一例外都会同情狂人，带入、认同的都是狂人的视⻆。

这种同情靠作者的笔强行煽情、引导是无效的。英国畅销作家尼尔·盖曼在写作大师课上分享过他写作的秘诀就是真诚。作家要隐藏自己，还是真实地展示自己，读者是都明白的。

作者对笔下人物的同情不是由人物自己说出来，而是体现在行文之中的“真诚”，正是作者的“真诚”，让人们选择更能带入的视⻆。

02 结构

《狂人日记》的双重视角提供了一个文言文/白话文，我/狂人的二元结构。

借用福柯《疯癫与文明》里的说法，原本“疯癫”是一个普通现象，并非与文明对立。但随着理性的兴起，“文明”开始排斥“疯癫”，关闭了与“疯癫”的对话，此后，“疯癫”才被视为一种精神疾病。

序中的“余”以及其他人，都代表了文明，所用的文言文也正是当时“文明”的载体。日记中的“我”，则是疯癫的表征，白话文也暗含了“文明”(文言文)对疯癫(白话文)的排斥与压制。

封建时代日常讲话虽然并不是文言文，就像《红楼梦》里面的人物说话都不难懂。

但落在纸面则是文言文的天下，稍微正式一点的文字都是文言文写成的。

“识字”“有文化”，能读懂文言文，是“人上人”特权。人们被分成了两个世界， 正如小说里的二元结构。读者带入狂人视⻆恰恰是因为现实中大多数普通人都是“狂人”，是被“人上人”“吃”（剥削）还被嘲笑为“没有文化”的人。

这些人并不是都有机会“发狂”而觉得“精神分外爽快”，更多的是被压迫而不自知。

《祝福》里的祥林嫂，花掉毕生积蓄不是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用来买⻔槛给自己“赎罪”。可是之后依然被主顾嫌弃。这就是在“老爷们”眼里“狂人”的地位。

因此当人们读到狂人对着千年压迫的“文化”总结出“吃人”二字， 才会有如此强烈的代入感。

03 内涵 

《狂人日记》的视⻆与结构让这部小说有着多层次的内涵，课本里强调的反封建，新文化运动等层面的意义自不必说。除此之外，还有更深一层意义。

在序里，“余”提到了“狂人”现在“早愈，赴某地候补”。也就是说，“狂人”并不像阿Q的结局那样被杀了，而是“好”了。

“狂人”不“狂”了，回归了“文明”，变成了“正常人”。这才是这部小说最深层次的批判/忧虑。

如果把历史看成一部超级⻓的电视剧，会发现里面的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清末的汪精卫绝对是正面人物，而他后来的转变人尽皆知。

文人也不例外，20世纪初周作人还和哥哥鲁迅站在一起批判当局，同情革命，在日军侵华后却当了汉奸。

正文里的“我”（狂人），年岁渐长就变成了序言中的“余”。二者是同一个“我”的不同阶段。

联想起鲁迅那时的环境与周围人的变化，小说中的“余”和“我”未必不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警醒，或者说对所有人的警示。

一个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是“狂人”，看透了吃人的社会，发出了觉醒的呐喊，然而人到中年，要么麻木，要么“上位”成了“吃人”的既得利益者。年轻时的呐喊会变成彷徨，甚至是否定，成为自己当初批判的那类人。

“狂人”回归了他曾经批判的“吃人”的社会，成为了“吃人的人”中的一员，并不是那个时代独有的现象，这也是最深刻而无奈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