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易笔谈】之四经文是标准
内容提要：本文是针对形形色色曲解和否定周易的观点而提出的。一部几千字的周易，众说纷纭，真假难辨，有感于此，笔者提出了一个辨别真假的标准，就是看能否正确解释经文。能否正确解释经文，是辨别一切易学著作其中也包括易传的价值的标准。
自周易诞生垂数千年，研究和解说它的书籍据说不下数千种，单是《四库全书》易部类，包括已收未收书就有四百八十四部。近年来，易学大兴，人气正旺，专著文章，可谓连篇累牍,汗牛充栋。更有把易经变成“产业”者，兴办“中心”、“公司”，广聚门徒，兜售“秘籍”，或求名，或谋利。别的不说，单从这一点来看，易经确实是一部奇书。纵观历史，上自达官贵人、耆宿鸿儒，下到贩夫走卒、顽徒瞽叟，还有那治国的明君，乱世的枭雄，山中的高士，江湖上的郎中，直弄得“泰斗”满天，“大师”遍地，焉知有多少人已经或正在为它折腰呢？易坛繁荣，固然是一件大大的好事，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不能不看到混乱的一面，正所谓大江东去，泥沙俱下，沉渣泛起，鱼龙混杂。这就象伴随着市场繁荣，也出现了假冒伪劣盛行、坑蒙拐骗猖獗一样。对付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可以用行政手段，可以让消费者投诉；对付易坛上的假冒伪劣，又该用什么办法呢？行政干预恐怕是不行的，终归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况且易坛也不完全同于市场，市场上的造假者，大多是成心，而易坛上的“造假者”，大多是“诚心”。所谓诚心，就是说不是故意，谁都知道易经难解，人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出现失误或失足，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没有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前赴后继、坚持不懈的努力，易经怎么能演变成一门庞大的易学？易学怎么能又有今天的繁荣局面？先哲及今贤们的求索精神，是值得后人们的敬佩的。如果是真诚的求索，即便有所失误，那也是情有可原，孔夫子“韦编三绝”，到了也没弄懂周易，坦言自己没有“闻道”，谁又能为此责怪夫子呢？
但是，在真理问题上，诚心是一码事，谬误又是另一码事，诚心未必不出谬误。易经研究了几千年，到现在人们对卦辞和爻辞的理解真正取得共识的没有几条，这就足以说明这里有真有假，有的是成心造假，有的是诚心造假，成心造假可鄙，诚心造假可悲，造了假还自以为真，以至于真假难辨。有感于此，笔者提出了一个辨别真假的标准，就是看能否正确解释经文。能否正确解释经文，是辨别一切易学著作其中也包括易传的价值的标准。不知道这个标准能否得到易学同仁的认可。
其实在易学史上，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以正确解释经文为标准的，象数派的集大成者虞翻说经文无一言离象，他不是在试图以象来解释经文的吗？义理派的代表人物王弼认为靠象数解释不通经文，才来了个“扫象”的吗？可见以经文为标准，原是易学史上的一个主流，现在提出以经文为标准，也没有什么新意。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当代不说占主导地位，至少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的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经文“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筮书”之说，当然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既然是部算命占卦的卜筮书，那就没有什么深奥的哲理可言，而作为解经之作的易传，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著作。这就好比“经”不过是一堆粪土，而“传”则是生长在这粪土上的鲜花。用粪土作标准，怎么能够评判鲜花的美丑呢？其实即便是粪土，我们也需把它化验一下，看它包含一些什么成分，问它何以能生长出那样美的鲜花？这种重传轻经的观点，事实上就是否认把经文作为标准。这种观点如果出自古人，那也没什么奇怪，问题是出自一些当代的号称懂得马克思的人之口，这就不能不特别关注了。他们以为在那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人们不可能有多高的智慧，所以经文不过是一些巫辞妄语。诚然，马克思是赞同进化的，赞同发展的，但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的，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在论证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并不否认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比如他在谈到古希腊雕塑时就说这是“空前绝后”。列宁认为黑格尔把哲学史比做圆圈，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把“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列为辩证法的要素之一。我们不能凭想当然就认定远古的东西一定就是落后的东西，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唐诗是一千几百年前的东西了，试问在这一千几百年的时间里，又有几人的诗作超过了李杜？当然鄙人也不是尚古派，以为越古的东西一定越好，只是说应当实事求是，易经是个甚么东西，就把它看成是个甚么东西，不宜先大胆的做个结论，然后再去小心地求证。
重传轻经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经文中没有提出最具一般意义的哲学概念，最多也就是包含了一些辨证法的因素，诸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之类。如果以有没有提出概念为标准来衡量易经，那么很自然地会得出上述结论。但是，以概念为标准来判断是不是哲学就是绝对正确的吗？诚然，以概念为基本质料的哲学，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极大方便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固不待言的。但是就哲学的本来的意义讲，它不过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马克思也称之为“武器”。既然是工具，是武器，那么不以概念为质料，而以模型为工具，同样也认识世界，也改造世界，难道这就不能叫哲学吗？西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就是以有没有提出最具一般意义的概念为标准，来看待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古代大概只有老子才算得上个哲学家，因为他提出了“道”这个概念。而作为“圣人”的孔子充其量不过是个“说教者”。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也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观点，用这种观点或方法来整理或梳理中国哲学，这样就把易经排除在哲学的殿堂之外。笔者无意否定以概念为基本质料的哲学（这种形式的哲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也不是谁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并且认为今天我们如果不以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为武器就不能破解易经之谜。但是如果非要把以概念为质料的哲学和以模型为工具的易经作个比较的话，那么以模型为工具的易经较比以概念为质料的一般哲学，在反映世界方面，要更完整，更充实，特别是更直观，在这个模型面前，任何概念，哪怕是正确的概念，也都显得零碎、苍白、晦涩，甚至是多余的了。有鉴于此，笔者在《周易是一个严谨的体系》一文中谈到：周易无疑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哲学，更可能是一种未来的哲学，一种不仅能够概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而且能够综合科学和艺术，融会情感和理智，包纳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达真善美境界的更高级的哲学。模型法曾经和正在广泛应用于多种学科，为什么就不可以应用于哲学呢？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时，曾经有过建立模型的设想和愿望，只是囿于当时的条件，不得已使用了抽象的概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以信息为代表的科技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人们正朝着建立经济模型的方向努力，哲学的模型化难道就没有可能吗？
以上谈得有些远了，还是回头谈我们的标准吧。为什么要把能否正确解释经文作为标准呢？这是因为在周易诸多组成部分中，唯有经文是我们可以和作易者心灵沟通和交汇的桥梁，经文中的文字虽然古老，但除了极少数生僻字以外，绝大多数文字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所言器物事件等基本上也能会意，这就是说经文还活着。透过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卦体（模型），看到卦体诸爻是根据什么发生运动和变化，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变化，这种运动和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等等，那时我们就会发现经文不是巫辞妄语，而是对卦爻运动和变化所作的准确而精当的描绘。周易其它组成部分也极为重要，如卦符、爻序、卦序等，但这些都要靠经文的提示才能链接弄懂。没有经文，卦符就成了一堆没有生机的、彼此毫不相干的“干柴火棍”，是经文让这些“干柴火棍”变成了活生生的万能的长青大树，变成了腾飞在世界东方的一条巨龙。所以要以正确解释经文为标准。
但是，对经文的解释，什么叫正确，什么叫不正确呢？这个问题也是很难回答和把握的。笔者以为判断对经文的解释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要顺理成章，不自相矛盾；二是要联系卦体，联系卦爻的运动与变化。比如“元”字，有的人解释为“始”，有的人解释为“大”，高亨先生以为“以元吉为大吉，是也。”其实经文中有“大”字，有的地方就直言“大吉”，如萃四升初等，没有必要再“以元吉为大吉”。如果以元吉为大吉，就无法揭示卦与卦之间的内在联系。再比如“亨”字，有的人解释为“通”，有的人解释为“享”，高亨先生以为“亨即享祀之享”，其实经文中也有“享”字，如损卦辞“二簋可用享”，没有必要一会儿用亨，一会儿用享，解亨为享实乃不亨之至。像这样的解释就不是顺理成章，而是自相矛盾。有的辞句单从字义上很难分辨，比如，“见龙在田”之见字，有的人解释为求见或看见之见，有的解释为出现之现，经文中没有现字，见现古时通假，那么到底解释为见对呢？还是解释为现对呢？这就只能联系卦体，如果问屯卦中的两个阳爻来自何方？想到这两个阳爻正是乾卦的两个“大人”所变，那么把见字解释为出现就是正确的。至于乾卦为什么在二五这两个爻位上容易出现强大的人物，这只有在我们弄清真实的卦体和易道后才会明白。所以，离开了卦体和易道，单在经文内兜圈子也是不行的。
如同市场上的交易需要度量衡、竞技场上的比赛需要裁判一样，易坛上的讨论也需要有一个能为多数人认可的标准。有标准同没标准是不一样的，有了标准，那些诚心治易的人们，就可以静下心来，彼此切磋，共同探讨，取他人之长，克己之短，以期使易经之谜，早日大白于天下。而那些成心造假者，那些滥竽充数者，那些根本不识易经为何物的“泰斗”、“大师”们，或许能退避三舍，与其自欺欺人，不如去干点别的什么。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易坛上将是一片混乱，真假不分，是非难辨，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以经文为标准，只是为了弄清周易的本来面目，至于周易是不是个体系，尤其是能不能当成未来的哲学，那就需要用历史、用科学、用实践作标准去进行检验了。
【学易笔谈】之十一“不三不四”——爻的阴阳之判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阴爻与阳爻区分判定的根据，即在一般情况下，如果爻内所含天数不超过三个，或者地数不少于六个，那么这个爻就是阴爻；反之就是阳爻。所以阴阳爻的分界点在天数三四之间，或者在地数五六之间。这就是系辞上所说的“叁伍以变，错综其数”。
我们已经知道了爻的数构成，即爻不论阴阳，每个爻在特定的时间内都是九个数，其中或者天数为九，或者地数为九，更多的是天地数混杂，但总数则是九个，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概莫能外。还知道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天数的量相当于一个半地数的量。现在我们可以讨论阴阳爻是根据什么确定或区分的了。
粗浅的理解是，在一个爻中，谁的数多，谁就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天数为五，地数就是四，“天”就占了主导地位：如果地数为五，则天数就是四，“地”就应该占主导地位。但是爻的阴阳区分，既不是依据数的奇偶，也不是依据爻内所含天数和地数的多少，而是依据的量。如果我们确定一个天数的量相当于一个半地数的量，并且规定一个天数的量为一，那么，四个天数的量就等于六个地数的量，这个量超过了五个地数的量，如果是三个天数，其量相当于四点五个地数的量，这个量要小于六个地数的量。依据谁的量大谁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则，那么在一个爻内，当着天数为三的时候，“地”还占着主导地位：而当天数达到四个的时候，“天”便占了主导地位。假定把“天”占主导地位的爻规定为阳爻，把“地”占主导地位的爻规定为阴爻，那么阴阳爻的分界线便在天数三与四之间，或者在地数五与六之间。这才真正是爻变的“度”。含有天数三四或者地数五六的爻才是真正的“变爻”（即临变的爻）。其它天数少于三个（也就是地数多于六个）的自然都是阴爻；天数多于四个（也就是地数少于五个）的爻自然都是阳爻。这样在十种组合中，就有六种是阳爻，四种是阴爻。两相比较，又是一个“三天两地”。
一般情况下，分辨出阳爻与阴爻也就何以了，因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爻。但是从量的角度考虑，仅仅把爻分成两类是不够的。因为同是阳爻，其量未必相等；同是阴爻，其量也未必相等。我们试从量上做个比较，如下表：
天数 012345678 9
地数 987654321 0
量 9 9.5 10 10.5 11 11.5 12 12.5 13 13.5
上面的量值是在规定天数和地数的量比为一比一点五、并且以一个地数的量为一的情况下得出的。不难看出，一个临变的阴爻（即天三地六），其量值为十点五；一个临变的阳爻（天四地五），其量值为十一，两者在量上的差别仅为零点五。而一个纯由天数构成的阳爻，其量值为十三点五，它和一个临变的阳爻之间的差别，要远远大于一个临变的阳爻同一个临变的阴爻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前者是后者的五倍。认识这种情况极为重要。我们说过，卦爻运行当中的诸多矛盾，往往不是来自阴阳之间，倒是来自阳爻与阳爻或阴爻与阴爻之间，多少易学家们对经文中无阴阳二字感到困惑不解，原来原因就在这里。一般说来，“阳刚阴柔”是正确的，这是因为阳爻的量再小，也要大过量最大的阴爻。但是同是阳爻或者同是阴爻，也有一个刚柔的差别。正是这个差别推动了爻的量变，而阴阳则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质变。
关于阳爻与阴爻的界限或者说度，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表述。仍然是以天数和地数的比值为一比一点五，但以一个天数的量为一，如下表：
天数012345678 9
地数987654321 0
量 6 6.1/3 6.2/3 7 7.1/3 7.2/3 8 8.1/3 8.2/3 9
从上表可以看出，“九”和“六”曾经被看作是爻变的临界点或者是临变的爻，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是两种最稳定的爻，一个是最稳定的也是最强大的阳爻，另一个是最稳定也是最柔弱的阴爻，当然这只是从量上考虑。在卦爻的实际运行中，天时地利人和的作用要远胜于此。如果说这对把守爻门的“二鬼”在易数中有什么价值的话，这才真正是它们的价值所在。九六相较，还是一个“三天两地”。
关于爻变的临界点，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也许更清楚一些。仍然是以天数和地数的比值为一比一点五，以一个天数的量为一，但把天数和地数的量看成是方向刚好相反的两种矢量，那么其结果如下表：
天数012345678 9
地数987654321 0
量 -6-4.1/3-2.2/3 -1 2/3 2.1/3 4 5.2/3 7.1/3 9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量的负一和三分之二之间，也就是在天数三四之间,或者说是在地数五六之间,依稀有一个零的存在,这就是那个“阴阳界”，或者说有个“黄金分割线”，这个分割线不在两端，也不在正中，而是有一点偏斜。打个比方说，这个零好比爻门的“门缝”，而九六则是两个“门框”或蹲在门框前的两个石墩。多少人放着门缝不走，却偏要去撞门框或石墩，想拦都拦不住，那又有甚么办法呢？关于爻变（阴阳互变）的临界点或度，这在系辞传中也是有表述的，这就是“叁伍以变，错综其数”。叁即天数三，伍即地数五。当着天数超过三个，阴爻就会变成阳爻；当着地数超过五个，阳爻就会变成阴爻。惜乎千百年来，人们错把“叁”理解为参加的“参”，把“伍”说成是队伍的“伍”，从而把这句极重要的话给湮没了。
被易学家们忽略了的东西，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流传，有些变成了俗语、俚语或成语，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它们所包含的真理，比某些易学家们不知高出多少倍。比如“不三不四”这句话，据成语辞典解释是“不象这也不象那，不象样子。与不伦不类意思相似。指不正派或不规范”。为什么不三不四就是不象样子呢？原来在天数三四之间有一个“阴阳界”，不三不四就象是刁德一的态度：不阴不阳。
再如“四六不成材”。为什么四六不成材呢？原来天四是阳爻的起点，地六是阴爻的起点。当然也可以说天四是阴爻的终点，地六是阳爻的终点。无论是起点或者终点，都不堪重用，好比一个是新生的树苗，另一个是行将腐烂的朽木，当然是不能成材了。
与四六不成材相关联的还有一句叫“四六不懂”，何谓四六不懂呢？原来四六也同三五一样，可以看成是爻变（阴阳互变）的临界点或度，倘不懂得爻变的度而妄谈阴阳，岂非是四六不懂？我们把这句俗语奉赠给那些号称“精通九六变化”的“大师”、“泰斗”们，奉赠给那些“心中无数”却又热衷于在易坛上说三道四、插科打诨的人们，不是很合适吗？
到此为止，关于爻内部数的构成情况可以算说完了，但又不能算最后说完。因为上面讨论爻数是在两个前提条件之下，一个是在排除外界干扰、孤立地考察一个爻；另一个是规定天数和地数的量比为一比一点五，假如改变一下前提条件，那么爻数的情况也许会更复杂一些，这在后面我们还会继续讨论。
【学易笔谈】之十八八卦的总和是一个特定的卦体
内容提要：本文以为，八卦（三爻卦）不是独立的实体，六爻卦也不是两个三爻卦的重叠，八卦的总合才是一个特定的卦体。所谓八卦，不过是特定的球形卦体上的八个部位，它们是数的“编组站”、“交换平台”，是“枢纽”，是相邻三个爻共有的“国门”。
在传统易学中，八卦的地位十分显赫，显赫到八卦几乎成了易经的同义语。所谓“乾三连，坤六断”之类的说教，不仅充斥于易学“启蒙读本”，就连高深的易学专著也不乏这样的词句。前文谈到，从河图上不能直接引申出八卦（三爻卦），退一步讲，就算是引出八卦，对八卦赋予卦象，赋予方位与时间，也不能顺理成章地解释卦辞和爻辞。从十翼中的《彖》、《象》、《说卦传》到后世无数人的探索，早已证明用八卦取象的办法无助于经文的解释，只会陷于自相矛盾和混乱。那么用两个三爻卦重合为一个六爻卦的办法呢？我们说也不行，无数覆辙的“前车”，也早已证明这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前文也谈到，六爻卦的卦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容不得肢解，不用说增减一个爻，就是增减一个数也不行，当然也就不是靠“积累”或“重合”才得到的。如此说来，八卦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难道古人说的圣人“因河图而画八卦”竟是一些无稽之谈吗？也不尽然。如果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八卦，也许会发现八卦真正的价值所在。
关于三爻卦同六爻卦的关系，三先六后，或者说是先有了三爻卦，而后再重叠为六爻卦，这似乎已成定论，但也有人认为六爻卦本来就有，未必由三爻卦重叠而成（详情可参看张立文先生的《帛书周易注译》）。笔者的看法是，这里首先有一个对八卦的理解问题，即八卦是什么？如果把八卦理解为是一个实体，一个独立存在的卦体，不仅有卦象，而且能表示方位与时间（易学家们差不多都是这样理解的），那么这样的八卦，就只能是六爻卦的抽象物，而且是毫无意义的抽象物，是对卦体极残忍的“腰斩”。如果理解为六爻之网的“网结”，是枢纽、通衢，是数的编组站、交换平台，那么八卦的意义就不可低估。至于六爻卦同八卦孰先孰后的问题也就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它们无所谓先后，好比一个正方体，论面是六个，论角是八个，面和角有先后的问题吗？三爻卦作为卦体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这也好比正方体切下一个角，这个角马上就会变成一个有四面、四角、六个边的锥体。不是两个三爻卦就是一个六爻卦，而是八个三爻卦的总和才是一个六爻卦的卦体。八卦用的数要比六爻卦少，一个三爻卦有三个数就够了，充其量不会超过六个数，因为六爻卦用的是天地之数的全数，而八卦用的是大衍数，大衍数再去掉两个定位数，只剩下四十八个。实际上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河图、太极图、天地之数，还有不大为人所知的六峜，这些不同的东西，描绘的是同一个事物即卦体，确切说是卦体的一个特殊形态，只是观察的角度和表述的方式有所区别而已。有的是从静态，有的是从动态，有的是图形，有的是文字，有的是模糊表现，有的精确到数。这个特殊的卦体不是别的，它就是人们见而生厌的否卦。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在传统易学中，所谓八卦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叫先天八卦，也叫“伏羲八卦”，另一种叫后天八卦，也叫“文王八卦”。两种八卦的区别在哪里呢？主要在方位。先天八卦的方位是乾居南，坤居北，离居东，坎居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后天八卦的方位是离居南，坎居北，震居东，兑居西，巽东南，艮东北，坤西南，乾西北。先天八卦的方位，显然源于《说卦传》中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一节。而后天八卦，则源于“帝出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一节。在这一节中，还明确指出，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这段话虽未明言坤的方位，但从其排列顺序看，则为西南方无疑。再有就是后天八卦，不仅规定了每个卦的方位，而且还赋予了时间性质，如“兑正秋也”。既然兑为正秋，则与之相对的震便是正春，而离为正夏，坎为正冬，余者巽为春夏之交，坤为夏秋之交，乾为秋冬之交，艮为冬春之交。以上就是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在方位与时间上的若干规定。自从《说卦传》作了这些规定之后，在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迄今为止，这些说法仍广为流传。
同一个卦表示两个不同的方位，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哪个规定更为合理？古往今来的易学家们，不知为此花费了多少心思，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其实，无论是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从方位上看，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建立在平面的基础上。这正如把河图看作是一个平面图一样，把八卦看作是平面上的八个不同的方位，不仅掩盖了八卦的实质，也割裂了八卦同河图的关系。
八卦从实质上看，不过是球体上八个不同的部位而已。这八个不同的部位，用于表示方位，也只能是球面上的方位，而不是共居于一个平面上的方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都背离了这个原则，因此是一种不合情理的规定。但是作为方位的八卦，难道就没有一点意义了吗？也不是，它们恰恰从方位这个角度，说明了卦体确实是一个球体，在这一点上，它们与河图有异曲同工之妙，下面我们就说说这个问题。
先说先天八卦。先天八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处在相对位置上的两卦之间，正好都是阴爻与阳爻对立，如果把这样的两个卦相加，恰好都是三个阳爻和三个阴爻。例如与乾相对的是坤，乾三个阳爻，坤三个阴爻，两卦相加，则为三个阳爻与三个阴爻。再如与震相对的是巽，震初为阳，巽初为阴；震二三为阴，巽二三为阳，震巽相加，也是三个阳爻和三个阴爻。余如坎离、艮兑也是这样。先天八卦的这一特点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四对卦有着某种共同性，这就是它们都是描述一个特定的卦体，只是视角不同而已。这个特定的卦体不是别的，它就是河图，确切说是把平面的河图刚刚复原后的那个球体。
在前文我们谈了河图复原为球体的定位和数的分布情况，并把这样的球体规定为卦体的最初状态。这个状态是下面九个地数；前面一个天数和八个地数；右面三个天数和六个地数；后面七个天数和两个地数；左面五个天数和四个地数；上面九个天数或者八个天数和一个地数。依据在一般情况下区分阴爻与阳爻的规定，下面的爻是个阴爻，而且是个纯阴爻；前面和右面的爻也是阴爻，其中右面的爻是个临变的爻；后、左、上这三个爻是阳爻。现在我们假定把下前右后左上这个顺序规定为甲乙丙丁戊己，那么由这样的顺序得到的第一个卦就是否卦。如果把否卦分解为两个部分，那么由初二三或甲乙丙构成的经卦就是坤，由四五上或丁戊己构成的经卦就是乾。
《系辞传》开宗明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由河图复原后的球体，正是系辞说的这种状态，尤其是“卑高以陈”这句话，更明确地表示出八卦所描述的是一个立体，而不是平面上的八个方位。
但是这种乾坤定位的方法，与球形卦体上由天数地数定位的方法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由数定位的球体，其定位点在下爻的中心，上爻与下爻成垂直状态。由三爻卦的乾坤定位的球体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因为无论是乾还是坤，它们都是由三个爻组成，因此定位的任务就不能由一个爻来承担，而是由三个爻来共同承担。这样一来，定位点便由下爻的中心，转移到下前右这三个爻的结合点上，这也就是说，最初的卦体发生了倾斜。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倾斜呢？这是因为否卦是一个失衡卦，失衡的原因在于后面和左面的爻的量大，超过了前面和右面的爻。为了保持卦体的稳定，一个办法就是把支撑点转移一下。支撑点转移到三个阴爻的某个结合点上，这就是乾坤定位的由来。
作为方位的乾坤两个经卦，原来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球形卦体的两个部位。那么其它六个经卦又是怎么回事呢？假定这个特定的球形卦体固定不动，我们围着这个球体逆时针绕行一周，那就会看到不同的画面，例如自前至左，那么由戊甲乙这三个爻构成的就是震，另外三个爻即丙己丁就构成了巽，两卦重合为益卦。继续绕行至后，则丁甲戊为离，另外三爻乙己丙为坎，两卦重合为既济。再行至右，丙甲丁为艮，另外三爻戊己乙为兑，两卦重合为咸卦。
当然也可以这样设想，我们面对着球体不动，即视角不变。而让球体顺时针旋转一周，那么我们看到的最初形象是下坤上乾，随后是甲戊乙构成的坎和己丙丁构成的离，两卦重合为未济。再后是甲丁戊构成的巽和己乙丙构成的震，两卦重合为恒卦。最后是甲丙丁构成的艮和己戊乙构成的兑，两卦重合为咸卦。
现在我们看到，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八卦不过是一个特定球体的八个不同部位。假如把先天八卦的每一卦看作是三个相互为邻的爻的组合的话，那么相对的四对八卦，即乾与坤、坎与离、震与巽、艮与兑，它们构成的正是那个特定的球体的四种不同形态，这恰恰证明了卦体是一个球体。
既然卦体是一个球体，所谓八卦又不过是球体上的八个不同部位，那么除了乾坤这两个经卦可以明确地规定为上与下以外，其它六个卦或偏上、或偏下，或偏左、或偏右，很难说是东是西，是南是北，更遑论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了。这也说明先天八卦并不是反映的平面上的八个方位，而是球体上的八个部位。这八个部位自球心成放射状展开，每两个相临的部位与球心之间的夹角为arccos1/3≈70°28′，在球面上，这八个部位分为四个对立面，相临的部位之间的距离完全相等。假定把这个球体变成一个正方体的话，八个部位正好就是正方体的八个角，而六个爻则好比是这个正方体的六个面。与六爻卦方位不同的是，六爻卦有三个对立面，即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对于每一个爻来说，除了它的对立面以外，它与周围的四个爻都有直接联系。八卦部位却有四个对立面，每个部位只与另外三个部位有直接联系，除了它的对立面以外，还有三个部位没有直接联系。例如乾只与兑离巽有直接联系，而与震坎艮和坤没有直接联系。震只与坤兑离有直接联系，而与乾巽坎和艮没有直接联系，如此等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说卦传》中关于“天地定位”这一节。天地山泽风雷水火，作为八卦的卦象，一方面包含着对立的成份，另一方面又有同一的成份。从对立方面看，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分别处于球面上对立的位置。但是同为对立，情况又有不同。乾与坤可以叫绝对的对立，因为由三个阳爻构成的乾，无论怎么颠倒，或视角如何变化，它仍然是乾；由三个阴爻构成的坤卦，无论如何颠倒，或视角如何变化，它仍然还是坤。其它六个卦就不同了，例如震和艮、巽和兑，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在完全颠倒的情况下，震直接就变成艮，巽直接变成兑。坎离在完全颠倒的情况下虽然不变，但在半颠倒的情况下坎也可以变成震或艮，离也可以变成巽或兑。而乾与坤通过这些中间环节也可以实现互变。所以《说卦传》在肯定“天地定位”的同时，也对八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做了描述。“山泽通气”，表明艮和兑虽然对立，但在艮颠倒为震的情况下可以和兑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此谓之“通气”。“雷风相薄”，是说震在颠倒为艮的情况下，又可以和巽建立起直接联系，故谓之“相薄”，坎离在完全颠倒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自身不变，但又不同于乾坤的“不变”，故而谓之“不相射”。由于震巽坎离艮兑这六个卦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可变性”，因此定位的任务也就必然落在表示天地的乾坤的肩上。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谓八卦之间的联系，与前面谈到的六爻之间的联系是不相同的。爻与爻之间的联系，包括相邻与相对两种。所谓直接联系，除了指方位上的相邻以外，还包含着数的交流，正因为有数的交流，才有了爻的阴阳变化。八卦之间的联系，包括相邻、相对和既不相邻也不相对三种。所谓直接联系，仅限于方位上的相邻，没有数的交流。因此所谓震变艮或者兑变巽等等，只不过是视角上的变化，而不是八卦本身的变化。作为方位的八卦，本身不变，相互之间的位置也不变，但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们就可能会变化。
以上谈了先天八卦，那么后天八卦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后天八卦也是说的球形卦体，而且说的还是那个特定的或者说是最初的卦体，只不过与先天八卦的角度不同而已。假设我们面对的仍然是最初的卦体，那么它也可以这样表示，即丙甲乙戊己丁，其中丙甲乙为坤，戊己丁为乾。如果视角不变，而球体做逆时针旋转，那么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丁，这个映象可以用丁甲丙乙己戊来表示，其中丁甲丙为震，乙己戊为巽。这就是“帝出于震，齐乎巽”。出者，出现也，最先映入眼帘也。齐者，同时也，随着震卦的出现，卦体上也同时出现了巽卦。之后出现的是戊，于是卦象就成了戊甲丁丙己乙，其中戊甲丁为离，丙己乙为坎。为什么说“相见乎离”呢？这是因为震和巽处在球面上两个对立的部位，彼此是不能相见的。但是离卦的部位处于震巽之间，其中离和震有直接联系，离和巽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终归不在对立的位置上，因此震与巽通过离是可以相见的。或者说站在离的位置上，既可以看到震，也可以看到巽，这就是“相见乎离”的意思。当然不只是离，通过兑、坤也能看到震与巽。“致役乎坤”是说这个卦的支撑点。由于坤这个位置对整个卦体起着支撑的作用，因此它较其它七个位置所承受的压力更大，故曰“致役”。再后是乙甲戊丁己丙。其中乙甲戊为艮，丁己丙为兑。为什么“说言乎兑”呢？原来我们在谈坤卦是整个卦体的支撑点的时候，前提是卦体处于平衡状态。如果卦体失衡并超过一定限度，则坤卦的支撑作用就会失去。所谓卦体的平衡，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爻能够互相制约，如果某一位置的爻的量过大，其它位置的爻不能制约，卦体就有可能倾覆。现在我们知道，当震出现的时候，有它的对立面巽来制衡。当震与巽相争时，处于震巽之间的离消解了震和巽的矛盾。这时候离又构成了对坤的威胁。对离制衡最力的是它的对立面坎，从位置上讲，兑对离的制衡作用很小，但它在离与坎的矛盾中，多少有些倾向于坎。因为兑与坎有直接联系，或者说兑距坎比离稍近一些，所以是“说言”。说言者，同师卦五爻的“利执言”意义相近，即虽然不能力挽狂澜，但趋于均衡的倾向还是存在的，这与所谓“少女”或“喜悦”全无瓜葛。在卦体这种摇摇晃晃的局面下，最为敏感的是居于卦体上面的乾。“战乎乾”形象地说明乾的处境，战者，战战兢兢之谓也。上面说到，平衡离卦最力的是坎，“劳乎坎”就是辛勤劳苦，因为平衡离卦总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成言乎艮”则是在卦体旋转一周后，虽历经颠波摇晃，终于复现乾坤，故谓之“成”。
从以上议论中可知后天八卦讲的不是方位，更不是什么平面上的方位，而是球面上的特定卦体的八个部位，确切说是这八个部位在保持平衡和稳定中的作用。就这八个部位而言，它同先天八卦没有任何区别。
那么后天八卦同先天八卦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它们的区别是，如果说先天八卦的意义在于表明卦体是一个球体，球面上的八个不同部位所显示的正是河图的复原型，那么后天八卦则是在先天八卦的基础上，着重阐明了这八个部位在保持卦体平衡上的作用。这种作用归根到底是由数决定的，因为方位不是空的，它离不开数，也就是一定的物质内容。就后天八卦而言，它只是对一个特定的卦体上不同部位的作用作了形象而精当的描绘，假如改变一下卦体（卦体的形态），这些部位的作用也将随之改变。例如泰卦，乾在下，坤在上，那么对坤而言就不是“致役”，对乾而言也不必战战兢兢。因此对位（位置、方位）的作用必须结合卦体和数去分析。不过后天八卦启示我们要找平衡的这条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周易全部经文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找平衡”，或者说是“治正”，打个比方就是在桌面上竖鸡蛋。能稳定就稳定，实在不能稳定就换个位置，这也就是系辞上说的“危者使平，易者使倾”。
后天八卦的意义不容忽视，但是《说卦传》中的某些说法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例如关于时序的规定，按照《说卦传》的记述，兑为正秋，由此推算，则震为春，离为夏，坎为冬，巽为春夏之交，坤为夏秋之交，乾为秋冬之交，艮为冬春之交。我们已经知道，卦体是一个球体，八卦是球体上的八个部位，这八个部位分四个对立面，如设离为夏，坎为冬，这还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这正好是一对对立面。如设兑为秋，则应是艮为春；如设震为春，则应是巽为秋，因为震兑并非是对立的两极，倒是相邻的两卦。且所谓四季，不过是反映地球上某个特定部位的寒暑变化，并不反映地球整体的变化，例如南极、北极，就没有分明的四季，还有北半球的春季，正是南半球的夏季；北半球的冬季，又正是南半球的夏季。所以这种规定，并不具有普遍的绝对的意义，在解释经文上也没有任何的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八卦的方位乃至时序，是见诸于系辞和说卦传的，难道也可以怀疑吗？我们必须承认，系辞和说卦传，的确是最古老、最权威的解经之作，没有这些著作，我们可能永远也解不开易经之谜。但是，系辞传和说卦传，诚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它可能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作品，它们虽然包含着许多精辟的见解，但也不乏误解。因此不能说凡是见诸于系辞和说卦传的，都绝对准确无误。因为还有更权威的经文。如果无助于经文的解释，我们尽可以怀疑。比如“天地定位”这句话，一般的理解是天地即乾坤，就其针对一个特定的卦体而言，它是正确的，但对解释经文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六十四卦的方位以及时序，是根据六爻卦的乾与坤确定的，不是根据三爻卦的乾与坤确定的。因此，试图用三爻卦（不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方位与时序去解释经文，势必陷于一片混乱当中，例如六爻卦的乾卦，按照后天八卦的方位去看，那就是“西北的西北”，六爻卦坤卦，就成了“西南的西南”。如果说这样的规定也算合乎逻辑的话，那么既济和未济卦的方位就成“南北”或“北南”；随卦和归妹就成了“东西”或“西东”；这岂不成了“混帐逻辑”？既济和未济也就成了“夏冬”或“冬夏”，到底是冬是夏，又有谁人说个明白？简言之，从卦体的角度看，三爻卦根本不是卦，更无所谓方位与时序，它只是相邻三爻的交汇点，是三个爻共有的“国门”。八卦的总合，才是一个完整的卦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