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的《白雪猪头》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发生在计划经济，物质匮乏年代的故事。但本篇小说所反映的主题，却依然能够触动今天人们的心肠。
故事核：计划经济年代，我母亲因为买不到猪头肉和肉铺售货员张云兰吵架，又在邻居的劝说下通过做裤子与其讲和的故事。
开篇第一句“我母亲买不到猪头肉”直接点题。故事围绕着“买不到猪头肉”时急时缓地展开——
最初和张云兰的争执和吵架，到后来通过邻居，小兵母亲的牵线搭桥，建议母亲为其做衣服挽回和张云兰关系，再到接下来，裤子终于做好，可张云兰被调走，导致没有猪头肉的遗憾，最后，是张云兰在除夕当天的早上送来的白雪猪头。
所以，故事内容可以非常清晰地分成四个部分：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
第一部分故事开端（开头——嘟嘟囔囔地挤出了肉铺）：母亲没买到猪头，与张云兰开始争执。
肉联厂运来八个猪头，凌晨排队的我母亲“点着食指”数出了猪头的数量，可柜台上只放了四个，排在她前面的绍兴奶奶也没能买到猪头，卖肉的张云兰只承认有四个猪头。
这部分介绍了故事发生的背景、起因和主角，寥寥数语，让读者看到“我母亲”所处的情境，共情到她的情绪。
凌晨开始排队的辛苦，看到八个猪头时的期待，对排在第六个位置的巨大希望却因为绍兴奶奶的失败，而累计的怒气。
第二部分发展（还有四只拿出来——昂然地挤出了肉铺）：母亲与张云兰吵架失败。
母亲以为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却发现大家都站在她的对立面。有人阻拦，有人说和，有人劝她忍，拉住她的手有的松软，有的像铁钳，于是，母亲“乱了方寸”，说大家没有立场，拍马屁，结果就是被人翻白眼，看人冷笑；好不容易有位见喜母亲是站在她这边的，现身说法地让母亲多了点冷静，最终，她昂然地、孤零零地走出肉铺。
在与见喜母亲的交谈中，侧面交待了母亲对猪头肉的强烈需求是源自对孩子的爱。
第三部分高潮（我们街上不公平的事情很多——劳碌命呀！）：邻居小兵母亲做了中间人，母亲为了猪头，通过为张云兰老公、儿子做裤子，得到张云兰的承诺。
作者高潮部分的安排很有层次，仿佛特意将吵架的氛围冷一冷，让母亲冷静一下。
他用旁观者的视角论述，“我们街上不公平的事情很多”，所以，猪头只是其中一例，而冷静下来的母亲，看到隔壁小兵扛着猪头回家，想到小兵父母分别在绸布店和杂货店，很快就琢磨出究竟。
她用一只假领子，找到小兵母亲，相遇张云兰缓和关系。
先前的母亲是直脾气，有点倔，到了这部分，作者先交代母亲手巧，会做衣服，因为，这是她可以参与交换的价值所在，不过，她虽然有可以交换的价值，但需要中间人，于是，母亲闪烁其词地陈述并请求小兵妈妈转达歉意。但，这道歉并不情愿——
我母亲说到这里突然又有点冲动，她说，我得罪她也就得罪了，我吃不吃猪肉都没关系的，可谁让我生下那么多男孩，肚子一个比一个大，要吃肉要吃肉，吃肉吃肉吃肉，她那把割肉刀，我得罪不起呀！
小兵妈妈理解我母亲，这种理解是一个母亲对另一个母亲的理解，同时，她也用这种心情get到张云兰的需求，在她的调和下，母亲接了五条长裤的活计，同时得到一句承诺，“打个招呼……只管去拿。”
母亲在这种交换之中，无疑是更辛苦的那一个，因为她没有“长眼睛的刀”，就只能付出劳动，她挑灯夜战，“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手快冻僵了”，“保质保量地完成五条裤子”，却不好意思亲自去找张云兰。
裤子交出去，再开始忙自家孩子的衣服，是不是“猪头肉就有着落了呢？
第四部分（而小兵的母亲后来一定很后悔充当了我母亲和张云兰的中间人——结尾）：张云兰被调离导致全家人对春节菜肴的想象破灭，却在除夕一早收到她送来的猪头和尼龙袜。
这个结局就像一个巨大的“V”形状。先是急转直下。
先前，母亲的辛苦劳作将读者的胃口吊足了，这样辛苦，总应该有个好收获，过个丰裕的好年了，结果，张云兰调到卤肉店去了，说走就走，作者具象地形容被愚弄的滋味，“我母亲那双勤劳的手”，“我们家的缝纫机”，“兄弟姐妹五人的肠胃”，“我们家的篮子、坛子和缸”都被愚弄……
一家人对春节菜肴的幻灭，让我们叹惋。然后，峰回路转又来了。除夕早上，很早，大人还没起床的时候，猪头来了。
是张云兰，风尘仆仆冒着雪，拎着两只从未见过的大猪头，一身寒气地挤进门。
看到这里，我想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和我一样是感激的，感激张云兰谨守交换原则，费心思搞来猪头，没让母亲白白辛苦，在这里，我们甚至看出一些诚信的味道。
她还给了兄弟俩一人一双尼龙袜，在这里，她说了一句话，“你妈妈再能干，尼龙袜她是织不出来的。”
这句话表达的深意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能干总有尽头，而有些东西不是凭努力就能得到的。
故事接近尾声，最后自然段，是母亲和张云兰的再次相遇。当张云兰的权力不在，人便客气起来。
文章结构如上，可越来越体会到苏童的文笔好，是在这段时间的精读中。没有废话，表达精准，对于情境的描绘，能用一句话的，绝不说两句。
而文章的意蕴又含而不发，让人联想颇多。
权力不在于大，好用就行，比如“张云兰的那把刀”，“管棉布”和“管白糖”的小兵父母，而被权力制约的人，很难站在所谓“正义”的那一边，肉铺中，怕得罪张云兰，他们选择孤立母亲；
同样的，更高的人决定这把刀交给谁，能够让一家人吃饱穿暖的工作岗位，说调就调了，想到那则41人的事业编崗说没就没的新闻。
先前张云兰很威风，可当“她不在肉铺工作，大家自然便慢慢地淡忘了她”，似乎又能看出世态炎凉；
文章中的“猪头”其实可以指代每个时代的一切稀缺品——选不上的先进、评不上的职称、轮不到的提拔、分不到的房子、端不上的铁饭碗……假使，我们用这些东西，来替换文中的“猪头”，似乎又显得太过郑重，所以，以猪头写人生，刚刚好。
事实上，我看到一半的时候，脑海中跳出来的是社会交换理论。它将人们一切的社会活动通通归结为交换关系，是符合互惠原则的交换过程，最初，这一理论被理解为一种个体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但，在人际关系的日常互动中，很多责任是模糊的，而这种模糊责任有助于建立信任、感激等深层次的彼此联系。
如此说来，利益链条上的每个人都在情愿不情愿的卷入中，符合这一原则地互动并加深了联系，似乎，当下社会也一样适用这个视角来观察，于是，有了“权力寻租”。
故事的主角和配角都是女人，同住在香椿街，同样是几个孩子的母亲。母亲能干、手巧、倔、要面子、直脾气；另一个主角是张云兰，她泼辣、记仇，遵循朴素的交换原则。作者给她们设计的每一句台词都那么贴切。
写到这里，心头忽然生出感慨，做母亲真不容易。孩子是牵绊也是桎梏，现代社会选择不婚不育的年轻人的确可以活得更自我。假使“我母亲”不是一个母亲，按照她的性格，整个故事的发展，一定是大相径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