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内容：
这一章是对中国的传播学史的重新审视，在中国传播学史的发源时期提到对西方communication这个词语的翻译，是“交通”而不是“传播”。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重新引进传播学初期，随着施拉姆访华，中国传播学术界慢慢建构出这样一种简化的观念：传播学就是传播理论、传播理论就是大众传播理论、传播研究就是传播的实证研究。这也是本书中一直试图反驳和解构的一种主流叙事。
西方传播研究的引进：
在20世纪初期西方传播研究进入中国，主要是通过社会学传统和新闻学传统，但是都在50年代之后被截断了。早期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进入中国的过程是悄悄的。杜威把传播问题夹带在“政治哲学”中，帕克则把传播问题嵌在了“集合行为”这个题目之中。
中国学者的探索：
中国社会学和新闻学者在20世纪初期对传播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进行了一些原创性的研究，也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成果。同时让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仍然固守着施拉姆的“传播学”的学科框架不放，便会忽视类似的重要思潮与证据，抽掉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语境和传统。
结论：
（1）1978年前，甚至1949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引入了西方的传播观念，只不过没有用当代的“传播”二字，而使用了“交通”一词。（2）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不仅熟悉西方（主要是美国）刚出现的传播研究成果，而且自己也朦朦胧胧地开始了传播研究。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传统后来中断了
阅读感受：
刘海龙老师通过回归顾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史前史，追溯到孙本文的《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与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揭示出中国传播学术思想史中一直被忽视的“灰色地带”，连接上被构建起来的1978年以后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发展，使中国传播学研究不至于被视为一个“横空出世”的“新闻传播学发展的新阶段”。
在中国早期历史上，传播研究最早是借鉴西方传播成果以及通过西方学者间接将其引入来逐渐产生并发展的。中国学者虽然引进了许多外国成果，觉醒较晚，缺乏传播学学科意识，但是他们也同样创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传播研究成果。
我们通过这个章节可以认识到20世纪初中国的传播观念与传播研究，反思中国传播研究的“起源神话”和集体记忆，为今天传播学科建制的诸种弊端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