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童年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阶段，但事实上，童年这个概念并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在16世纪随着印刷术的普及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它存在的时间很短，还不到400年。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来临，尤其是电视机的普及，人类的童年又开始慢慢消逝了。

《童年的消逝》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指出了童年消逝这一社会现象，并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提醒人们警惕电视媒介时期的弱智文化现象。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被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取代了，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新媒体对人们的影响与电视等媒体是类似的。

《童年的消逝》，作者尼尔·波兹曼，是世界知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专业，即媒介生态学，《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作。

从书里我学到了很多。

首先是，阅读与童年消逝的关系，如果人们把尼尔的话解释为阅读是永久的童年的结束，那么，阅读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口语文化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阅读使人得以进入一个观察不到的、抽象的知识世界，它在不能阅读和能够阅读的人之间产生了分化。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创造了成年。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包括地图、图表、合同和产权契约，收集并保存了各种有价值的秘密。因此，在文字世界，做成人意味着有机会了解用非自然符号整理和记录下来的文化秘密。在文字世界里，儿童必须变成成人。但是，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儿童和成人之间就没有必要明确区分，因为不存在什么秘密，文化不需要提供训练就能被人理解。

其次是童年的进化发展并不均衡，因为当我们对历史复杂性进行筛选后，一个相当简单的等式便出现了：凡是识字能力受到始终如一的高度重视的地方，就会有学校；凡是有学校的地方，童年的概念就能迅速发展。

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是儿童在社会上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学校是为培养有文化的成人而设计的，儿童因此不再被看作是成人的缩影，而被看作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即未发展成型的成人。学校教育开始认同儿童自身的特殊天性。

当童年的形态变得具体起来以后，现代家庭的形式也渐渐开始成形。创造现代家庭不可或缺的时间，阿里耶斯强调说，是正规学校教育的发明和扩展。社会要求儿童接受长期的正规教育，着导致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家长的期望和责任变得越来越重大，而且含义也越来越丰富，因为父母演变成了监护人、看管者、保护者、养育者、惩罚者、品德和品位的仲裁者。爱森斯坦为这种演变又加上一条理由：“永无止境的道德说教文学像潮水一样侵入了家庭这方净土……‘家庭’一时间又被赋予各种新的教育和宗教功能。”换句话说，由于各种各样题材的书籍应有尽有，不只在学校而且在市场上，家长被迫承担教育者和神学家的角色，并一心一意把孩子培养成为敬畏上帝、有文化的成人。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家庭进而成为教育机构，这不单是因为家庭必须保证儿童接受学校教育，而且因为它不得不以在家提供辅助教育。

当然，还需要有超凡的自我控制能力。人们有时会忽视，书本学习是“不自然的”，因为它要求儿童、青少年精神高度集中和镇定，而这些恰好跟他们的本性是背道而驰的。甚至在“童年”概念出现之前，我们可以假定，年轻人的习性比成人更“好动”和精力充沛。其实，菲利普·阿里耶斯之所以哀叹童年的起源，是因为它往往抑制了青年人好动的天性。在一个没有书籍和学校的世界里，青年人的旺盛精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在一个有书本学习的世界里，这样旺盛的精力需要大幅度地予以限制。安静、一动不动、思考、严格控制各种身体机能，这些都受到高度的重视。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6世纪初，校长和家人开始强加给儿童相当严格的纪律。儿童的天然本性开始被视为不仅妨碍书本学习，而且是邪恶性格的表现。因此，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教育结果和进化的灵魂，“天性”不得已被征服。控制和征服人的天性的能力，成为成年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日的；对于有些人，它是教育的绝对必要的目的。

仅仅是接收信息的媒介和方式就会对我们的思想，行为产生如此重大影响，让人不得不对“自由的自我”这种提法保持警惕。这种影响类比到科学领域也有类似的说法，即科学发展受到其研究工具的巨大限制。将这一思想展到个人发展，思考在人的一生中如何发挥自己最大影响力，必须要仔细分析通过哪种工具和渠道来实现，比如通过创立公司来加大自己能力杠杆，或者通过出书，教育/培训，成为意见领袖等等方式，批量性的解决问题能最大化自己的作用。具体到如何发挥某种技能的最大作用，需要研究采用何种工具和方法才能达到更优的效果，不断尝试出现的新的渠道/方法/工具/思想去批量解决问题，这才是更好的道路，这就要求保持好奇心和敏感度，以及用于改变的勇气和习惯，这些是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并养成习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