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我有一个不是很熟的在初中当班主任的朋友，前几天听说他又被校长找谈话了。他们学校搞征文，要求每班必须参加，参加的人需要交7块钱，然而稿子交两篇就行了，钱全班都要交，为什么呢？说钱是用来充人数的，我这朋友比较有想法，就只交了两篇稿子14块钱。所以被找谈话了。

先别说这老兄做的是对还是错，当我听了这件事第一时间脑海里蹦出了四个字：形式主义。

以前的我一直是这样认为形式主义的

所谓形式主义，不过是一群想做出业绩让领导看的人逼着下面一群想做出成绩让领导看的人一起为难群众搞出一场声势浩大、走过场而没有实际意义的让领导看的傻逼狂欢。

只是，这是领导们的狂欢，不是我们的。

我们都是形式主义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而我们这些人，却成了形式主义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反省我从幼儿园到初三当班长的这十年，包括高中当学习委员的三年，做过的“形式主义”的事情还真的不少。

我的小学、初中是在镇上上的，镇上有一家敬老院，每年端午节，学校都会发动大家给敬老院捐鸡蛋，每个班级都需要捐，学校会在捐后的全校大会上对捐鸡蛋数目进行公式，这就使好端端的做爱心活动变成了为了班级和领导们攀比的一个指标，（当然后来我妈跟我说，鸡蛋哪里送去了敬老院，都被领导们吃了，当然我妈也是信口开河，没有依据）只是当时的我太年轻，并且做为班长，我帮助老师宣传捐鸡蛋怎么好，并贯彻老师的要求每人必须捐三个。

很多年过去了，我想当时的同学一定忘记了捐鸡蛋事件，可是对我来说，却是从小贯彻老师们“形式主义”思想的典型事件，每次再遇到类似事件，每次谈到“反形式主义”的时候都会让我感到很羞愧。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当年声势浩大的素质教育不知现在是否还在实行，当时全校填写素质教育手册，那时不知道百度为何物，于是互相抄评价，班委集中到老师办公室给同学们填写各项内容，说真的，还浪费了好几节自习课才完成，当时说这个东西会跟到高中跟到大学，对升学神马的有影响，然后我好想问老师一句，“既然都是抄的，既然是班委一起填的，既然大家都没有实打实认真完成的东西，那么它怎样去评价这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怎么能跟升学挂钩？傻子才弄这些东西吧，难道领导是傻子。”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好。”

说起来还有所谓的学习计算机，我不知道我们高中的计算机老师工资多少、地位如何，只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计算机课形同虚设（其实我计算机这么差，就是高中没教好！！！），所谓的计算机课只开设半年，大家都是去机房看电影，登qq，刷网页，老师不好好教，学生不好好学，然后高三时候有一次计算机考试，据说也是跟高考挂钩，老师提前把资料给我们，看看背背，考试的时候老师会指导，我依然记得我当时都不知道选择题后10个是多选，基本上没什么会的，还是过了，而且这个考试没人挂。（我倒不是说非得有人挂才高兴，也不是号召学校让学术挂。）

大家心知肚明的额，学生应付老师，老师应付校长，校长应付教育局，教育局应付教育部，教育部也不是傻子，然而一年一年一年一年又一年，我们从小学开始的深受“形式主义”毒害，到了大学，依然没有改观。

也许只有《皇帝的新装》里那个直言不讳的小男孩才会揭露这些丑恶的现象，那些大人怎么想的，小孩永远不会懂。

皮滕杰说：“说话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就可以，但沉默却要所有人的配合。 ”

所以伟大的中国人啊，多么懂得配合，从学生到老师到校长到教育局到教育部，那么多“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知识分子”，却让这些形式主义，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也浪费试卷纸的东西大行其道。

如果我们从小就在学校这个单纯的地方学会了虚伪、学会了官官相护、学会了面子工程和形式主义，那可真不得了啊，我们赢在了起跑线上啊，以后走入社会走向职场走向企事业单位必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青年，国家的栋梁啊。

我说，我希望学校在我毕业的时候，要比我入学的时候好。

是哦，小学生都减负了呢，小学三年级以下的孩子，国家规定是不可以留作业的，然而有多少这个阶段的孩子还是要上辅导班。为什么? 因为不自己往前学，老师完不成教学进度的，所以孩子们需要在课后通过辅导班进行学习，当大部分学生都学过这些东西后，老师就会选择的讲解甚至不讲这块知识了。所以减负，减到了谁的身上呢？

谁来同情“体制内弱者”

熊培云在《在自由在高处》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谁来同情“体制内弱者”，讲的是分管信访工作的镇党委书记，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零上访”指标，每年都要在重大会议召开时好吃好喝的“伺候”那些老上访户，并要用专人陪护，每次差旅费少则三五千多则上万他们待遇的好坏，直接影响“零上访”任务能否完成，而“零上访”跟业绩挂钩，跟“一票否决权”挂钩，他们就这样成为了“体质内的弱者”，当然这些弱者也包括上文所说的老师，校长，他们开会的时候，领导拿这个说事的时候，他们也一样无奈。不服从嘛？那就像我的老师朋友一样找谈话喽，如果领导说，你要再受不了这种“体制”，你可以辞职不干啊。

曹锦清也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记录一位乡干部的话：“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违法。”如果，非要违法来落实一项政策的话，那各方面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了呢。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那位老兄，我把这件事情跟我一个蛮激进的小愤青学弟说，问他，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他犹豫了一下跟我说，我都难以启齿，可是最后还是得交吧。

是啊，换做我，为了不丢饭碗也会交吧。

最后，我们都成为了形式主义的实践者、推动者、参与者和纵容者，陪着领导们狂欢。

用形式主义的形式来反对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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