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清楚地记得，2003年非典，那年的秋天，我认识了华波。

9月18号，我永远记得那个日子。大学刚毕业，作为一个县借调的蓄备干部，被分配到一个乡镇政府部门工作。

那时候的我不过二十四五岁，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一个，啥都不懂。乡镇工作五花八门 ，要么下队和村干部一起收缴提留款，要么就是抓计划生育工作，有时甚至东家长西家短，婆婆妈妈的邻里纠纷。——张家喷农药打死了李家的几棵辣椒秧，王家的牲口偷吃了钱家的几撮秧苗，都要由乡村干部一起上门调解半天。

我刚分配来乡里，在机关里只是端茶倒水，并无实际工作，就连这勤杂工作也是我主动抢着干的。我好动，每天下午下班后就到隔壁中学同那些中学生打蓝球，挥汗如雨。我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面喝茶，闲聊，看报纸。有老干部下队，随口叫我:“小罗，我们要下村，你去吗？”正中我下怀，立马颠颠地跟在老干部后面，用他的自行车驮着他，下村里面去参加各种工作。——哪怕是去调解邻里纠纷，我不插话，只听人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乐此不疲。

那时候每个村委会都请有一个村民作为厨师，在村部做饭。下乡干部和村干部一起吃工作餐，乡驻村干部上午下队，晚饭后回到乡里。村里面条件十分恶劣，办公室里面阴暗潮湿，一股浓烈的发霉的味道，厨房里因为烧柴火的缘故，到处草屑，空气中飘浮着草木灰，压水井里有潮虫，草堆有老鼠出入，卫生条件一言难尽。

初出校门的我，原本就是邻县出生的农村子弟，自幼家境贫寒，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啥苦没吃过？如今，读了十几年书，虽然很少搁家里吃饭，但总觉得那些柴火地锅饭，大米饭有厚厚的锅巴，架木柴铁锅炖成的萝卜炖肉，总是那么香，那么可口。——因为那不仅仅有家的味道，而且还有爹妈的味道。

后来，领导见我人机灵又闲不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黄委员 ，让小罗和你一起到九里坡村驻队吧！老干部多带带他，人家将来要调走，去当大官的。”

乡长姓金，四十多岁，戴着一副厚厚的宽边近视眼镜，人略有点发胖，长得儒雅斯文，有着他这个年龄所该有的成熟稳重，快五十的人了，基本上也提不上去了，回头调回县人大干几年，也就该退了。

金乡长遇事不慌不忙，平时待人很和善，不摆领导架子，在会上讲话幽默，语气不疾不徐，慢条斯理，又喜欢开玩笑，很供得上听。

我心花怒放，花了三十块钱，在集镇上修自行车何大叔那里，买了辆二手旧自行车。自行车脚蹬子只剩下两个干铁棍，铃铛全无，车座上海绵也掉了半拉，反正自行车除了铃铛全身响。

我在乡政府楼上有一间宿舍，平时在乡里吃集体食堂。这天，起了个大早，办公室签了到，我和黄委员都戴顶破草帽，像一老一少两个老农，骑往距离乡镇九公里的九里坡村。

奇县以盛产水稻闻名，而水稻产量最高以我所在的乡为首。秋天是最美的季节，一片丰收在望，农民个个喜气洋洋。

道路两旁金黄的稻田一眼望不到边，稻谷在微风中摇曳，层层叠叠的稻田有如黄金铺地，又如金色的海洋，泛起阵阵波涛。太阳没有了夏日的炎热，它透过树叶，树影斑驳，阳光洒在土地上，仿佛把大地染成了金色，让人感到温暖而又惬意。

自行车骑得用力又带劲，沙石路坑坑洼洼，上坡也不用下车。黄委员名叫黄元庆，原来是乡里的组织委员，退下来后，大家一直叫他黄委员，以示尊重。——县乡村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有人曾任各种职务，从最高职位上退下后，大家一直以最高职位称呼他，以搏他开心，好像人仍在位一样。

黄委员就不行了，他已经五十多岁了，瘦括括的，漫长脸，牙齿有点飘，头发花白，一双精明的小眼睛，说话总是留半分，老成持重，衣服板正，一丝不苟。人上了年纪，骑自行车逢到上坡，就要下车推着走。我骑一段路，就会坐在车座上，用脚撑在地上等他赶上来，一起走走停停。

顺着沙石路，拐弯抹角地到了九里坡村部。它坐落在稀稀落落村庄的中间，有七八间灰砖红瓦房，古老破旧，它不同于一般老百姓住的房子的是，房子很是高大，门前有一排高高大大的水泥柱子，柱子的横梁暴露的部分，垒有燕子窝，下面会有一堆一堆的干了又长的白色鸟粪。

院墙上有许多板报和标语，新的盖上旧的。特别是过道里，有整个村子的基本情况一览表，做工粗劣，字迹模糊。

办公室里面摆放着四张陈旧的办公桌椅，上面漆黑的油漆斑驳脱落，有一个脱了皮的铜环大书柜立在屋角，房子里有股很浓的霉味。

墙上贴了一些村规民约，制度法规。后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迎客松壁画，残破陈旧，摇摇欲坠，挂满了蜘蛛网，几乎算是老古董了。

另外几个办公室，我一个人也参观了一下。

最里面一间是孕检室，好像是谁想给房子通通风，特意门大开着，太阳光照在屋里水泥地上，空气中有飞絮飘来飘去。孕检室里面放了一张同样陈旧的办公桌，旁边有一张蒙上深红色皮革的，小小海绵孕检床。墙上贴了村里面所有育龄妇女的基本情况一览表，另外还有一些计划生育政策制度上了墙。

最里面同样放有一个高大破旧的资料柜，里面有二十个资料盒，排放齐整，外面用纸条注明每个小组名字，说明这个村有二十个组，打开是每家每戶整齐划一的村民情况，有手写部分字迹工整娟秀，想必这是那个村里女计划生育管理员，也就是村妇女主任的功劳。

中间三大间通在一起房子，门上面用木板写上“会议室”，里面有一排一排木质旧条椅，缺胳膊少腿，横七竖八放在那里。主席台是一张旧办公桌和几张木大椅子，墙上同样贴有几副旧版报。

另外，有两间长年上锁的房子，木牌子上赫然写着“阅览室”，我推开两开的门，从门缝里可以看到，有几排破乱书柜，里面有发了霉的旧图书和旧报纸。

拐角有一排低矮的房子，那里是厨房和餐厅。先后去过这个乡的所有村部，它们的布置和设施也大差不差。

九里坡村总人口有二千七百多人，除去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常住人口也有近二千人了。

村委会干部按村人口多少而定，大村有村干部四到六人，小村有一个村支书兼村长，一个男文书兼民兵营长和另一个村妇女主任（－般是女性）三个村干部。

朝北的村部大门敞开，大门两侧各挂有一大块长方形的白色标牌，推着自行车，沿着平整的沙石路，走进空荡荡的大院子，朝南的办公室大门敞开，一位精瘦干练，五十多岁的农村老头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办公室里并没有其他人。

老头剪着短平头，人似乎没睡醒的样子，肿眼泡，黑红面皮皱巴巴的，一笑起来沟壑纵横。他穿件洗得快要化开的短袖的确凉衬衫，扎在皱巴巴的黑色长裤里，这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农民普遍的装束。

我俩把自行车扎在院子里，跨过台阶，走进了办公室，黄委员把我们介绍给对方:“何支书，这是新来的大学生罗伟平。小罗，这位就是何君学何支书……“

黄委员不介绍，我还以为他是来村部找村干部办事的村民呢。原来这个老头就是村支书。

何支书站起身迎上前来，很热情地同我们握手打招呼:“好！好！罗领导，早就听说乡里要派一位年轻有为的大学生到我们村指导工作！欢迎，欢迎！”

“你好！你好！何支书，我算是啥领导，叫我小罗或者伟平好啦。”我握着支书粗糙的大手，连忙说。

大家客气一番，各自在办公桌旁边的大椅子上坐了下来。

何支书笑着说:“中午我安排了，咱们到村妇女主任华波家吃午饭。”

见黄委员并不推辞，我也就没说什么。只听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话，看这何支书和我父亲年纪差不多，说话语速快时，有点结巴。

黄委员向我介绍说:“何支书能干得很，乡里布置的任务不含糊，年年评为先进村。老两口家里还种了一二十亩田地，村里工作和种田都是把好手，两不耽误。”

“哪里，哪里，老了，不中用了。”何支书转头笑咪咪地看向我:“罗领导，大学才毕业吧？回头你们到我家里去玩，穷家小户的，你们城里的娃莫嫌弃就行，我家老婆子手擀的芝麻叶面条，可好吃了。”

旁边的黄委员连连点头称是，并说这个季节正有新鲜芝麻叶上市。

“哦，何支书，我今年才毕业。我也是农村人，我爸我妈跟您年龄差不多，也在农村种地，以后居咱村，有的是机会麻烦您和何婶。芝麻叶面条也吃过，还真不知道芝麻叶是怎么来的？”

以前在家里，我妈也做过，但从没关心过芝麻叶是怎么来的？没话找话地，随口一问。

谁知何支书一下打开了话匣子，如数家珍，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怎么采新鲜的芝麻叶，怎样焯水，怎样晒干，怎样保存好，一年四季都会有好吃的芝麻叶面条。——芝麻叶和手擀面才是绝配。

最后他还不失时机地夸耀:“不光芝麻叶好，还有我老伴的手擀面好吃呢，更是一绝！”面露得意之色。

“哈，择日不如撞日，下午工作完，晚上咱都去，不远。院子里的大石榴树今年结的石榴压断石榴枝。又大又红，早熟透了，孩子们不在家，都没人吃，老婆子上前面的平房，都摘了一筐了，罗领导，爱吃石榴不？”

“爱吃，爱吃，在我看来，石榴是水果之王，是精品。”想起石榴籽晶莹剔透垂涎欲滴，水果中我真是最喜欢吃石榴，这时竟然也不知道客气一下。黄委员看着我直笑，一定在笑我的孩子气，我也自觉失态，也跟着笑了。

看得出来，何支书是一个朴实善良的老农民，他有一个贤惠能干的值得夸耀的好老伴。眼前一下子浮现家里终日操劳的父母，觉得他像极了我在家种地的父亲，还有我终日忙前忙后的母亲，他们都是那么可亲可敬。

何支书不符合印象中的村支书形象。村支书每五年换届一次，他们承蒙村民信任，担任了十几甚至几十年的村干部，算是“成了精”，说话拿腔作调，打着官腔，在村民面前，以为自己高出一筹。有的甚至还会以为自己是土皇帝，逢事一言堂，趾高气昂，横行乡里。

我一下子对这个父亲一样耿直勤劳的村支书有了莫名的好感。短暂的相见就把我们的距离拉得那么近。

中午十一点了，何支书提议我们直接到华波家:“不远 ，就在村部对面的路边那排房子里，你们刚才从她门前路过。”他补充道。

我们三个人离开村部，我跟着他俩后面，径直走到了村部对面的一排旧房子里面，最靠近村部的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并没有院子，一条碎砖石铺就的小路，直通到三间红砖红瓦房中间的那间屋子，院子打扫得干净，一口压水井位于房子前面。最东面耳房子里面有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饭菜香味扑鼻。

门前走廊上卧着的一条小黄狗，见到我们三个人直朝自家里走来，站起来，汪汪地叫着。

这时，闻声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个中等个头，身姿矫健，脚步轻盈的年轻女子。短碎发，灵动的眼睛可以看出她的聪明和机智。白色短袖T恤，牛仔长裤，没戴围裙，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后来知道大我三岁。皮肤不很白，但光洁细腻，眼角略略上挑，增添了她的妩媚和活泼。

“欢迎， 欢迎， 你就是黄委员常提到的大学生村官吧？我叫华波， 你呢？”声音悦耳动听。

女子主动向我伸出手，热情地招呼着。她的落落大方竟反衬我的慌乱，一下子，我莫名其妙地脸红了。

赶忙伸出右手和她握了一下:“华波，好名字……像个男孩子的名字。我叫……罗伟平……”我竟然有些不自然，结结巴巴起来。

她笑意盈盈，她的手小巧而温暖:“哈，你好！罗伟平，你的名字倒像个女孩子……”

大家都笑了。

我跟随大家走进简陋但整洁的堂屋里，墙面粉刷的白灰陈旧剥落，下半部分用雪白的纸糊了一层。屋里面家具很简单，一张红色木制迎宾柜，一张旧双人沙发，屋中间有张折叠大四方桌，上面已经整齐地排好了碗筷，四张板凳擦得干净。

地面是用旧砖头铺的地平，却是用拖把抹得鲜红。

我们刚刚落座，门口有了自行车的声响。是华波的老公刘信回来了，他是一个三十多岁有点发胖的男子，中等个，大眼睛，说话大嗓门，快人快语，像是一个豪爽的人。

刘信初中毕业，子承父业，是一个乡村医生，他们俩有一个八岁的儿子，虎头虎脑 ，憨态可鞠。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华波活泼开朗，对人亲切大方。

但我总从她清澈的眼神里，读出一种被压抑的生气，从她那双灵动的眼睛和笑盈盈的话语中掠过淡淡忧郁。——这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下午正好去何支书所在的小组里面，去调解何姓和刘姓两家的宅基地出水路纠纷事宜。

何姓、刘姓都是九里坡村的大户族，其中这个何姓人家还是何支书家的同族弟，他们两家都住在何支书家的正隔壁。

事情的起因是，刘姓人家趁农闲时，请乡邻扒掉了原有的“狗头小过道”，起了三间整浇平房，一间用作大过道，一间作为厨房。儿子都十几岁了，读中学，周末回家还和奶奶挤在一间屋子里，只用绒布拉帘隔开，另一间就拾掇成儿子的住房。

这样一来，就堵住了何家的出水道，何家要求他们在门前铺水泥地平的时候，修下水槽用于自家平房出水。刘姓人家动土前，请风水先生看地基，先生说不吉利，死活不肯。又认定何姓人家仗着同宗哥哥是村支书，仗势欺人，说话颐指气使。

这样下来，一家让修，一家坚决不修，两家都憋着一口气，各不相让。从男人们最初的互相指手画脚地争执不休，转化为女人们的互相撕扯，撒泼打滚骂大街。

两家人的男女年纪相仿，都是三四十岁，老婆个个彪悍强势，男人们用四川话都是“耙耳朵”，就是怕老婆，女人都在家里说一不二。——我发现这是农村的普遍现象，庄户人家讨个老婆多不容易呀！我们平常入户工作，需找家里男人，见到女人问“你当家的在家吗？”女人会一脸的不屑:“找他有啥事？对我说，我就是当家的。”语气理直气壮。

刘何两家各有一个儿子，都十几岁了，骑自行车在乡中学读书，同级不同班，平时在学校里住校，周末回家到校路上，呼朋引伴，出双入对，是要好的朋友。

普普通通农村家庭，生活条件都差不多，女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各自交换了鄙视，故而针尖对锋芒，貌合神离。

何支书的弟媳妇，骂起人来三天三夜不用打稿，也还不带骂重的，是远近闻名的“辣妹子”。

我们一行五个人赶过去的时候，何支书的弟媳妇儿正和隔壁刘家媳妇儿各自坐在自家门前地上，女人们都赤着大脚板，脏兮兮的拖鞋横七竖八丢到老远，上身都是清一色俗气的大花朵棉绸无袖衫，露出粗壮的黑胳膊，下身同样颜色的丝绸肥裤子，想来衣服是平常要好的时候，一起到小集市场上买的。

旁边围了一大堆男女老少，老人摇着蒲扇，坐在门口树荫下，男孩子们只穿着短裤，光着晒得黑黝黝的肩膀，你追我赶。人们见怪不怪，自顾自说笑着。

两个女人用厚实肮脏的手抹着粗壮的脚脖子，披头散发，唾沫横飞，用不堪入耳的话骂得起劲。——上至祖宗八代，下到家里小孩子都难以“幸免于难”。

对骂正处于白热化，眼见着快要凑到一起，动起手来。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简直是目瞪口呆！

“罗领导，黄委员，那就是我家，你俩到里面凉快一会儿，我们来解决吧！”何支书用手指着紧挨着旁边的一户前后平房的四合院，对我们说。

我和黄委员走进四合院的过道里，过道里摆放一张小桌，小桌旁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黑瘦的老妇人，花白头发像一团乱麻，随便挽在后面。

她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在认真地掰棉花，地上横卧着一蛇皮袋棉花桃，顶着雪白雪白的棉花，摘好的棉花放在鞋框子里。

过道里面还有几张木椅子整齐地靠在墙上。过道两旁各有一个敞开门的房间，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放了一张大方桌和几张板凳，应该是餐厅。

想必妇人就是何婶了，可是一脸老皱纹，风干的苹果一样，手上关节疙里疙瘩，却十分灵巧。她看起来要比何叔还有苍老许多。——想来因为村里的工作纷杂忙碌，何叔在外面耽搁的多，大多数农活都落在何婶身上的缘故吧。

何婶见到我们进来，忙站起身，拍了拍腰里系着的大蓝围裙，打量着我和黄委员。

“来客了！瞧我！都没瞧到。快请坐，快请坐！这个老何，也不打个电话言一声，家里啥准备都没有，真是的！”

何婶慈祥和善，应该60岁左右，但看起来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老嫂子，你好呀！我是老黄，不用急，我和小罗只想来蹭你的芝麻叶手擀面条儿。看，这是新分到咱村的大学生罗伟平。”

黄委员应该是经常来造访，很熟了，对何婶说话语气十分亲热。

何婶从小桌上把刚刚摘掉的老花镜又戴上，用手端着镜框，笑眯眯地打量着我:“大学生？好，好，小伙子挺光亮，今年多大啦？”

我告诉了何婶我的年龄，何婶一个劲儿地点头:“嗯，不错，不错，比我们家何威还大一岁。”

门口的惊天动地的争吵声，叫骂声，哭天抹泪声，全部戛然而止，也听不清谁在说话，反正你一言我一语，所有人都找到“组织”，在争先恐后地说话，乱糟糟的。

不一会儿，何支书和民兵营长推着自行车，走进了过道，只不见华波。

“怎么样？何支书？问题解决了吗？哎，这阵势真是吓死人了。”我笑着问正跟着何婶要进厨房的支书。

“这算么子？还有动铁锹出血的呢，真是学生娃。”何叔笑着打趣道:“没事！华主任一个人就可以把她们全部搞定，那两个全部都是育龄妇女，是华主任的兵，谁的话都不好使，华波出马，一个顶俩。”

我心里一惊，没想到华波年纪轻轻，又是女孩子，竟有这两把刷子。我心里对她刮目相看，以至肃然起敬起来。

这会儿，门口静了下来，有三三两两的人群，说着笑着从门口路过。有扛铁锨的，应该刚到水田巡视田埂回来的；还有的妇女用篮子提着从菜园里采摘的黄瓜，番茄，辣椒等；甚至还有人手里搬了张椅，一直在看顶台热闹的，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女人们偶尔还会同何支书还有民兵营长开着低俗的玩笑。

华波随后也回来了，身上穿的还是刚刚在她家时的衣服，只是T恤外加了一件俏皮的短款牛仔外套，显得越发干练利落，楚楚动人。

我笑着问:“华主任，你用啥法子把这两个彪悍的女人给制服的？是不是对她们讲张英的千里修书只为墙，让她三尺又何妨的典故啊？”

华波笑弯了腰，露出两排珍珠一样洁白的牙齿:“哈哈……真是个书呆子！你和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讲秦始皇，她们不跳起来一致对外，骂你一个人才怪呢！那才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呢。鸡同鸭讲，对牛弹琴的道理，懂不懂？事情其实很简单，她们哭骂了半天也累了，早泄了劲。一而再，再而竭，又找不到台阶下，巴不得这时候有人拐个弯，你把她俩拉在一起，听听各自倒倒垃圾，然后各打五十大板，心理平衡了，事情也就解决了……”

说完这些话，华波突然住了口，脸先红了，可能是觉得初次见面就叫我“书呆子”，有点唐突，停了片刻，改口道:“对不起啊！以后你就知道，这种事经历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黄委员竖起大拇指:“嗯，不错，不错！我们的华主任年纪轻轻，有方式！有方法！”

华波不好意思地说:“也真没啥，女人了解女人罢了！”

这边何婶儿已经开始和面擀面条，那三个人又摊开扑克牌在餐桌上，斗起了地主。我俩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他们打牌，他们一会儿出这张牌，一会悔牌出那张牌，吵吵嚷嚷。我根本看不太懂，华波一定是看多了，多少也懂点，但是明显表现出不感兴趣。

华波给他们各自沏杯茶，放在旁边，到厨房问何婶有啥事要帮忙，何婶忙说不用。

华波又来到餐厅，对我提议:“罗领导，我们到门口荷塘里去摘莲蓬吧！多得很，土莲蓬很好吃。”

我早看见何支书门前有一口小荷塘，荷叶褪去了夏日的翠绿，早秋中，微微泛黄，变得苍老却依然坚挺，朵朵荷花依然盛开，虽然不及夏日那般鲜艳，但依旧韵味十足。有些荷花渐次凋谢，有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莲蓬直冲天际。

我欣然同意，我俩相跟着走出过道，看着荷塘满眼莲蓬，却是可望不可及。——周围能够得着的，早让调皮捣蛋的小孩，连同荷叶都扯成了“光杆司令”，绕小池塘一圈，成片地立在那里。

华波转身到过道去寻找够莲蓬的工具。我沿着荷塘转圈圈儿，瞅准靠近一棵小柳树的地方有支硕大的莲蓬，都泛了黑，快要老了。我心里窃喜，想要快些采下这只幸存的大莲蓬，便左手拉着柳树枝，右手伸到无限长，拨开荷叶，奋力地去摘那只“秋天的果实”。

没承想，我越用力，那柳树枝越弯，我用右手拔开高高低低的荷叶，眼见着我就够得着大莲蓬了，正得意间，“啪嗒”一声，柳树枝承担不了我的重量，一下子“劈”了。

“哎……”，我和拿铁锹正走过来的华波同时“哎”了一声。我俩话音还没落，我就“咕咚”一声踏进了池塘里。

池塘里水不深，淤泥却很深。倒霉的是，我那天穿了一条白色长裤，纯黑立领T恤衫儿，一双尖头皮凉鞋。

我掉进了水里，脚底下的淤泥翻着花，向上冒着大泡。看我那会儿有多机灵，慌忙拉住华波递进来的铁锹头，她那边帮我一用力，我这边一跃跳到了塘埂上。

低头再看我的白长裤，裤腿已经湿到膝盖，下面满是臭泥巴，皮凉鞋也满是污泥，重到挪不动步。

华波笑得弯下腰，直喊肚子疼。屋里面斗地主的三个人听到了动静，也跑出来看。

见此情景，大家都笑成一团，我也不好意思地笑着，脱下鞋袜，提在手里，走到何支书当门口，池塘边村民安装的洗衣石上，把鞋袜放在石头旁，开始撩水冲洗裤腿。

华波笑着走过来，蹲在旁边，撩起袖子，开始帮我洗皮鞋袜子。

“不用，华主任，真的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洗好了。”我不好意思地说，并要伸手去夺鞋袜。

“没事，你把裤腿洗干净，我把鞋袜洗洗，放在支书的门口，一会儿就晒干了，真不该出这馊主意，让你来采莲蓬，对不起啊！”

华波忙着冲洗皮鞋，把袜子先放在更远处的地上。

“怎么能怪你？都是我自己不小心，没事儿，洗洗就好了。”我赶忙解释:“华主任，还是要谢谢你啊！”

这时何支书找出了一双凉拖鞋，放在我旁边，何支书刚才吵架的那个堂弟骑摩托买回来了几袋子凉菜，递给支书就回了自己家。

何支书告诉我们快点洗，就要开饭了。里边黄委员仍催着支书出牌，支书转身回到屋里。

夕阳的余晖洒在荷花塘里，天地一片金黄，天空飘荡着淡淡的云彩，天高云淡，空气中夹杂着丝丝凉意，似乎还带着丝丝甜意，人仿佛置身在美丽的油画中。

华波蹲在池塘边，用灵巧的手，认真地帮我刷洗皮凉鞋。我侧脸看去，一圈红玉圆光似的环绕她的脸庞，显得她是那么润泽神圣，光彩照人。金色晚霞映照侧脸，甚至可以看得见光洁的脸上可爱的小绒毛，圆润的脸庞，稚气未脱，哪里像一个有8岁孩子的妈妈？

看着她，我一时有点恍惚，正发呆间，她似乎感受到我的目光，抬起头朝我嫣然一笑，光洁的脸上两个酒窝深深。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又为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不好意思而感到好笑，于是又低下头笑了一次。

一只刚刚下了蛋的母鸡，受到了惊吓，惊天动地地从我们面前飞过去，直接落进池塘里。我感觉脸有点发烧，忙趿上拖鞋，逃也似的进了过道。

何婶擀了满满一大柴火锅芝麻叶面条，就着猪头肉和凉菜，味道香极了。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饭后离开时，何婶硬塞给我们每人两个又红又大的石榴。

那天之后，我和黄委员隔三叉五地就要到村里去配合各项工作。

每个村还有一个计生办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个村，我们一直相约同行。——村里工作春秋两季以计划生育工作为主。

烟花三月，万物复苏，春光明媚。一行人下小组工作，返程时，故意绕道村子前面鱼塘边的桃树林，桃花灼灼，恍若朝霞，花香四溢，吸引着蝴蝶和蜜蜂纷纷前来，粉嫩的花瓣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娇艳，如诗如画，让人陶醉。

待华波正行至树下不备之时，我用手摇晃她头顶的桃树枝，娇艳的桃花纷纷扬扬落她满头满脸，她笑着回报我劈头盖脸的桃花花瓣，好一幅“人面桃花相映红”。

村子前面有囗大湖，湖水清澈见底，大湖的出水口有个大坝，坝角垒有一个攀着铁扶手可以爬上去的高台，类似一个小碉堡。

我们爬上高台，俯瞰整个村庄。看日落，看遥不可及的青山，看绿树村边合，炊烟袅袅，看湖边的垂柳依依，看湖面上的鸭鹅成群，青年男子在湖里游泳，小孩子在水里打扑通，戏水……

何支书和华波他们也会三天两头骑自行车到乡里参加各种会议。

大多数会议后会留下来，在乡计划生育办公室整理迎接计生检查的资料。每个村在乡集镇上都有定点吃工作餐的饭馆。

我常常会留下来帮华波整理资料，黄委员和何支书在工作任务不重的情况下，提前去饭馆凑一起打麻将或斗地主。

计生办二楼三楼会议室里，会有许多村里的妇女主任和乡村干部各自整理自己村里的资料。

大家边忙边聊天，说说笑笑，好不热闹。华波鬼灵精怪，说话妙语连珠，落落大方，很招人喜欢。

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这些工作永远不要结束，哪怕我们需要加班加点，我也是反对他们三个来帮忙的，那段时间甚至成为我这么多年来最快乐的时候，我们分工合作，偶尔相视一笑……

我和华波一下子熟络起来，我承认自己开始喜欢她，我们很快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泛泛而谈，东扯一句西扯一句，但是总回到一个引起共鸣的中心，我的大学，我的专业，我的室友，我在乡里的糗事。华波会讲到她的从前，她的现在，她的梦想，工作中的桩桩件件……

华波娘家住在距离九里坡村不远的六里棚村，那个村我也去过。顾名思义，离乡政府只有六里路。

华波父亲是村小学校长，家里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到广东投奔在南方的当兵的小叔，在广东佛山安家落户，两个姐姐也各自成了家，大姐是医生。

原本家里条件还算上乘，父母比一般地道的农民更重视教育。那时候能坚持读到高中的孩子很少，更何况是女孩子。

不幸的是，父亲患有家族遗传肺心病，这种病惧怕寒冷，那年冬天极寒天气，父亲没能熬过去，去世了。母亲急火攻心，突发脑出血，送到医院抢救及时，命算保住了，却右半侧身体偏瘫了，大哥给接到广东佛山。

华波辍了学，高中没能毕业，经人介绍认识现在的丈夫刘信，结婚生子。

原本两人和儿子公婆住在村部不远处的一个村子里。前两年，村部对面的十几间废弃教室向外出售，他们买下其中正对村部的三间，靠边一间放上药品装成诊所，另外两间居住。刘信骑自行车走乡串户给人看病，儿子小豆豆也在旁边小学读书。

搬了家，华波闲了下来。恰好村里原有的妇女主任年纪大了，要到外地去带孙子，华波竞选成了现任的村妇女主任，她人勤快又热情，很受村民欢迎和喜爱。

——平凡的故事，平凡的女子，平凡的人生，平凡的生活。

如同天底下所有的农村夫妇一样，他们结婚，然后生活在一起。两个人感情也还好，只是说不到一块儿，就是“三观不合”——在乡下，三观合不合，或许一点也不重要，有吃有喝的就该知足，计较这个的人不管是男人抑或是女人，只会被骂矫情，是作死！

刘信喜欢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然后整天整夜赌博，聊黄段子侃八卦。说话言过其实，爱吹牛皮。没啥个人爱好，除了喝酒赌钱——如果喝酒赌博也算爱好的话。

华波打小爱好文学，初高中时，作文总是作为范文出现在学校的板报上。父母早逝，高中没毕业，为了找个吃饭的地方，不到20岁就草草嫁了人。

结婚后，总喜欢空闲时间看看书，写写画画。有时捧本书误了事，刘信深恶痛绝，日子久了，导致见到家里有书本就“神经过敏”，每每成为夫妻吵架的导火索。

村部里面的破烂阅览室，常年也只有华波一个人会打开门，躲在里面看书写字，里面的破烂书都让她都看了个遍，“只要是带字的书，包括毛选！”华波笑着说，脸上却出现深深的酒窝和深深的愁绪，仿佛眼前有刘信撕毁书本暴跳如雷的情景。

“他是极力反对的，写的文字，见一次撕一次，宁愿我打牌喝酒，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写下点东西。”

华波说下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了平时的活泼开朗，眼神里充满了深切苦痛的忧伤，眼睛里也有了点点泪光。

沉默，长久的沉默，她抬头看向外面的蓝天白云，目光深邃悠远。我为她难过 ，却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是陪着她，看向天空，良久地呆坐……

九里坡(它是全乡地势最高的村，原是叫九里山，沧海桑田，山不见了，只剩一个肉眼看得见，骑自行车感觉吃力的山坡)，从乡里出发，前往九里坡村，必须经过一条柏油马路，这是条国道，会有大货车日日夜夜呼啸而过。柏油路由于长年吃重的原因，变得坑坑洼洼，没几年就要重修一次。

顺着柏油路，有一个陡峭的漫坡，奋力骑上坡，右转，离开大路，顺着平地，是一条和柏油马路宽窄相同的沙石路，同样是坑坑洼洼，透过路两旁的小树，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梯田。沙石路一上一下，路两旁的梯田也随着路高高下下。每隔几里路，会有灌溉田地的渠道。

这条柏油马路把整个乡分成了两个部分，柏油马路上面是属于“山高头”，下面属于“山底下”，其实并没有山，只是上面的地势更高一些，下面的地势低凹一些罢了。

奇怪的是，“山高头”地势高，却以种植水稻为主，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田，一年种两季庄稼，上半年的水稻和下半年的麦子，油菜。而地势较低的“山底下”几个村，却有大片的旱地，种有大豆、芝麻、玉米，下半年也是小麦，油菜。乡里甚至还有几个村，专门种植蔬菜向外零售，增加收入。

那年冬季计划生育突击检查。我下午赶到了村部，和华波一起从下午一直忙到夜晚十点多，乡里通知第二天凌晨五点就要赶到路口，迎接检查组的到来。

这样一来，华波就要在晚上和我一起赶到乡里。有许多村里的计划生育管理员都会到乡里借宿，然后早起迎检。

我和华波各骑一辆自行车，我后座上梱着一袋子资料，摸黑朝乡里骑。寒风呼啸，十几里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天又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快要赶到乡里的，是那条柏油马路，下去时有个向下俯冲的大坡，半道正施工，有一堆石子堆在那里。

我们刚刚骑上马路，对面一辆大货车雪亮的远光灯恍得眼前一片漆黑，华波一下子慌了神，飞快地冲下去。

“快，快捏刹车！”我急得大叫！

幸好我走在前面，一别车头，我和华波的自行车同时倒在石堆上！如果不是石子，无论是倒在货车的前面，还是掉到下面的斜坡中，后果都不堪设想！

这个高坡是车祸的高发地，每年都有人在这里出现程度不同的事故。

有惊无险！华波穿了件黑色长款羽绒服，只是腿蹭破了一点皮，我们的手撑在了石子上也都出了血。

我检查华波的伤:“你没事吧？吓死我了！好险啊！”

华波竟嘤嘤地哭了起来。

我慌了，扶着她一只胳膊，试着拉她起来。她瘸了一条腿，显出很努力的样子，慢慢地站起身。

北风呼啸而过，借助路过的车灯，我看见华波的脸色格外苍白，显得是那么虚弱无助。我不管不顾，一把把她抱在怀里，感觉到华波在不停地颤抖……

我们就这样在寒风中站着，许久，她默默地推开我，扶起自己的自行车，努力地骑上去，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上，她和许多村妇女主任住在计生办楼下，没有人知道她的伤，我在宿舍辗转反侧，担心着她的伤，发信息，她只回两个字:“没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家都在乡政府集合，华波也在。我们分别乘坐二辆乡政府的大众车，和三辆乡里抽调的面包车前往县检查组到本乡必经之路去等候，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车里面塞满了人，空气憋闷，下车走动又太冷。

一个多小时后，县检查组三四辆面包车姗姗来迟，十五个组当场抓阄，或者由县里早就定好的。

这次没有抽到九里坡村，我们还要前往抽到的村配合检查。

我们分成小队下队里陪同。我俩没有分进一个小队里，我担心华波的伤势，远远看她像没事人一样，只变得比平常沉默。我找机会悄悄地问她，她只粢然一笑就走开了。

从那以后，她一直刻意躲着我。

日子迭加着日子，大半年过去了。

我们的工作，一般都是下队里催催外出务工的育龄妇女的孕检单，然后有各项指标任务，迎接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

黄委员、何书记还有另外一位中年村民兵营长，一见面就喜欢聚在一起用扑克牌斗地主。我俩年轻，东奔西走的工作自然是当仁不让了。只是每一次下队，那个高高壮壮的计生办驻队中年蔡姓工作人员总是随行。

有一个下午，我俩下队工作回到华波家，小蔡因计生办有事提前回去了。他们三个人还在斗地主难舍难分，刘信也出了门。

华波从里屋拿出一本厚重的，纸张发黄的日记本，默默地递给了我。我无所适从，忙把本子装进随身携带的背包。

晚饭后，我们告辞回到乡政府。

是夜，月明星稀，天地一片静谧。我回到宿舍，打开台灯，竟莫名的有点激动，关紧宿舍门，我拿出了日记本。

是我熟悉的娟秀的梅花卷字！一篇篇长短不一的日志和散文随笔，文字虽略显稚嫩，却是文采斐然，真实感人。

3月10号，星期三，雨

足迹模糊在黄昏，随记忆的书一摞摞垒起，逐渐销声匿迹。徘徊在烛火旁的两只瞳孔，在狂风肆虐后，失了明。惟听窗棂呜咽，像你雪中厚重的跫音，在寒风暴行下，甘心沉溺。

他再一次摔门而去，夜不归宿，我明知道他在哪里狂赌，也不愿去像那些妇女一样死缠烂打，求他收手——甚至他不在家我心生喜悦，我可以看我喜欢的书，写自己的文字——虽然我会小心翼翼地听着外面的声响，刮阵大风都会令我心惊肉跳！——好像犯错的不是他，而是我。

有一个问题反反复复地影响着我的情绪，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再快乐了，或者说，快乐很难，找不到快乐！

有时候，我会反问自己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我这一生来到世上又是为了什么？

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2001年，在陕西农村生活了33年的农村妇女刘小样，给《半边天》栏目组，写了一封震惊世人的信:“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

梦、爱、自由与现实到底该怎样排序？自己如何平衡“月亮与六便士”的能力？推翻现有生活而去重建的后果，并非人人都可以承担，只能尽最大努力，去对日常进行调整和修补。——如此拧巴的生活我又能坚持多久？

原来人都逃离不开世俗，任你再淡泊的心境，都会被拉拽进世俗的漩涡，生生地撕扯你的灵魂。

很想很想做自己，可是为什么我没了自己。我的生活过得一团糟，我很质疑我自己，我到底能做什么，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吗？

回想了这几年，经历的事情不可对外人道，它夺走了我的青春和快乐。——并且永远！

这几年的发生了好多事，好多我本无法承受的事情却不得不面对，我努力地安慰自己，让自己坚强，却时不时地在某个点想不开，时不时就纠结我自己，并不是我矫情，而是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所有的人都认为吃饱喝足都足够了！包括他，总是指责责备我矫情。

林徽因写的一段很感同身受的话：“其实结不结婚，都会后悔。巷子里的猫很自由，却没有归宿。围墙里的狗有归宿，却终身都要低头。人生这道选择题，怎么选都会有遗憾。但请你记住，无论怎么选，谋爱前先谋生，爱人前先爱己。一个人没有经济能力，才是万劫不复。”

北岛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梦会碎，为了孩子！

我一口气看完这些文字，眼见她悄悄写下文字的情景，内心一阵悲凉沉重。她是个漂亮有学识的好女子，像一朵向日葵，极力挣脱束缚……

我将如何帮到她呢？冬天来了， 天冷得出奇。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滴水成冰。后来许多年里，人们在报道天气寒冷的时候，总会拿那年相比。反正以后许多年都没有那么寒冷的冬天。

一夜大雪，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天地混沌，田野和乡镇大院里白茫茫一片。雪花绵密，且柔且劲，天地一色，路上行人车辆稀少，地下滴水成冰，有些压水井上了冻，吃水都咂冰窟窿。人人都偎在家里烤火，冻得缩头缩脑。

越到年底，乡里工作越忙，迎检，接待，考核，表彰，还有下队慰问，我整天忙得焦头烂额。

我己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到九里坡村了。

早上，我刚刚从宿舍起床，黄委员就打来电话，约定上午去一下九里坡村。

我在政府食堂吃过早饭，黄委员就来叫我一起到街上坐一辆面包车下队。

面包车开到了村部后院，华波家门口停了下来。

我俩跳下了车，径直走进村部，敞开的大门，里面的办公室却一个个铁将军把门，打电话给何支书，他说沙石路上了冻，只能步行，他刚从一家农户里出来，正朝村委会赶，要我们到华波家找她拿钥匙。我俩只转头前往村部对面华波家。

诊所和房子的门都大开着，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摔东西的声音，其间还夹杂着女人孩子的“嘤嘤”哭声。

见到我俩朝院子进门，门前小黄狗狂吠起来。听到激烈的狗叫，哭闹声停了下来。

刘信气势汹汹地从门里走出来，还把门重重地摔到身后。他赤红着脸，一见是我们，没有了平常的热情，招呼也不打，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俩很是尴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但是村部没有人，也只得硬着头皮进了屋。想到找华波问一下情况。

华波蜷缩在墙角，搂着儿子正无声地啜泣，地上一片狼藉，有碎了的饭碗盘子，地下还有撒了一地的饭菜。最多的却是被撕得稀碎的稿纸，纸屑像白蝴蝶似的铺在腥红的砖头地上，触目惊心——我一下子明白了事情的缘委，默默地接过华波递过来的村部钥匙，想安慰她几句，终也是忍住了——华波一直低垂着头，不敢面对我们。但是我还是看到满是泪痕的脸上看到斑斑血迹，她的脸上明显地受了伤，泪汪汪的眼睛满是无助和忧伤。那个男孩伏在她的怀里，搂着她的脖子，边哭边叫:“妈妈，妈妈”……

黄委员拿了钥匙出了门。我想留下来又觉得不合适，迟疑了一下，也跟着黄委员到了村部。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默默关注， 任由灾难发生，无所适从。

两年过去了， 我的工作调令下来了，我收拾东西准备前往另一个县去工作。

临行前，何支书带着华波他们一起来乡里为我送行。我在政府食堂招待他们，趁机归还了华波的笔记本——我好残忍！日记本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只是用力握了握她冰凉的手，期望用眼神给予她鼓励。

——新的任职让我兴奋不已， 哪里还有心思顾及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农村妇女呢？

那天晚上，华波少有地喝了点白酒，没有醉，只是比从前变得沉默……

我的工作又从一个县里调到一个县，又到另一个县，职位也越来越高了。成了家，妻子是一位幼儿园老师，温柔贤惠，很快我们有了儿子 。工作在变 ，妻子儿子跟着我不断地搬家 ，结识了新的人，面临新的挑战——只偶尔听人说起华波的消息，想起从前的种种，短暂沉默。

午夜梦回，往事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容易记起眼前浮现她那张殷殷期盼的年轻的脸，心没来由地触痛——于我，她已经成为回忆，不重要了！

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2015年的冬季。我在邻县任县长，职位高了，身上的担子重了，工作也是没日没夜的，每天找我的人也很多，有亲戚，有朋友，甚至有的素未蒙面也冒了出来攀亲戚。他们的到来，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叙旧，而是各种问题求我帮忙解决，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我也不堪其扰——子女就业，家人生病，邻里纠纷，中年失业，甚至报考志愿，当然最多的是缺钱。

这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和一个乡党委书记聊工作 ，门口肯定也等有找我汇报工作的人。精明强干的年轻男秘书敲了门进来——这是很少有的事情——“罗县长有个自称叫华波的女人找你。她执意要进来，说只要告诉我你她的名字，你一定认识，我把她拦在门口 。＂

“华波？”十几年过去了，我再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心里没来由地“咯噔”一下，脑海一下子浮现出来华波那清纯忧郁的样子。

我站起身，冲着秘书微笑：“哦，是的，我知道，你请她进来吧！”

中年发福的乡党委书记见我有客人，连忙起身告辞，同秘书一起说着话走出了门。

不一会，有人推开了门。眼前是一位脸色苍白，瘦瘦小小，篷头垢面的农村妇女，迟迟疑疑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一身洗得发白的运动服装，皱巴巴的。

“罗县长，我……”女人嗫嚅着。边说话边拘谨地踱进来，上衣似乎拉链卡住一样，两只手一个劲撕扯着。

她是华波！真的是华波！ 扯拉链的动作是，说话的声音也是——可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不细看我还真没有认出她来。她应该才刚刚四十岁左右吧？

“罗县长，你……”女人再次开口说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原本相互直呼其名的。她不再亲切地称呼我的名字，而是……罗县长！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在我听来尴尬又刺耳。

我突然想起来闰土再次见到鲁迅的时候那句谦卑的：老爷。内心一阵悲凉且刺痛。

“你好！你好！华波，你还是叫我伟平吧？快有十几年没见了吧？你……”想说一句你老了或者你变了，又自觉不合适，我终也没能说出口，忍住了。

华波听我这样说，突然一改进门的拘束，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你升官了，肯定忘了我，一般都是贵人才多忘事。”

口气竟还有点忿忿不平。

我愣住了！一时语塞。眼前这个瘦弱的农村妇女，怎么也没法和我心目中的那个灵动活泼、古灵精怪的华波联系在一起。

“罗县长，我来找你你别怕，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才想找到你，刘信早就和人跑了，跑也就跑了， 儿子开赌场又被抓了。你是我认识的最大的官，官，你看……”

华波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泪流满面，唾沫飞溅。我终于知道了——这几年乡医收入低了，丈夫刘信外出打工和别的女人有染，孩子辍学，无所事事，开赌场为业，让当地县公安局抓了。

“别哭 ，别哭……华波，我帮你问一下。”我抽起桌上的几张抽纸递给她。

她仍啜泣：“谢谢，谢谢，我就知道你是好人。”门口响起敲门声。

华波知趣地站起身来。又习惯性地用手把那拉链一上一下地拉着，这个动作又使我记起十几年前的点点滴滴，还有那本发黄的日记本。

“华波，你吃饭了吗？ 中午在这吃饭吧？”

“不用，不用。我哪里还能吃得下呀？”看她起身要走，我心里大大不落忍，忙承诺:“放心，我会安排人过问孩子的事的。”

又记起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华波 ，你还好吗？还在村里担任妇女主任吗？何支书他们怎么样？”明知道自己问话多余，或许会刺痛华波，可我还是忍不住：“还写点东西吗？你的文笔很好……”

“哈哈……”我的话还没说完，华波便很实兀地笑起来，尖厉夸张：“你说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有什么用呢？……是当钱花吗？”

话说得磕磕绊绊，口气竟像极了当年的刘信。我无言以对，打电话叫来秘书，请人开辆车送她回家。

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办公室里，内心深深地刺痛，空落落的，人又少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