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奶奶牵着小毛驴，径直去了通格朗学校。奶奶给我报了名，并独主其谋将“郝明才”改为“王进考”，帮我走上了一条崎岖不平的求学之路。

那时，奶奶怕妈妈反悔。她认为把我直接送到学校就是学校的人，即使妈妈反悔，学校是不会轻易让我走的，事先奶奶已和学校定了“拱手同盟”。

到了学校接待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刘勤学。他对我比较关照。那时因为学校离家远，远路的同学都是寄宿念书，我也不列外。

当时，在这个学校念书的还有大我几岁的表姐和我们邻居的几个孩子，奶奶帮我报了名，安排了食宿，并给老师和表姐安顿好后，便牵着小毛驴回家了。

乡村小学条件很差，我们六七个孩子住一间屋，清一色的土房土炕，每个学生铺一根沙毡，盖一床棉被，个个灰头土脸。这是公元一九六五年的深秋。

奶奶紧锣密鼓的“双边谈判”，最终还是耽误了我一个月的学习时间。

入学的第一天，我记得一年级的拼音已全部学完，已开始学汉字“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了。

为了弥补我的拼音，刘老师手把手给我补课。但必定没有经过正规的跟班学习，对于拼音，我吃了不少“夹生饭”，至今分不清前鼻音后鼻音。现在我能在电脑、手机上用拼音打字，也是出于完全自学和后来女儿的辅导。

刚刚入学，面临第一次考试，一百分的卷子，我只考了二十分，面对这个分数，我大哭不止。

对我的此次考试成绩，刘老师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也是他预料之中的事。因此，对我并未批评，而是自己觉得脸上很不光彩，挂不住而哭泣不止。

那个年代，乡村没有学前班、幼儿园。继父母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更谈不上辅导孩子。每个孩子都是自然生长，能不挨冻、不挨饿就算尽到了义务。可事实上挨冻受饿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虚九的我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十以内的加法都算不了。

校园，与我成长和熟悉的黑炭淖尔那片旷野完全是两个概念，它为我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窗。那个只会带孩子、放毛驴的郝明才一再告诫现在一心求学的王进考，要抓住奶奶给我创造的机遇，好好学习！争强好胜的我，暗下决心，决不能输给别人！因此，我抓住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弥补拉下的课程。

后来，由于房源紧张，学校安排学生与老师同住。刘老师是单身，学校分配的学生他不要，偏偏点名要我和他一起住。想上天遇着龙抓，为我创造了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我比较勤快，每天除了打扫家，还给刘老师端水擦桌倒夜壶，深得老师的偏爱。

刘老师每天晚上要坐在办公桌前备课批改作业，我也坐在刘老师旁边，温习曾经的过往，遇到不懂的问题，身边就是老师，因此我能经常吃点偏锅饭，进步不小。

第二个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居然名列前茅，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满分，并坐上了班干部第一把“交椅”。

因为是“大班长”，管事比较多，我的认真负责，也惹怒了一些同学，遭到一个同学的极端报复。

原因是在一次自习课上，这个同学调皮捣蛋，我劝说了几次无济于事，愤怒之下，我把这个同学拉出来，摁在地上使之拳脚。

随后，班内便发生了一件偷窃事件。一天晚上，老师把我们几个住校生，叫在教室说：“有人丢了一瓶墨水，谁拿走了请主动送到我的办公室！”大家默不作声。

老师又说：“如果同学们不主动上交，那就搜查。”

说来也怪，老师一搜查，结果在我的桌子里发现了那瓶墨水！

天大的冤枉！

当时，我一下子蒙了，脑袋一片空白！

真不知什么时候，哪位同学偷悄悄把这个“赃”嫁祸于我！

同学们一下炸了锅，从大家表情不难看出，老师同学都不大相信“大班长”能干出如此龌龊的事！

我则无地自容。秀才遇上兵有嘴说不清，委屈的泪水如汩汩清泉，顺流而下。

当时，不知老师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不记得。待我安静下来，找到老师，诉说了我的委屈。

其实老师也很清楚，他也不相信我会干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后来老师把被打的那个同学叫过来核实，供认不讳。

我还是一班之长。

只是，我这个班长比别人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辛苦。每天收发作业是我的一项任务，生火炉子、打扫卫生也是我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

时间走到公元一九六八年，我十二岁，三年级。“文 革”的疾风暴雨在这个山村学校也是山呼海啸，学校不怎么上课了，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无止的批 判大会。

记得，学校从附近村社弄来一个老汉，听说是“国 民 党的特 务”，这个“特 务”就成了我们学校“革 命”的对象，每天呼口号，开大会。

有天早上，上课时间一到，学校通知开会，把所有师生组织起来，列队走到乡村一颗大树下，我一看才明白，那棵大树上吊着一个人，定睛细看就是我们学校的“革 命”对象，只见这个“特 务”身上穿得还是那身白茬子烂皮袄、烂皮裤，脖颈上勒着一根绳索，吊在树杈上，舌头像夏天的狗伸的老长。

好多同学看到这个场面吓得哇哇直吼，老师赶紧整顿队伍，把学生按年级排好队，围绕这颗大树围成一个大圆圈，开始呼口号“打 倒XXX”、“革 命 无 罪，造 反 有 理”等等。

后来，学校基本不怎么上课，老师被拉出去批斗，学生的主要任务是“破四旧、立四新”，高年级的学生都组织起来，到乡村破旧拆庙，批斗牛鬼蛇神。我们低年级的学生则放假回家未参与，当然也失去了红极一时的免费“大串联”。

学校本来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结果变成了批斗场所。

那时，我的求知欲很强，信心十足。自己鼓励自己要好好学习，争取考试能得第一，能得到老师的表扬，能继续当我的班长，就是我的最大理想。但学校没有图书馆，农村没有书可看。农村孩子想读书，除了教科书还是教科书。

回到奶奶家，我问奶奶家里有没有书？奶奶翻箱倒柜，找到了父亲当年念过的几本教课书，我拿住以后手不释卷，如饥似渴。

我的那几本书，几乎背得熟烂如泥。父亲念过的这几本书，也让我翻得伤痕累累。

记得，父亲的那些书都是繁体字，竖排；我学的却是简化字，横排，对很多字不认识。那时没有《新华字典》，更没有“百度”，唯一的办法除了请教老师，就是自己慢慢琢磨，只要认识上一个字，那么下一个字便慢慢吟诵出来了，以后遇有机会再矫正，因而我认识了很多繁体字。

上了初中后，父亲才给我买了一本《学生字典》，收到这份珍贵的“礼物”，不善于表达情感的我，居然喜笑颜开，如获至宝。我将它奉若神明，视如老师，解疑释惑的任务就交给了它，查找每一个字都是小心翼翼，它在我的书包里陪伴了我两年！后来我有了《新华字典》，把这本字典送给了我的朋友。

如果没有那场轰轰烈烈的革 命，我能稳定地如愿以偿念到高中毕业，以我个人的努力，进入重点大学十拿九稳。然而，“文 革”开始后原有的高考制度被中断，成千上万的学子梦化为泡影。

一九六八年以后，我的求学道路变得异乎寻常，虽然形式上也在升级念书，但断断续续，打打闹闹，基本处于无书可读，无试可考的状态。勉强念至初中，回乡劳动，学业基本停留在四年级水平。奶奶曾希望她的小孙子也能进入高考，然而高考无望，中考都希望渺茫，王进考何故被禁考？！

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我们大队办了一所民校。忘记了什么原因，把我们在通格朗学校念书的本大队学生，都转回大队民校。

玩耍是孩子的天性。不知谁发明的高跷，一下子在我们乡村流行开来。我找了两根木头棍子自制了一副高跷，每天上学踩着高跷，十分滑稽可笑。翻沙越岭跑到民校，几个年级的几个学生搅和在一起，耍上半天就跑回来了。

下篇预告：面对民办小学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父亲想让儿子上个好点的学校，到了四年级的下半年，居然把我转到了他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城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所在地阿勒腾锡热镇（简称“阿镇”）的一完小去上学。敬请继续关注下篇《王卫东难以抹去的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