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现名为丰城市张巷镇，离白马古寨北边三华里处，一条小溪缓缓地绕着一个古朴的小村而过。在小村的后排，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人字墙房屋，远远地注视着南方的古寨，显得格外的耀眼。该房住着兄弟三户人家。癸卯年农历九月初一的晚上，在东厢房的前室，一个男婴呱呱地来到了人间。我出生了。
作者三岁时照片
据母亲说，我是一九六三年农历九月初一的子时出生的，也就是这天晚上的十一点至次日凌晨一点之间。但那时在乡村，农户基本没有时钟，更没有手表，母亲和在场的我的外婆及大姨妈，都不能确定我出生的具体时间，更不能像现在的婴儿出生那样，时间可以精确到分秒。
由于子时在晚上，而且跨越两个时日，没有明确的出生时间，这就给我带来了一个终生也解不开的迷团——我的生日是哪天呢？同时也给我日后过生日造成了很大的困惑。有人说我的生日是初一，有人说我的生日是初二。这使我常常感到难堪。
说我的生日是初一的，是我的母亲。母亲说，她曾就此事问过当时在场的我的外婆、大姨妈等人，也曾请算命先生推算过。说是子时出生的人，如果是男孩，一般是会在十二点之前出生，其生日应该是当天；如果是女孩，就可能是在十二点以后出生，其生日可以认定为次日。根据我的生辰八字，大家都认为我的生日应该是在九月初一。
母亲强调说，当时农村的习惯，一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时间的计算，一般是从当日天亮开始直至次日天亮，也就是白天加上当天的整个晚上。按照这个计时方式，我的生日无疑是在九月初一。
而且，“一”是数目字中最小的正整数，具有开始、生发的动态内涵。初一又是一月之首，至今乡村还有在“初一”、“十五”这两天，焚香燃爆敬天祭祖的习俗，是一个吉祥之日。因此，在申报户口时，母亲确认我的生日为九月初一，并依当时农村惯例，将我农历出生的时日，填写成我的户籍出生日期，也就是1963年9月1日。实际上，这一天是公历1963年10月17日。母亲在世时，为我过生日，都是在农历九月初一这天。
作者母亲年轻时拍摄于武汉
然而，也有人说我的生日是农历九月初二。持这种观点的，其代表人物就是我的妻子。她同样搬出算命先生来，也说问过很多老人，从我的生辰八字测算，可以确定我是在当晚十二点之后出生的，认为我的生日应该是九月初二。为此，每年的九月初一，我要过生日时，她都持否定的态度，搞得我很有些扫兴。不过，在我的坚持下，她还是很配合的，有时也会令我感动。
母亲说，生我的时候，我的父亲正在武汉工作，当时乡村医疗条件有限，只能在家里生产，请“接生婆”帮助。初一的前两天就发着了，因为是生第一胎，她自己年纪又小（不满十八周岁），我很不配合，致使她难产，痛得要命，差点就不行了，两天两夜才把我生出来。我也曾无数次地问过自己，为什么老躲在母亲怀中不出来呢？是对母亲的胸怀太过于依恋呢，还是怕面对这纷繁复杂的世界呢？为何要如此这般地折磨母亲呢？是天地太大难以适应，还是母亲身体虽小但却安稳踏实呢？几十年来，我始终找不到答案。
尽管我的命途坎坷，也曾几次差点死去，但我还是非常感谢我的父母亲，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哺育了我成长，留下了我青壮年时期的美好回忆。每逢九月初一，我就更加思念我的父母亲。母亲在的时候，这天早晨，她都会给我煮上一大碗面条，外加三个荷包鸡蛋，叫作长寿面，算是给我过生日。尽管有些简单，但这是我在母亲身边最快乐的日子之一，表达了母亲对我真挚而深沉的爱。现在想来，我还总觉得满嘴飘香，沁人心脾，回味无穷。为此，我也就习惯了把这一天当作自己真正的生日。虽然现在过起生日来，已是今非昔比，很是丰富多彩的，但我总感觉没有母亲在时的味正情浓，好像“山寨”、“水货”似的。
作者少年时全家福
如今，我的父母早已去世多年。每逢农历九月初一，我都悄悄地来到父母住过的老房子，用手摸摸他们曾开过的老式门窗，看看他们曾睡过的硬板木床，坐坐父亲亲手打制的低矮木椅，端一端母亲使用过的茶杯，仿佛父母就在我的身边。他们正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我，真诚地向我祝贺生日，合掌为我祈祷。我们心有灵犀地交流着。此时此刻，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多年来的酸甜苦辣，像决堤的洪水奔泄而出，我喃喃地呼唤着父母，倍感“有妈的孩子像块宝”的真正含义。在感激与思念中，我写下词一首，用于表达自己的心绪。
相见欢·秋思
徘徊独看亲房，院依常，高树几株、偏角锁门窗。
父早走，母随后，断人肠。无限哀思、求雁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