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基于农业民族的忧患意识，忧患“天命无常”而“不易为王”，提出“君权天授”。
天即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这就必须“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
群体至上的观念，井田、宗法的制约，就导向“以德治国”。围绕“德治”这“一个中心”，依靠“礼”和“乐”这“两个基本点”，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这就产生了“现实精神”。
这里的“乐”，是音乐（艺术），也是快乐（审美），无论是艺术还是审美，无伦风格如何，都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也是和谐的，因为我们不但要忧国忧民，还要自得其乐，这也就是“艺术精神”。
可以说，忧患是出发点，快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也是中华文明的地基和承重墙。所以说，周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实际上，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因此，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
